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汉寿老干部网宣 于 2020-5-13 21:39 编辑
充实机关 服务乡下 武工队全体转业人员，留在乡下工作了一年多，从一九六零年开始，工作陆续分配到位。三十二人中有党员二十八人，占全县党员45人（得荣县志10页大事记）的51.2%。县工委依据原有汉藏老干部和州民改团干部及转业人员力量，建立了区级机构（县派出）和充实了县直机关部门。据我所了解，武工队人员分到党群机关七人，政府部门五人，政法四人，财贸六人，三个区九人。大尉队长红光当上了县工委副书记，上尉班长董宝贤分到县人委秘书室负责，上尉赵相臣、张桂发、冯永清、边福来安排到县工委机关、政法部门和商业部门领衔。邹广新、张志仁、梁玉峰提起了三个区的书记，搭起了三区组织架构。 我被安排到团县工委任副书记，布喜同志调妇联。一九六零年二月，我尚未正式上班，接到通知出席三月在成都召开的四川省第四次建设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一行人由得荣出发走中咱，翻藏巴拉山经小坝村到巴塘县，乘货代客车抵康，花掉整整十三天。甘孜州出席的青年代表三十九人，在团州委副书记张执戈带领下，住成都军区招待所。会议开得既隆重又意义重大，总结和部署了青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突出作用，表彰了一批先进典型。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和军区司令员贺炳炎（独臂将军）等领导和代表们合影留念。最后留下团委书记开了一天会。团省委书记李培根传达了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关于“共青团如何保证党的绝对领导，当好党的驯服工具”指示。会议结束，我从成都经贵州、云南回县，已是三月末了。 回县以后，原团委干部严登明调日雨区委任秘书，陈天玉同志调团县委，团委办公地方，由旧政府土楼搬进县工委新修办公楼，靠河边的一间办公室，为加强团的工作，又增调李华荣等同志。我把成都开会精神，向新调来的县工委副书记许承教作了汇报，他告诉我说，这段时间县里工作比较多，暂不召开团的工作会，因解放乡发生新叛，各单位负责人都带队维稳等工作，你就带一个工作队去徐龙乡，帮助把群众生活和生产抓一下。我领旨下乡，带县府干部川大学生吴顺刚，公安局干部赵子贵等多名藏汉干部，再赴徐龙乡，住尼中村，吃在公共食堂，共渡难关。我到乡上和吕尚杰及乡支部书记西绕商定，要想稳定社会，先要安定人心，民以食为天，要解决好群众吃饭大事。这时正值青黄不接，所有干部，分到村上，与群众实行“三同”，彻底摸清民改后库存罚没粮数，去年（1959年）分配后库存粮数，澄清后再加上县分配的死角粮，按人口分到各村食堂，保证每天全劳1.5斤，半劳以下一斤粮标准，安排到小春收割分配。由于这一措施得力，该乡干部责任性强，群众基础好，作到了社会稳定和没发生饿死人的现象。文革中，我到该乡接受批判时，那里的群众还为我评功摆好说：“粟当权派在我们这里办了好多实事啊！”。 回县后，正式主持团委工作，步入办公室上班，同时兼任其他工作。一九六一年由团委副书记转正直到一九六四年九月近五年青年工作，突出地抓了以下几项。 组织建设，建立完善县、区、乡三级组织网络。县工委批准下文，三个区团工委成立，并设有专职书记，城区有甲英邓朱，日雨区徐麦扎西，古学区吴桂兰三人。同时他们抓好了九个乡团支部建设和团员的发展工作。曾召开多次区、乡和机关、学校团干部工作会，根据上级团委工作指示精神，省团委副书记杨岭多吉（藏族）多次强调的民族地区青年特点，保证党的领导，服务党的中心，当好助手，发挥先锋作用，带领青年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结合藏族青年实际，我提出了“党要过河，共青团组织搭桥”、“党要上山，团组织开道”的口号。组织建设，学好团章，按章程保证组织性质和发挥助手、纽带作用，团结带领青年，将优秀青年吸收到团组织中来，壮大团的组织。