黄旭华的传奇人生（之二）

黄明高

揭秘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的传奇人生
图纸与模型
　　成立不到10年的新中国，朝气蓬勃。
　　29人组成的造船技术研究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真正的核潜艇什么样，大家都没见过，但就是有着一股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
　　1959年10月国庆十周年，赫鲁晓夫来华，我国再次向他提出援助研制核潜艇的问题，他傲慢地拒绝了。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说：中国想造核潜艇简直是异想天开。
　　当月底，毛主席在与周总理研究发展尖端武器的时候，说出了鼓舞一代人奋斗终身的话：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没有任何参考资料，没有任何外界援助，面对前无古人的难题，黄旭华和同事们从调查研究入手。
　　他们在海量的杂志里，大海捞针般寻找保密控制很严的核潜艇资料，把零零碎碎的资料分析整理，汇总成为核潜艇的总体布局。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少可信度，大家心中没底。
　　就在这时，有人从国外带回两个美国“华盛顿号”核潜艇的儿童玩具模型。黄旭华和同事们非常兴奋，把模型拆了装、装了拆，里面密密麻麻的设备，和他们凭借零散资料画出的图纸基本吻合。
　　这不验证了大家的探索嘛！没错，核潜艇就是这个样子！
　　仅用3个月，黄旭华和同事们提出了5个总体方案，其中3个为普通线型，2个为水滴型。
　　三步并作一步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核动力潜艇是水滴型。
　　水滴，大海的一分子，能与大海融为一体；水滴型核潜艇，摩擦阻力小，水下机动性和稳定性好。
　　为了这个“美丽的遐想”，美国谨慎地走了三步——先把核动力装在常规线型潜艇上，再建造水滴型常规动力潜艇，最后结合成核动力水滴线型试验艇。
　　中国的核潜艇研制，是分三步走，还是一步到位？
　　带着方案，黄旭华和同事们一头扎进上海交大的拖曳水池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刚建成不久，尚未通过验收，仪器仪表等装备都不齐全。
　　为确定水滴型艇水下高速航行时的机动性和稳定性，黄旭华带着一帮技术人员，在实验室一待就是小半年。水池长度只有100多米，有些试验无法完成，黄旭华提出，用人工增加激流的方法来弥补水池长度的不足。
　　反复进行了各种试验后，终于建造了一艘25米长的模型小艇，只容一人进去操纵。模型艇在北海走了一段时间，大家普遍认为，“这条艇，比常规艇好操作”。
　　黄旭华信心大增，毅然敲定核动力水滴型潜艇。“这就像部队行军，已经有侦察兵探出一条准确道路，再没有必要去走弯路。”
　　1961年11月，黄旭华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七研究院〇九研究室副总工程师。
　　1962年底，李世英调到北京，一家人终于团聚。
　　— 3荒岛之歌 —
　　每个人手中的每一件小事，最终都归结到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性能上。
　　——黄旭华
　　扛下苦与难
　　三年自然灾害后，中央决定全面上马核潜艇研制工作。
　　1965年，研究所组建，黄旭华任副总工程师。
　　1966年，黄旭华拖家带口，和一批技术人员进驻辽宁的荒岛葫芦岛。
　　刚上岛，他们就领教了风沙的厉害。一阵大风刮来，女儿小燕妮差点掀倒在地。岛上有这样一首打油诗：葫芦岛，两头大，中间小，风沙多，姑娘少，兔子野鸡满山跑。
　　大家苦中作乐，戏谑道，岛上一年刮两次大风，一次刮半年。也想过植树造林，可不到几天，树苗就被大风吹跑了。
　　岛上粮食、生活用品供应有限。只有一间杂货部，一楼卖米、面、油，二楼卖布匹等生活用品。在黄旭华的带领下，大家当起“挑夫”，每到外地出差，就“挑”些物资回来。最厉害的“挑夫”，一个人背回23个包裹，最重的一个达150斤！
　　生活的困难，不算什么。有更高的科学高峰，等待他们去攀登。
　　核潜艇技术复杂，最关键的有七项：核动力装置、水滴线型舰体、舰体结构、人工大气环境、声呐、惯性导航系统、发射装置等，人称“七朵金花”。
