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鹰 陶研之隐逸新说（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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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公的归田又不同于一般的真隐士、假“隐士”。既没有“升华嵩”远循山林之想，也没有“浑身静穆”超然物外之举；既不是趋奉隐逸之风，为“哲王御世”作为点缀物的性质；也不是“心存魏劂”的以隐求官；既不是官场惊弓后的保身之计，也不是养志特时寻觅征聘之类，而是“谢良价于朝市”，决心断绝的仕途之路。陶公强调：“平津苟不出，栖迟讵为拙”，“既轩冕之非荣，岂縕袍之为耻”，“栖迟固多误，淹留岂无成”，这个置身田园之“成”，不“拙”、不耻”，就是陶公对与宦官途相对立的归田生活道路的评价，对所追求的文学创作事业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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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在从政不可得的转志从文。


    首先，魏教授从陶渊明青少年时代“猛志逸四海”和积极进取精神，到二十七、八岁所写的《五柳先生传》的情志，以及在政治上“不慕荣利”，转而“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赋诗，以乐其志”的文学创作的追求的变化上，予以客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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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朝廷政治，社会现实原因而言，魏先生从乱由上作，政治黑暗；横征暴敛，民不聊生；政局险恶，恐怖盛行；世俗浑浊、淳风日尽；仕风颓败、追名逐利等六个方面，分析了封建社会固有的三大矛盾所带来的必然恶果。认为陶渊明根本就不具备入仕求进的时代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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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接着，魏教授又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东晋门阀制度与陶渊明非仕族出身这一无法调和的矛盾，分析诗人不可能得到社会的重用而获施展才华的机会。以陶公个性而言，魏先生从陶具有“质性自然”、“性刚才拙，与物多忤”的耿介之气质，而与“矫历”自我、束带见官“以心为形投”之举而格格不入。指出陶公无有与腐朽的官场同流合污并与之周旋的本领，致使他不得不解绶归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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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先生从魏晋南北朝这个“文学的自觉时代”出发，分析陶渊明接受了曹丕《典论.论文》中“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身名自传于后”的思想，论析了陶渊明以诗文传世的思想是以立德、立言为大志，指出陶渊明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在政治上“欲有为而不能”，转而从文，反映陶公在事业上积极进取，并非消极隐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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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先生从《读史述九章》等作品中，分析了陶渊明对历史上因与时代条件及政治环境相悖而不仕的先师前贤作了三种类比：如韩非者，知之而不可为之，自取其亡也；如鲁二儒者，终身隐逸，或张长公者，仕而后隐，皆无所作为也；如孔子者，由从政转志从教，屈原转志从文，司马迁转志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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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先生认为，陶渊明属于后一种人。陶公的归田是转志从文，以诗文传世，是儒家积极入世的表现，而绝非积极隐逸。这样，就从陶集中找到了真实的陶渊明。在陶坛上将其千多年的“消极”之诬一洗而清，恢复了陶渊明的本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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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教授论析了陶渊明以诗文传世思想的主要三个方面的表现。一、从作品的思想内容看，陶渊明的诗文与时代信息相通，写出了自我。其诗文鲜明的爱憎观点，是起能够传世的根本所在。陶公写出了这一时代，这一环境，这一事态中的“我”来，使读者读其诗明其人，给人以认识、理想和美感，透过“我”认识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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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现在田园诗的写作和艺术表现上的刻意创新、争奇。陶渊明承继《农事诗》，独创田园诗，扩大了诗的题材，上乘《三百》，下启三唐，在诗史上独具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从其思想上的突破与田园诗的开创的因果关系中，可见陶渊明的诗文传世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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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现在陶渊明尤其重视自己诗文的传世。陶公以请朋友书写、传抄，在以文会友的探讨中交流，通过多人参加的小型诗歌创作集会等多种方式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