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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喜之年见证中国历史大转折 ——支部书记两年半（2）
我担任支部书记后，把“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得胜利“作为条幅张贴在会议室正面毛主席像两旁，与全大队党员干部共勉。当时还没有“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的提法。中国农村基层的生产大队，对国家的政局是没有办法弄得清楚的，只能一切行动听指挥，服从公社党委直接领导。1976年彻底粉粹了“四人帮”，中国历史实现重大转折，全国欢欣鼓舞。我们大队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到”揭批四人帮”，尽管有困惑，有担忧，但始终旗帜鲜明地跟党走。通过几十年经历和体验，对当时的历史大事有了详细了解和正确的认识。
两次集中学习，一长一短
第一次集中半个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1976年3月上中旬，我和兰田大队支部书记杜方翠同志在澧县“五七干校”（县委党校）学习半个月，每个公社两名年轻支部书记。界岭公社花园大队书记仅18岁。这是我继1975年参加梦溪区理论学习班后的一次集中系统学习的机会，并且这次增加了新的内容，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3月5日日记写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政治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加深入，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大搏斗，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又一场较量。在这次运动中，我一定要带领群众认真学，紧紧跟，深入批，对着干，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进行到底。”
大约3月10日左右的一天下午，干校师生集中听传达毛主席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讲话：“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也传达了华国锋代表中央的讲话：“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
在学习班总结会议上，我以《学好理论接好班，扎根农村拼命干》为题汇报学习收获时说：学好理论是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首要任务。
第二次集中一天，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
8月底的一个雨天，全体支部委员和县委工作队全体成员，在11队胡定协会计家里集中学习，批判”三株大毒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以来，如何批邓，只是在大队开会的时候按照中央精神（报刊）布置工作前说上几句，公社和大队既没召开过专题会议也没办过学习班。197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抓住要害，深入批邓》说：“《论总纲》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汇报提纲》是邓小平妄图从科技阵地‘打开一个大缺口’，反对无产阶级在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个修正主义标本“；"《条例》则是邓小平洋奴买办 的经济思想和一整套修正主义的办企业路线的写照”。
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形成的三个文件：《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试图在当时的条件下，从全局到具体工作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贯穿了全面整顿的思想，体现了党的正确方针政策。但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四人帮”诬蔑为“三株大毒草”。
《中共党史大事记 》载：
1975年1月四届人大会议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接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为解决“文化大革命”和林彪、“四人帮”造成的严重问题，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坚决反对派性，大力促进安定团结，使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加上江青等人诬告邓小平在搞“翻案”。 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主流是好的，把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说成是“右倾翻案风”。11月3日 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对经由邓小平转交的、该校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在思想、工作和生活方面问题的信的批示。毛泽东说：“我看信的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我的”。他还针对邓小平转信这件事说：“小平偏袒刘冰。”从此开始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此后，运动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 江青一伙趁机对邓小平等进行诬陷和迫害，全盘否定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的政治方针和工作成就，使全国刚刚趋于稳定的形势再度陷入混乱。 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文革末期由毛泽东发起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邓小平为扭转文革以来的混乱局面的努力被全盘否定，全国刚刚趋于稳定的形势再度陷入混乱。 在毛主席去世，文革结束后，华国锋仍然推进对邓小平的压制，直至1977年7月邓小平复职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方告结束。
连夜表态，坚决拥护中央的两个决定
我的日记 4月7日记载：“坚决拥护中央两个决议。晚上正开着支委会，高音喇叭传来特大喜讯：党中央根据毛主席提议作出了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这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两个决议非常英明，非常正确，非常及时、有力、果断，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威风，我们坚决拥护两个决议，愤怒声讨一小撮阶级敌人制造的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罪行。”
因为这几天从广播里陆续知道天安门事件的相关消息，对中央的两个决议，支部会议上大家都不感到突然。日记是散会回到家里，继续收听新闻记下的大致意思，对第二个决议记录是不完整的。应该是“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这篇日记，是一个基础党支部书记的正当反应。
《中共党史大事记 》载：
３月下旬－４月５日 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进行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篡党夺权阴谋的活动。南京市的学生、工人首先揭露和声讨上海《文汇报》于３月５日和２５日，先后在报纸上删去周恩来题词和出现影射攻击周恩来的语句的事件，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标语，并到梅园新村和雨花台悼念周恩来和革命烈士。他们的活动受到无理压制。北京市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四人帮”对群众的革命行动极端仇视。他们采取卑劣手段，隐瞒事实真相，欺骗党中央和毛泽东，为镇压群众制造借口。４月４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前群众活动的情况。