　　仅解决其中一项，都有巨大的工作量。核潜艇数据复杂，要运用三角函数、对数等复杂运算公式。没有计算机的年代，所有的计算都靠人工打算盘和拉计算尺。
　　窗外，风沙怒吼；屋内，聚精会神。噼里啪啦的算盘声，硬邦邦的窝窝头，成为我国第一代核潜艇工作者青春年华的注脚。
　　黄旭华将研究人员分成两到三组，同一数据同时开工，算出来结果一致就通过，不一致，从头再来。有时候，为了一个数据，大家会算上几天。
　　岛上时光，没有上下班之说。所有人都知道肩负的重大使命，那就是尽快研制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核潜艇。
　　晚上10点多，食堂有时会送来豆浆、馒头。30多岁的研究员尤庆文只喝豆浆，把馒头揣回家，大人饿点没关系，孩子可正在长身体。20多岁的曹志荣饭量大，总是吃不饱，晚上11点多饿得撑不住了，就回宿舍睡觉……
　　大国崛起，上下求索。在那片荒岛，他们为民族扛下了苦与难！
　　“斤斤计较”
　　大师总是能用简单的话语，厘清复杂的问题。
　　黄旭华用三个字，指出核潜艇的关键：艇、堆、弹。
　　核潜艇发射导弹，要先从水底把导弹推出去，升到空中一定高度再点火。这种发射是摇摆的，比陆地发射难度大很多。稳定性对核潜艇至关重要。
　　数千吨的艇，要装上几万台（件）设备，怎么精准地测出各个设备的重心，再调整出一个理想的舰体重心，是个尖端课题。
　　黄旭华采用最原始的办法，把科技人员派到设备制造厂，弄清每个设备的重量和重心。设备装艇时，在船台进口处放一个磅秤，每件设备一一过秤、登记，施工后的边角余料及剩余的管道、电缆，再过秤扣除。
　　曹志荣等年轻的大学生被安排做称重的活。黄旭华要求记录的重量必须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并一个个检查，不合格的退回去重称。“我们是来干大事业，做这些初中生都可以做的小事，大材小用。”私下里，有人嘀咕。
　　黄旭华抽出时间挨个谈话：每个人手中的每一件小事，最终都归结到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性能上；稍有不慎，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言传身教，一批又一批的科研工作者，在黄旭华的带领下，养成严谨细致的科学习惯，迅速成长。“斤斤计较”制造出来的核潜艇不负众望，艇体下水后的试潜、定重测试值和设计值完全吻合，一艘排水量达数千吨的艇，能做到如此完美，实属不易。
　　65吨重的假陀螺
　　黄旭华始终坚持，尊重科学，按照科学规律搞核潜艇试验。
　　当时，国外权威文章提到，美国导弹核潜艇装上一个65吨重的大陀螺，利用陀螺高速旋转，在发射导弹时把艇体平稳下来。经过理论分析和试验后，黄旭华大胆地取消了这种设计。“我们的核潜艇没有一件设备、仪表、材料来自国外，艇体的每一部分都是国产。”黄旭华斩钉截铁，他坚信，不用大陀螺依然可以保持稳定。
　　对于年轻一代科研人员，黄旭华会送他们“三面镜子”：“放大镜”——扩大视野，跟踪追寻有效线索；“显微镜”——放大信息，看清其内容和实质；“照妖镜”——鉴别真假，汲取精华。
　　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国导弹核潜艇并没有安装65吨重的大陀螺。报道完全是子虚乌有。
　　不打扰的“相守”
　　进入上世纪70年代，黄旭华和同事们开始“丰收”——
　　1970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1974年8月1日，这艘核潜艇被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
　　至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越是有成就，越是要把自己埋得很深。
　　黄旭华的辉煌，女儿们浑然不知。她们只知道，爸爸很忙。
　　漫长岁月里，李世英独自带着孩子，用成全来守候。
　　300多斤的煤球送到楼下了，李世英和黄燕妮，一撮箕、一撮箕，往三楼搬。
　　二女儿出生了，岛上生活困难，李世英忍痛将孩子送到上海外婆家。
　　地震来了，李世英抱着刚出生的三女儿黄峻，拉着大女儿往外面跑……
　　劳累，沮丧，无数次冲击李世英心头。她从不埋怨，从未落泪。
　　一年冬天，大雪纷飞。黄燕妮上学途中跌入雪坑，大雪没过胸口。李世英上山找到女儿时，黄燕妮已双颊青紫。到家后，黄燕妮昏迷了九天九夜。李世英衣不解带，日夜守候，把女儿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
