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在“文革”读中学（1）：农中一个月

龙阳呈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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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喜老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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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先金

农中一月比接下来的三年多
初中生活还要实在许多许多

    读县内知名中学，我当然梦寐以求。虽然我禀赋一般，但凭我高小成绩和刻苦精神，按当时中考制度，上县二中（即现在一中）应该是没问题的。尽管我的普通中学生活是在县一中（原二中）起步，但我却受到了奚落与不公。
    1966年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也正是我在斑竹完小高小毕业之时，招生制度表面上好象还没有改变，我们很规范地参加了全县升学考试。暑期里我起早贪黑地放牛、砍柴、扯猪草，在汗水中盼来的却只是一张澧县二中的预备录取通知书。到了九月上旬也不见正式录取，在父母的鼓动下，只得怏怏地跟着我们三队李远枝、四队刘传友等同学去读公社农中。                 
    所谓农业中学，属职业学校一类，当时全国各农村人民公社都在办。1958年首创于江苏,系半农半读的学校。农中的主要任务是为农村人民公社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有现代科学技术的农民以及初级的农业技术和管理人才。
    公社农业中学设在我们石公大队九生产队以北一华里处的北坡上，即中武大队四生产队谭家祠堂。依稀记得谭家祠堂雄伟壮观，青砖黛瓦，面阔檐高，青石板地面，天井亮开其中。但这所有点古香古色的祠堂，七十年代初已荡然无存。学校有两个班，走过天井就是左右两个教室，我们一年级在左边。教学还算规范，有专门的农中课本，每天五节课。班主任、语文老师张运思先生，中师毕业，近三十岁，讲话慷慨激昂。遗憾的是，由于在校的时间太短，其他学科和老师同学，记忆已经模糊。
    当时的这所农中似乎有点不务正业，我们既没有上农业技术课，也没有参加农业劳动，似乎与农业毫不相干，倒像一所刚刚开办的尚不成熟的初级中学。尽管我当时不觉得这所学校怎么样，但现在看来，她比接下来的三年多的初中生活却实在许多许多。
提示：告别仅读书3个月的澧县二中又回到斑竹完小，复课无课，革命认命
   
    1966年12月，告别仅读书3个月的澧县二中回到家里。春节后回到斑竹完小，开始复课闹革命。这一“闹”就是一年。这一年，是中学时代还是小学时代？恐怕历史学家、教育学家都难说清。每当我回首读书往事的时候，无论小学中学都绕不过1966年这段极不寻常的读‘书经历。
      山坡上的母校，面目全非。六间教室大多空着，王明诚、李远惠、汤廷选几位老师不知所去，三三两两的同学在两位年轻老师的招呼下集散、嬉闹。既听不见教室的朗朗书声和课间的欢声笑语，也无处寻觅昔日课间操的人潮和放学回家追逐欢呼的同学，只有墙壁上那横斜不一的红绿标语显示这所学校已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
      复课也好，闹革命也罢，回校的同班同学显然不足三分之一。没有学籍管理，同学们来去自由，常规军最终不到20人，但我属常规军。袁明喜老师，本公社曹堰大队人，可能当过兵，一身旧军装一架眼镜，和蔼可亲，喉结突显，声音洪量，每当他拉起二胡，唱起《看见你们格外亲》的时候，我们总围在他的周围，被二胡的深沉悠扬所感动。许立桂老师是六六年的高中毕业生，白衣公社人，小平头，国字脸，高挑个子，谈吐自如，板书工整，也偶尔把清脆的笛声飘送到田野。后来我们才知道，两位先生都是民办老师，刚上讲台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当我们这群孩子的排头兵。我们很喜欢他们，根本没有师生界限。六年以后我也成了袁老师同事，他在曹堰小学任教，我在本大队小学任教。敬爱的许老师50年来无缘碰面，也不知他在哪颐养天年。
      复课闹革命，可谓“复课无课，革命认命”。没有课本，也没有正而八经地上几堂课，全凭两位老师找来当时的报刊文章、毛主席语录、标语口号敷衍一节或半节课，作业也只是写心得和小字报罢了。
      1967年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最激烈的一年，参加运动是我们学习的主要内容。小学只成立红小兵战斗队，许老师要我当队长。下半年又成立公社教育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1名学生名额，又是我参加。因此，我们在老师的组织和指导下经常写小字报，也参加了几次批斗活动。
      公社造反派夺了公社党委的权，到全公社境内到处张贴“打倒龚倒鬼，活捉田臭鱼”的大小标语，把矛头直指党委书记龚道贵和党委委员田秀玉同志。有一次批斗会在我校召开，造反派揪来公社的一串领导。我上台发言批判，照着老师写的稿子，有板有眼地批判了田党委。什么内容，当时不理解，现在也无印象。   
      还清楚记得，我们小学生还在陈管完小参加了公社教育战线批判大会。那完小就在公社西北的亘山脚下，一座四合小院，规模和斑竹完小差不多。我从家里直接走到那里，用了个把小时。全公社老师和高年级学生把院子围得水泄不通。上台发言的师生很多，我校发言的同学仅两人。颜克波同学好象批判的是刘少奇的《论共产主义修养》，我驳斥的是孔子的“学而优则仕”。不懂装懂，还装腔作势瞎批一顿，今天看来，真是滑稽可笑！
      这年夏天，我母亲去部队探望哥哥返家途中遇长沙武斗致交通中断，途中滞留一月之久，与家里失去联系，急病了父亲。这年秋天，我父亲这个出色的生产队长，和全国所有大小当权派一样，也遭到了生产队造反派的批斗。