在江青等人的摆布下，会议认为，这“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华国锋说：“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吴德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７４年至７５年他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毛远新关于这次会议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政治局分析了当时北京的情况，认为多数人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影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政治局认定，“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并且决定，从当晚（４日）开始，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这个报告得到毛泽东的批准。５日，天安门广场上的广大群众，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采取抗议行动，被错误地宣布为“反革命事件”，遭到残酷镇压。但是，这种残酷镇压却进一步激起了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愤怒。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强大抗议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４月７日 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联系实际，深揭狠批“四人帮”
10月9日深夜，半导体收音机里，台湾的自由中国之声（当时的敌台之一）断断续续播放说，中央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张春桥抓起来了。当时非常震惊，根本不相信，认为是台湾国民党趁毛主席逝世之机造谣捣乱。收听敌台是违法犯罪，只能自己烂在肚子里。真没想此消息竟然是真的。不久，公社开会内部传达精神，消息被证实：１０月６日 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
10月下旬，从上到下传达中央文件，城里的干部群众纷纷上街游行，庆祝中央粉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
那天，我乘坐澧县氮肥厂李师傅的解放牌货车，去涟源县驻军部队看望哥哥，并为大队通电带回部队处理的旧电线。去时从三岔路途径常德城区至青年路过轮渡，满街是游行的群众，拉着横幅，高喊口号，有不少举着“常德师专”、“常德师范”等牌子的学生。
１２月１０日，中央向全党全国批发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罪证材料之一；以后，罪证材料之二和之三也相继下达，全国掀起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
《中共党史大事记》载：
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阴谋活动。８月，“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突击发放武器，装备上海民兵。９月１１日，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企图取代党中央的领导。１０月４日，《光明日报》登载“四人帮”的喉舌“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影射攻击华国锋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所谓“修正主义头子”。文章表明，“四人帮”已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１０月８日－１５日 “四人帮”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的阴谋被彻底粉碎。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大队党支部紧跟公社党委部署，积极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联系本地实际，开展了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和反革命谬论。其揭批程度可从我的日记和讲话稿子中知道梗概。在1977年初群众大会的讲话提纲中有这样几段话：“刚才，我们联系实际深揭狠批了‘四人帮’‘三砍一反’的罪行，给我们大干1977年扫了障，开了路，装了胆。这样的斗争我们还要继续下去。——1976年，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遗志，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1976年，迎着惊涛骇浪，力排“四人帮”干扰，农业学大寨，连续第十五个丰收年，我们大队农业学大寨运动蓬勃发展。这一年粮食产量、国家贡献、集体积累、社员生活、生产基础条件都有较大增长。——1977年是粉粹“四人帮”，走向大治的一年，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揭狠批“四人帮”，进一步掀起农业学大寨新高潮，苦干实干一年，坚决跨入农业学大寨先进行业。”
附日记四则
3月26日
重温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几点体会（摘录）
在学习中我分析了我们大队青年的现状。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私有制的残余还存在，私有观念还根深蒂固。1974年以前，大队年轻的信用站会计兼大队出纳三年贪污1000多元，搞垮了大队企业。赤脚医生一次就贪挪公款240元用于结婚，使合作医疗成了个人垄断的单位。
地主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后总是把一切腐朽没落的文化作为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武器，妄想不动枪不动炮，城楼门前换旗号，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我们大队的一位青年（祖元），出身很好，但受其影响很大，抄袭黑书、黑诗，成了书呆子，甚至和他哥哥打架，大事做不好，小事又不做，不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成天之乎者也，哼哼唱唱。
9月12日
参加公社组织的党内批判会有感。
兰田大队裴祖泉的“三个一万”的贪污集团，充分证实了毛主席“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英明论断。这个集团贪污现金一万多元、粮食一万多斤、工分一万多分。支部书记裴祖泉仅受礼就800多元，他拥有手表两块、收音机三部，还有皮帽、皮袄、皮鞋、电扇。裴祖泉是近几年才蜕变的。
10月12日
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后体会
我犯有错误，对一小撮阶级敌人打击不狠，却对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进行了无情打击。今年以来，从大队批斗的对象来看，就可以说明这点，每次大会都要批斗一批有问题的人。这些人，有的是我们的朋友，有的是可以团结的同志。扩大了打击面，没有用诚心诚意的方法教育他们争取他们。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11月25日
批判“四人帮”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行。
在批林批孔以来，“四人帮”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另搞一套。他们篡改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歪曲革命与生产、政治与经济、纪律与自由的关系，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散播什么“抓革命不怕影响生产”“革命搞好了生产就自然而然地上去了”，动不动就给人打管卡压的大棒，动不动就扣唯生产力论的帽子，使我们大干社会主义好像犯了罪，而那些打着马列主义招牌，破坏生产的人倒成了最革命的。革命决不能脱离生产而孤立存在。毛主席说：“凡不注意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领导。”
去年冬天至今年上半年这段时间，我们大队革命搞得轰轰烈烈，生产搞得扎扎实实。坚持狠抓生产环节不动摇，坚持各种制度不动摇，把劳动力高度集中在农业第一线，日以继夜地搞生产，取得了可喜成绩。可是到了下半年，“管卡压”的大帽子满天飞，在干部中产生“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的错误思想，制度一度落空，生产一度放松。实践告诉我们，在抓革命的同时，对生产中的问题，对生产技术、对合理的规章制度，不但要抓，而且要大抓、细抓、狠抓，这样才能促进生产发展，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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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29 21:59:14
发表于 2020-3-29 22: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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