　　数日后，黄旭华回到家里，才知道女儿大病一场。“姑娘好样的！你敢冒大风雪上学，好！”黄旭华笑着摸摸燕妮的头，“要勇敢往前闯，但也不要蛮干。”
　　— 4痴翁之梦 —
　　越是危险的试验，越需要沉着冷静。我要和大家一起参加极限深潜试验。 ——黄旭华
　　黄燕妮的“理想”
　　1976年，黄燕妮19岁，三妹黄峻3岁。研究所搬至武汉，她们也来到长江边。
　　动乱年代，黄旭华没有放弃过自己的科研，也鼓励孩子不要放弃自我学习。此前，黄燕妮在工地上筛沙、搬砖……
　　1980年，武昌地区统一招考，该研究所有三个名额，黄燕妮果断报名，顺利考入研究所工作。
　　小时候，黄燕妮在父亲书桌下塞了一个小板凳，坐上小板凳她就畅想，长大跟爸爸一起工作，这样就能天天看到爸爸。
　　黄燕妮实现了“理想”的前一半，但没办法实现后一半。
　　1983年，黄旭华被任命为第一代核潜艇的总设计师。他更忙了。
　　花甲痴翁探龙宫
　　核潜艇只有深深地隐蔽在海洋中，才能对敌人产生真正的威慑。
　　1988年初，我国第一代核潜艇将按设计极限，在南海开展深潜试验。这艘从里到外全部由中国人造出来的艇，能闯过首次极限深潜大关吗？
　　这是一次极危险的试验。
　　上世纪60年代，美国王牌核潜艇“长尾鲨号”在深潜试验时失事，160多人葬身海底。
　　眼看着深潜日期一天天临近，参试人员的思想包袱越来越重。“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有人唱起了《血染的风采》，还有人写下了遗书……
　　无奈之下，艇长、政委向黄旭华求助。第二天，黄旭华带着尤庆文等设计人员和战士们座谈——
　　对深潜，我很有信心！我们准备了两年，一丝不苟。每一台设备、每一块钢板、每一条焊缝、每一根管道，研制单位都反复检查，签字确认，确保万无一失。
　　对深潜，我也有担心！是不是绝对没有一点疏忽、没有一点漏洞？是不是还有哪些超出知识之外的潜在危险？我们没有经验，这是我最担心的。
　　越是危险的试验，越需要沉着冷静。我要和大家一起参加极限深潜试验。我们要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那样威武雄壮、充满信心的进行曲，去把试验数据成功拿回来！
　　试验当天，天公作美。五级偏东风，浪高一米多，是南海难得的好天气。
　　100米、200米……一个深度一个深度地潜下去。一百多名参试人员全神贯注，坚守在各自岗位上。
　　设备运转声、艇长传令声、艇员回报声和技术人员测试报告声交织在一起，宛如一曲奏鸣曲。
　　接近极限深度时，一米一米地下潜。“咔哒、咔哒——”寂静的深海中，巨大的水压压迫舰体发出声响，惊心动魄。黄旭华镇定自若，在听取各项实测数据的报告后，他果断指挥：“继续下潜！”
　　试验成功了，新纪录诞生了，全艇沸腾了！
　　黄旭华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在核潜艇《快报》上即兴挥毫：“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而他也成为总设计师参与核潜艇极限深潜试验的世界第一人。
　　隐姓埋名三十载
　　黄燕妮印象中，父亲不轻易流露感情却很重感情。接受采访时，黄旭华讲到自己的母亲，声音突然哽咽，泪水夺眶而出——
　　1987年，广东海丰一户普通人家收到一件从武汉寄来的邮件。寄件人是黄旭华，收件人是他的母亲。
　　信中是一本《文汇月刊》，其中一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比较详细介绍了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人生经历。
　　这么多年，父母、兄弟姐妹不断去信，问黄旭华在做什么工作，他始终闭口不答复。
　　整篇文章，只提了黄总设计师，没有具体名字，却提了他的爱人李世英。
　　这个黄总设计师，不就是30年没有回过老家、被弟妹们误解为忘了父母的不孝儿子吗！
　　三儿，你在什么单位上班？做什么工作？
　　三儿，父亲和二哥病重、去世，为什么没赶回来？
　　三儿，母亲老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不回来看看？
　　心中郁积多年的问号，在一遍遍的阅读中，被一个个拉直。老母亲召集子孙，只说了一句话：三哥（黄旭华）的事情，大家要理解，要谅解！
　　知儿莫若母！母亲这句话传到黄旭华的耳中，黄旭华哭了。
　　1988年南海深潜试验，黄旭华顺道探视老母，95岁的母亲与儿子对视却无语凝噎，30年后再相见，64岁的黄旭华已双鬓斑白。