公社中学暂设斑竹完小，这也算我完小毕业后第二次回到母校读书。我来到学校，根本就没有履行报到手续，按张老师指点，我在教室后门边坐下来听讲。教室里坐的很满，从前面一眼扫过去，看见了几个熟悉的背影。台上讲政治课的老师很帅，个子高，眼睛大，口词好，打下课铃两分钟了，还在滔滔不绝，手舞足蹈。我早就迫不及待地想见见我的老同学们，忍不住大叫：“下课了！”同学们回过头来惊讶地望着我，不约而同打叫出我的名字来。
      “你是哪里的？”老师在讲台上望着我问。
      “刚来报到的！”
      “欢迎你！意见提得对，下课！”
      老师的开明大度，让我这个野性学生无地自容！
      颜克波、刘传元等几个同学围着我问这问那，七嘴八舌地介绍学校的情况。校长就是这位教政治的老师，叫谢久安。小学时的王明城、李远惠老师仍是我们的任课老师，王老师也还是班主任。
      我复学不几天，学校搬迁到新学校。新学校建在中武桥丘岗上，已建好一栋平房，南北朝向，三个教室，两个班，中间教室是我们的宿舍。还有一栋东西朝向办公用房没完工。让我十分意外和高兴的是今非昔比，没想到公社中学教学这样严谨，学风这么端正。课程抓得很紧很紧，语文、数学都有新编的试用教材。尽管同学们成绩参差不齐，但都相当刻苦。我们一律寄宿，深夜里老师催不走煤油灯下孜孜不倦的学子。即使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雪覆盖了我们的棉被，也没有一个同学回家避寒。我的语文还混得过去，数学几经努力仍似懂非懂。究其原因，一是本人秉赋不足，且又掉了大半年课程，二是数学陈老师是刚上讲台的民办教师，也历练不够。
      学校成立民兵营，宣布我是营长。此时，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在学校广泛开展。有一天王老师给我做工作，说公社教革会开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要两名学生代表，中学推荐我参加。我盛情难却，被赶鸭子上架，在全公社老师大会上，我首次侃起大山——如何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解决好热爱农村和求知的关系，今天的学习是为了明天更好地建设农村的道理；解决好专业学习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做又红又专的青年学生等等。发言获得了老师们热烈掌声和班主任王老师的赞许。这也得益于务农八个月。
      年底，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这篇社论的政治性、思想性很强，也有点文学色彩，学校把它作为重要的语文课内容，老师讲解，学生默读、朗读并背诵。文章里许多修辞手法和名言警句至今铭刻在心，其政治思想也影响了我们的大半生：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备战、备荒、为人民。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资本主义无可挽救地没落下去，社会主义不可阻挡地兴盛起来；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象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旧世界风雨飘摇，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一任任的白宫主子，找不出一付挽救美帝国主义衰落的灵丹妙药。
    七十年代，将是人民革命风暴在全世界更大兴起的年代，将是帝国主义在重重矛盾中加速崩溃的年代，将是全世界革命势力同垂死挣扎的反革命势力进行剧烈搏斗的重要的年代。
    革命在发展，人民在前进。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的曙光就在前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结束三个月的紧张学习，同班三分之一的同学获得了初中毕业证和高中录取通知书。
      继续读中学，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拐点，张运思老师就是这个拐点关键人物，他无意中的一句激将语，为改变我的命运起了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