做到每个村凡有三名团员，建立起团小组，乡要建立支委会，由五至七人组成，将来逐步建立团总支或委员会。学校要建立起少年先锋队组织，初显了团组织活力。 树典型，立标杆。在全县青年中，开展学习《甘孜日报》登载“高原李双双”活动，日龙乡团支部书记孝得拉错，听党的话，热爱集体，苦学农业技术，带领青年上山集肥，砍青扛叶，超过男劳力背上二百斤；村里缺耕牛，为赶上农业季节，组织团员和青年挖土二百多亩；生孩子本应休息，可她只休息三天，就带头下地劳动；民兵训练中，刻苦磨练，在射击打靶比赛中，成绩优秀，受到军分区表扬；她的模范事迹，传遍全州和得荣城乡，学校在学生中，大唱“孝得拉错，我们的好榜样”；继而又涌现了“不忘党的教导，扎根穷山寨，带着群众走向幸福路”的优秀团员乌吉拉姆。一个外地女青年，从小随父母乞讨流落到曲雅贡乡，严重缺水的左贡村，带领团员和青年寻找水源，战天斗地，一切为集体，一心为群众，大公无私的精神；后又发现了古学乡毛屋村优秀团员昂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公的先进事迹，后被选拔随我出席一九六三年共青团四川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获得表扬；民主乡本都女青年（后与公安局甲他结婚）亦系当时团员和青年中的标兵。 团组织协助有关部门，开展机关文体活动。随着党委工作转移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从汉区各类专业学校分来，调干和部队转业人员，县直部门得到充实和健全，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多了，要让死气沉沉的机关气氛活跃起来，有助于青年人身心健康。当时机关一无电，二无自来水，三无活动场地。文化工作仅有一个文化馆，河边有一个所谓新华书店，一位姓刘老同志营业。体委成立，虽有文件都是兼职人员，上面下发的文件和体育用具都放在团委办公室闲置。当时我既兼县机关党总支书记（1960年是国金阁）又兼县体委副主任。经请示县领导要把机关文体活动开展起来。我找有关同志商量后，邀请下列人员召开会议，有赵相臣、兰玉峰、刘文述、舒元珍、李德荣、张秉銓、张克俭、文启励、徐从儒、郑尊信、王遂知、刘国忠、刘德训、陈廷选、袁小曼等同志。既有部门和团组织负责人，又有爱好文体骨干。把县领导开展机关业余的活动指示讲了一下，根据机关的现实情况请大家献计献策。经讨论，统一思想，机关团组织和文化部门牵头，团员带头，青年和热爱文体同志积极参加。体育有兰玉峰负责，文娱由刘文述、舒元珍负责，李德荣具体经办。后来又成立了机关业余剧团，每天晚饭食堂开完，体育爱好者到唯一的粮食局仓库晒坝篮球场，就有了业余篮球赛。文娱，在每周六晚上，开始在银行营业厅后转对河县府楼走廊，人多了干脆到篮球场，点着汽油灯，我拉着自购手风琴，老赵弹着自带小钢琴，朱鹏章和刘德训拉起二胡合奏时髦的革命歌曲、舞曲，有汉、藏干部中积极分子，跳起交谊舞，活动高潮时，藏族工人和小保姆都参与了交谊舞行列。就此得荣机关初探的文体生活开展起来了。由篮球发展排球、羽毛球、乒乓球，逐步到单位到学校。得荣的男、女篮球队曾出席了甘孜州体育竞赛。文娱由单纯交谊舞发展排练大型话剧《夺印》、《红岩》、《刘三姐》等革命文艺节目，每逢节假日都有大型活动，到河边会堂演出，这就是县机关当时文体活动。 党教干啥 我就干啥 几件刻骨铭心的事，记叙如下： 一九六零年，中央下文提出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为学习贯彻落实实施“八字”方针，一九六一年元月，县工委决定《关于开展整风整社运动》，分三片召开会议，抽调大批机关干部下乡。此时，我妻子怀孕临产期已到，要求请假照顾未能批准，随冯永清、吕尚杰等同志先行日雨区作开会准备工作，我被安排到秘书组收集情况和整理材料。会议规模称谓四级干部会，共开七天。真不赶巧，我患了水肿病，小腿用手指按下一个窝，区医院给我处方半斤酥油，一包麦麸粉治疗药方。