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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年间，御史毛伯温曾因公务到过常德和澧州，不仅留下了《德山次韵》、《过桃川》、《文正读书台》等诗篇，而且还给常德府邸题联，以勉励府县官员:"惟清惟慎惟勤，寮采尽相成之美；曰庶曰富曰教，生民愿至治之休。"几乎同时，常德知府方仕，也给桃源县衙题联一副：
头上有青天，视听自民视听；
眼前皆赤子，饥寒犹己饥寒。
这两副对联，既是上级对下级的要求，也是作者的座右铭。常德知府方仕身体力行，说到做到，在常德工作期间政绩和清望有口皆碑。
《明嘉靖常德府志》载：
方仕，嘉靖五年（1526）来知，性敏而勤政，恕善听断，遇事迎刃而解。凡一见面者，经久无不记忆。民间之富贵，人情之诚伪，无不洞烛。故编徭均赋，悉得其平。无严禁吏卒下乡。岁大旱，徒步祷，亲诣德山，以骨角激白龙井，咒神曰：“龙如有灵为霖，仕宁溺无憾。”又设法措置谷四万八百余石以给散，赖其存活者多。贫甚者量给牛具种子。上疏乞蠲租，得减十之七。尤雅重学校诸生，家贫者周以打油之费。殿宇堂斋易腐，为新一时改观。大水决堤，随处茸理鼎筑。府垣周回百丈，坚厚足以防捍，经费悉自料理。仕历守南昌、九江、宝庆三大郡，治行皆称优，后升盐运使以去，士民垂涕遮道远送，至今言及，犹有叹慕者。
这个小传说：方仕身为四品知府，没有官架子，精明能干，又熟悉人情习俗。安排赋徭让人心服口服。严格下属下乡扰民。那年大旱，他步行至德山按传统习俗祈雨，并千方百计筹措粮食救济灾民，帮助贫户解决耕牛、稻种，并如实上报灾情，减轻了农民百分之七十租税。他特别重视学校教育，补助贫困学生。他亲自筹措资金，抢修新筑堤垸等基础设施建设。他先后在南昌、九江、宝庆任太守，政绩考察都是优秀。因此，他每离开一地，老百姓都夹道垂泪远送，现在谈起方太守，还赞叹不巳。
作为一个地方行政长官，爱民之心是行政的最起码要求。否则，为老百姓除弊兴利益就只能随心所欲，不能急百姓之所急，应百姓之所求。百姓只要得到实惠，世世代代都会感谢你。
其实，方仕的政绩，还散见于志书其他篇章。
真武庙本来是道教的活动场所。但当时，金霞山的真武庙，几个“真人”人装神弄鬼，蛊惑民众，骗取钱财，不少百姓受骗上当，有病不医，甚至有人放弃农活，企图成仙。方仕知道这一情况后，亲自实地调查，在掌握真凭实据的基础上，一举铲除了宣扬神怪迷信、扰乱社会秩序的妖妄，地方得以平静，维护宗教的正常秩序。
再则，方仕的政绩，在府东九十里宿郎堰堤、龙阳县的大围堤等大型水利设施建设和“预备仓”、公校、城市基础设施等建设中都有突出贡的记载。可以说，方仕太守是常德历史上的焦裕禄。
除常德府首长外，所属各县也不乏勤政为民的好官。
如明弘治间武陵知县应能，“为治敏达，有剸繁治剧之才。……每村又创义囤，积谷以备赈贷，荒年多赖周恤”。清康熙间武陵知县劳启铣，“豪强借以侵渔，启铣于康熙二十七年，详情革除……凡兴利除害，一切累民事，俱厘剔殆尽，武陵元气始复”。乾隆间武陵知县翁运标，“邑冲剧，号难治，下车后，擘画整顿，一以古法行之。初若迂远，下半年，而邑中积弊以次除”。明正德间桃源县丞张瑶“诚心爱民，不事边幅。嘉靖甲申大旱，躬率里老，跣足祷于日中，三是雨集。因致病，卒于坛。所舁榇归，士民号泣送之”。
《明嘉靖常德府志》有这样一段议论官吏职责的话：
生民利病，政务举废，率由于郡邑之职吏。然殒于郡邑者庶矣，而长吏为重。盖其职于民为最亲，而其志为易行于民也。果得其人焉，丞卒以下皆有所观，法有所严惮，各思修其职，而斯民受福多矣。否则，上下雷同，胥戕胥虐，民之受害，岂有穷乎？吾郡楚西南要冲，吏于是者，宜多伟人。然历代职制不同，而人之贤否亦异。是故博考而备录之，一以存故实，一以示劝戒，固不可以繁复例论也。
“生民利病，政务举废”，作为一方的行政长官考虑的，所做的是公众的事，关系一个地方所有人的事，整体的事。如果官吏不廉洁，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就是替个人捞好处，就没有心思去考虑公众的利益问题，这样即使在其位，也只能是“上下雷同，胥戕胥虐”，老百姓当然就不会有出头之日了。
古代常德府官吏的“民本”思想，还体现在署衙正堂的匾额内容上。《明嘉靖常德府志》载：正堂先后挂上了“牧爱”、“廉惠”、“楚西名郡”“正太公平”和“白鹤清署”的匾额。可见，古代官场虽因社会性质的局限，不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也不乏勤政廉政的教育和自勉，“视听自民视听，饥寒犹己饥寒”，言行一致地牧爱百姓，廉惠百姓。 | 
发表于 2015-11-26 07: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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