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鹰 陶研之隐逸新说（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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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之下，正直文士无以立足：‘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渊明感到身在仕途不但不能实现人生价值，反而要被迫随俗浮沉，卷入野心家们政治斗争的漩涡，这对于他这个洁身自持的人，又是何等的痛苦！以他的身份地位，他又有何能力挽救颓局？他对仕途完全失望，于是他回到了农村。有人谈渊明出处，把‘出’与‘处’截然对立，认为‘出’是积极进取，‘处’是消极逃避，这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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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后，李先生在《陶渊明新论.陶渊明的人生价值观念》中称，“形”的回答是：“存身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也叹息无法达到长生，但他面对人生现实的着眼点却在“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因此他追求的是“立善有遗爱”。这是儒家的道德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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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指出：走归隐之路，能否实现人生的价值？这在渊明晚年，自己作了回答。他说“栖迟固多误，淹留岂无成”，前面已经说过，渊明曾经感叹自己学仕之“流浪无成＇．＂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现在却说“淹留岂无成”，“遂”、“岂”一字之差，而渊明对自己归田意义的认识已可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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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公是如何实现他的人生价值呢？陶渊明开辟了一个与世俗官场相对立的新天地。所谓“开辟”，乃是陶公的主观意思与其所居环境相结合的产物。这个“新天地”既是“新境界”。这里有与官场迥异的新生活，朴素、淳厚、自然、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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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来躬耕者，代不乏人；而渊明的归隐乃基于他对世俗官场的透彻认识，有着深广的社会背景，这是他以前或以后的一般隐士所难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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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公热爱劳动，认为它是人生所必须，这是他朴素的人生价值观念。陶公并不否认孔子说的“瞻望邈难逮”，因此他必须以农田劳动为立身之本。劳动，作为他新生活的根本支柱，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他为这种新生活创造物资条件更在于通过劳动使他对劳动生活、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对自己所走的这一条与仕途经济绝然不同的道路，都有了新的认识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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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感受和认识，又反过来成为他针砭社会、透视历史的有力武器，从而使他能够俯仰古今，深切认识到东户季子时代“余粮宿中田”的好处，并且进而提出了“桃花源”的社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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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观上讲，陶公要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决裂，转而走一条躬耕自姿的新路，倒确实要有迎接困难和向世俗挑战的勇气。生活的日益贫困，亲友的不断权仕，世俗的从政观念，儒家的济世之心，爱子的前途等，也时时困扰着他，使他不能平静。但他反复对仕隐两条道路进行了深刻反省之后，终于坚持隐居，不再出仕。这种态度，仍然是以人生意义的考虑为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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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在其主编的《陶渊明诗文赏析集.前言》中称：“渊明怀抱高趣，与世俗不合，最后不得不老死田园，？志以没，无声无息。他大概不甘心，所以写作诗文，既以自慰，也是希望在千百年后，能‘垂空文以自见’，让后人了解他的境遇和他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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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在借鉴了上述钟、魏之论后，，改变成：他反复对仕隐两条道路进行了深刻反省以后，终于坚持隐居，不再出仕。这种态度，仍是以人生意义的考虑为出发点。古人讲三不朽（李自注：《左传》“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应该说渊明一种是心向往之，我们从他的《命子》诗、《孟府君传》、《读史述》、《杂诗》、《感士不遇赋》里即可透见其中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