　　30年了！为了理想信念，黄旭华“斩断”与家乡亲人的联系，将牵挂深深地埋藏心底。
　　有人问黄旭华，忠孝不能双全，你是怎么理解的？黄旭华回答：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此生无怨无悔
　　因配合采访需要，44岁的三女儿黄峻，第一次走进父亲的办公室。
　　父亲办公桌的玻璃下，有一张彩色照片。照片上，父亲一身正装，站在舞台中央，他精神抖擞，豪情万丈地指挥着大合唱。
　　这是2006年10月19日单位的文艺晚会。这也是黄峻从小熟悉的生活中的父亲。
　　喜爱音乐的黄旭华，现在终于有更多时间拾起他的所爱，也有更多时间和家人相处了。他将大学时代自己翻译的资料，送给小外孙。在他的感召下，小外孙勤奋好学，今年被保送清华大学。
　　去年10月，黄旭华走进央视《开讲啦》。节目现场，黄旭华目光深邃，话音铿锵——
　　我们国家核潜艇战线的广大员工，呕心沥血，淡泊名利，隐姓埋名，他们奉献了一生最宝贵的年华，还奉献了终生。
　　如果你们要问他们，这一生有何感想，他们会自豪地说，这一生没有虚度。
　　再问他们，你们对此生有何评述，他们会说，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此生属于祖国，此生属于事业，此生属于核潜艇。献身核潜艇事业，此生无怨无悔！
　　“如果一切重来，还愿意隐姓埋名30年研制核潜艇吗？”日前的采访中，记者问。“不会变。科学报国是我的梦想！党把研制核潜艇的任务交给我，让我有机会实现梦想，兑现入党时的誓言，我就要为党和国家流尽最后一滴血！”黄旭华答。
　　满头华发又何妨！记者仿佛又看到，那战火中立志报国的少年郎。
　　记者手记
　　采访黄旭华院士的这一周，记者一直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感染着。
　　奉献不一定是轰轰烈烈，也可能是默默无闻，用汗水、青春乃至生命，报效祖国。
　　万里星空，海疆辽阔，还有无数的黄旭华坚守岗位，为我们负重前行。他们用毕生的信念与奋斗，将炽热的“中国心”镌刻在民族的百年战舰史册，镌刻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
　　致敬！民族的脊梁！

                                                                                       编辑： 张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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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明高

寿喜老翁 发表于 2019-6-10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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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应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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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明高

夏应运 发表于 2019-6-10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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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明高

夏应运 发表于 2019-6-10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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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泉

为了革命事业，千辛万苦他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