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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采众长
作者 龚道育
自从“三邀杨遵耀”之后，杨汇泉特别留意同一批老干部谈心。在车溪区，他遇到了1971年在同修枝柳铁路时的第四团政委王道福，他问区委书记张国政：“王道福在区里搞什么？” “他任车溪区党委副书记、革命领导小组组长。” “啊。”杨汇泉说：“王书记，你在修铁路时任政委，现在是副书记，那你原来在哪些地方任过些什么职？” “杨书记，那真的一言难尽啦！” “一言难尽，那就来个千言万语好啦！”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王道福从多年担任公社书记讲到担任县直机关科局长，从‘双整’挨斗讲到‘文化大革命’时受整，并且第一个被‘造反派’开除了党籍。当时，尚未靠边站的县委领导卢祖贵、贺敏功出面讨保，造反派也不领情。他说：“澧县的政治运动搞得多，每次运动挨整的干部也多，不少干部看得多了，整有了，而且也学乖了。现在干部一样搞，但都是稳字当头，怕在以后的运动中又挨整。” “稳也不全是个缺点。我们抓早稻生产，就要稳产高产，意思是在原有基础上夺取高产，增加产量。如果只稳不增，当然那就不对了。大家谈谈，我们要提高早稻产量，关键应该抓什么？”杨汇泉主持的座谈会开始了。 “从车溪区的情况看，早稻单产每年都在600斤以上，现在要增产，困难是有的。”区委书记张国政说：“首先是面积，我们区在澧阳平原上，全是正田正亩，没有山地可改，没有湖田可扩，就是说没有帮忙田。靠扩大面积增产有困难。第二、劳力、畜力来不赢。早稻生产季节短，插秧迟早对产量影响很敏感。每年头田没栽完，季田又要赶插了，许多队都向棉区借牛用。但牛借得再多也不行。季田的麦子要熟了才能割，割了三犁三耙搞到堂，就保证不了5月1日前插完早稻。” “质量问题也是增产的关键因素。”王道福接着说：“首先是田要整好，其次是秧要插好，如果偷工减料就不行。” “早稻产量的本质问题，应该是种子。在这方面，许多人都有精辟的论述。毛主席说：‘有了优良品种，即使不增加肥料，也能获得较好的收成。’群众说得更具体，好种出好苗。所以从战略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抓培育良种、繁殖良种、推广良种。在改良品种上大做文章，做大文章。目前是讲插秧，不是战役问题，而是一场战斗，主要不是战略决策，而是研究具体战术，大家再议议，这一仗怎么个打法？” 王道福用试探的口气说：“为了解决季节紧、劳力紧、畜力紧的矛盾，可不可以实行一梨一耙就插秧的办法。我刚才讲过，插秧质量很重要，这样做是不是与精耕细作有矛盾呢？据我在下面的典型调查和同技术员研究，一梨一耙虽然不能达到泥烂如浆、田平如镜的标准，但是可以达到底平面平、上糊下松、泥肥融合、排溉方便的要求。经验收，发现一犁一耙的比三犁三耙的早稻田还增产10%左右。” “我也有这种看法。”张国政说：“整田的质量标准，三犁三耙不是标准，田平泥活才是标准。” 杨汇泉不断点头，最后说：“为了打好早稻抢插一仗，我们要做‘四保四争’，即：保季节，只争朝夕，分秒必争；保质量，精益求精，丘丘必争；保面积，寸土必争；保良种，一丝不苟。目标是：全县力争插早稻87万亩，插完早稻过‘五·一’。如果总产量达到5亿斤，日子就好过了。具体战术有几条：一是在有条件的地方大力推广‘一沃泥’的办法，也就是一犁一耙，我把它叫‘一沃泥’，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解决牛力不足的困难，保证不失时机地插好早稻，也是为了省工保肥，保季节夺高产。整田要求5分水不见包也不淹苗。二是坚持插秧划行，规划密植；三是搞小、中苗带土移栽。四是边插边管。” 第二天晚上，县委召开早稻抢插的电话会议，杨汇泉作了《以路线斗争为纲、打好插秧仗》的报告。头一天在车溪区座谈会上讲的“四争四保”四条战术措施被和盘托出。王道福提出的“一沃泥”办法他采纳，号召在全县稻区推广。县委机关干部除留少数人值班外，其余的都到车溪公社支农十天，将县委的要求变成现实，保证在‘五·一’前插完头田早稻秧，并且把四条战术的措施具体化，“一沃泥”翻好大田，就是耕了不拖，就直接开耙，减少肥料流失，保证田里下面通气有肥，上面泥烂田平，五分水不见包，三分水蔸蔸到。小苗带土移栽就是要趁秧苗在“两叶一枪”时移栽，中苗带土移栽就是秧苗长到3至4片叶时移栽。带土移栽时还要带肥带药，移苗前先打一次药、重施一次送嫁肥。插秧的密度分品种而异，“农垦五八”3×6寸，每蔸10至12根，其他籼稻4至5寸，每蔸超过10根。边插边管就是插下三天就补蔸全苗，见粗就分，就细就帮，见歪就护，见缺就补。这些干部本着“学习、劳动、调查、检查”的八字要求，扎扎实实的在王坪、成功、车溪、韩德等四个大队住队劳动，直到当地插完头田才回县。 就在早稻抢插动员的时候，棉花生产也正是制钵育苗的紧张阶段。那一天，杨汇泉同农业局棉花技术干部伍济生到澧西公社调查棉花备耕情况，看到路边的杂苗被烧得黑灰一片。他问该社管委主任龚光富：“你这是什么名堂？”龚光富说：“我们公社去年棉花减产，闻名全县，亩产皮棉才48斤，一下子从《纲要》的水平上垮了下来。我们分析原因，除了干旱之外，其次就是防治病虫害不力。特别是红蜘蛛危害严重，真实是虫口基数大，发生后又缺对症药，几天就搞成了‘红海洋’。今年我们吸取教训，亡羊补牢，棉花备耕时就抓治虫。因为棉花病虫害的越冬虫卵很多都寄生在路边的杂草或木槿的植株上，趁这些虫卵还未孵化之时，我们发动群众在木槿上喷药，杀蚜虫，用油脚点燃路边杂草，烧死红蜘蛛等虫卵，想用这种办法尽量降低虫口基数，为今年棉花生产创造个好环境。” “老伍，你看他们这办法怎么样？” “不错。这种把病虫消灭在向大田转移之前的办法，农业部门喊过多年，可是群众，特别是干部的现实主义观点严重，不见兔子不撒鹰，很少有人去执行。龚书记的行动，使我听了很感动。”伍济生回答说。 “我也觉得不错。干部干部，就要先干一步。棉花减了产，要认真分析原因，不能把帐全记在旱灾上。找到了原因要敢于亡羊补牢，并且做到把害虫消灭在孵化之前。” “唉呀！杨书记你别夸奖了。我这个人缺点还是蛮多的，每次运动都是整的对象。”龚光富谦逊地说。 “抬整不是干部好坏的唯一标准，哪个干部没挨过整？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扬长避短，吃一堑、长一智。象你现在的态度，我看整掉的是缺点错误，那有什么不好？” 自从杨汇泉同龚光富有了这次接触后，每次研究棉花生产，龚光富都是当然代表。龚光富熟悉了杨书记的性格，发言都是毫无顾虑的。当年九月的一天，龚光富到供销社调查收购棉花情况，检验员也不明他的身份，当着他试轧一个生产队交售的棉花，衣分竟然才20多斤。原来，当年秋天阴雨较多，棉花成熟后没有遇上好晴天，炸天的棉花哑瓣多。试轧时，检验员随手抓上一坨作样品，哑瓣不让社员撕开，任其整瓣掉落在轧筛下，这样降低了棉花的出绒率。收购员按这种取样推算一个生产队的棉花，皮棉产量就很低，社员肯定增产减收。龚光富当晚给杨汇泉写信，反映本社棉花衣分实际均在37斤左右，而检验员取样试轧不过30斤，如果不纠正这种坑农行为，全社至少会减产二、三千担皮棉。第三天，杨汇泉展信看了，立即抓起电话：“喂，办公室吗？马上下个通知，请财贸办、县供销联社和乔家河轧花厂的一把手下午到县委办开会，通知农业局、棉花办的负责人也参加。” 几个相关单位的负责人听说杨书记亲自召开座谈会，推猜到与棉花收购有关，没等杨书记点出问题，供销联社的负责人就承认了收购中验收偏紧，轧花厂实轧升益率过高的问题。杨汇泉深谙“响鼓不用重锤敲”的道理。他耐心听完各方的汇报，最后画龙点睛地提出了澧西供销社试轧中有坑农行为的问题。据县委办后来反映，全县类似的验级偏紧的问题都很快纠正了。从这以后，龚光富的印象在杨汇泉头脑里更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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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24 20:4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