开会前一天，县工委副书记许承教来主持会议，告诉我你爱人已临产生一男孩，母子平安，会议开完后你回县请一个保姆和买点吃的东西带去。听此消息既高兴又难过。我找区武装部长姜存祥商量，托朋友帮忙。待会议结束，我带着十二岁的藏族小保姆，提着两只鸡一竹篮鸡蛋回县。我们住旧县府土楼二层，不足二十平米的小房子，由于我爱人自理能力很强，感谢战友和同事们的家属关照，一切安排妥贴。小孩取名粟涛，十分可爱，长大点时机要室吴德钊同志特爱抱他。后因几经择保姆，搬住河东县医院旁平方小宿舍。我常下乡或外出开会，外出一趟一个多月。孩子开始走路，已是六二年春，保姆带孩子在大核桃树下玩耍，不慎吃了异物，又吐又拉肚子，医院无法治疗建议送云南丽江医院，正好我要去成都开会，经组织同意我租了两匹马，带她母子行走三天到奔子栏，晚间在拉大便绿色是鲜核桃壳，孩子自愈母子二人和马邦返县。我从省城开会返县已是小春即将收割，县工委派我去古学区代理梁玉峰书记的工作，因梁告假回黑龙江省老家探亲二个月。我离县时儿子有咳嗽。我认为小孩感冒，吃点药即好，无大碍。到区后就忙于开会或下乡调查小春收割情况，无暇照顾家和孩子。其间，借助到县开会之机，才知道母子俩住县医院已十多天了，天天给孩子打青霉素消炎和吊针，当我看孩子病情如此严重，“百日咳”都无法治疗，我的心冷了，往外送时间也晚了，会议结束回区临行前，我看望母子时，孩子咳的厉害，喊道：“涛涛宝宝，爸爸要下乡，有妈妈陪你在医院治病哟”，孩子毫无神色地双眼望着我（现在我还记得那种可怜神态）又回到他妈怀抱。回到古学区第三天，接到战友田恒恭（县工委办负责人）写给我的信，“你孩子涛涛，因百日咳病治疗未好，已死亡，医生尽责任了，安排医院勤杂工钉了一个木匣子埋在烈士陵园下的小山坡上。”如此骨肉之情的伤心，只能埋在内心，白天照样工作，夜晚在睡梦中大声哭泣，惊醒了隔壁房间的区长向秋，她第二天问到：“粟书记，你昨夜睡觉做梦哭什么？”我只好将此时原委告诉于她，她说了一句：“汉族干部，在我们这交通不便，医疗条件太差地方，背井离乡付出了好多呀！”。 “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在生我未能尽孝，重病不能照顾，死后不在身边。重病时，我在数千公里之遥的雪城高原，正带着吴跃福、曹辉鹏、松堆牛业等同志，社教工作组，赴郎中村搞试点。只能派我伤痛未愈的妻子回湘老家看望，旅途半月，直到六三年春母亲离世。 一九六三年夏我又出席四川省第四次团代会，回县又筹备得荣第一次团代会，于七月如期举行。会议结束，下乡工作，回县不久，许副书记，叫我参加县委五人小组办公室工作，办公室主任由时任人民法院副院长的边福来担任，我和郑宾权为专职工作人员，郑管内务，我跑外差。先后两次跑云、贵、川、渝四省市，三、四十个地县，时间达半年多。第二次出差，由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离县，经雅安、成都、重庆市到涪陵，在忠县渡过一九六四年元旦。再又由渝、黔、到滇昆明市，行至泸西县度过春节。返回昆明，住昆明旅社，碰见得荣县区武装部长，告知我爱人已生一男孩。又一个高兴和惭愧，急忙把公事办好后，乘车经下关、丽江、中甸（现香格里拉）赶回县，已是三月了，孩子出生快两个月，取名小洪，都是战友刘国忠之妻任梅娟，帮助到公安上户时，户籍员问到叫啥名字，任灵机一动，孩子出生时，他母亲还看《洪湖赤卫队》，就取名小洪吧。在此，再次感谢我的战友和同志们。五月接团州委通知，我列席共青团全国第九次代表大会，从北京回县已是六月，将会议精神向县委汇报和向下级团组织传达完毕，许副书记找我谈话说：“你调党校工作，负责把党校建立起来，办好第一期干部训练班”。训练班结束，县委组织部部长刘志真找我谈话，县委决定你到县人委办公室负责，还要管好校党的工作。到政府办工作了一年多，在部门人员残缺不齐的情况下，繁琐之事多于牛毛，还把第二期党员训练班完成了，直到一九六六年四月去康定县参加农村‘四清’工作”。好心的战友为我抱不平地说：“你是十足的‘万金油’干部”，还有朋友讲，“你的驯服工具理论学的好”。当时的年代机关编制不全，人员紧缺，干部路线有左倾表现.我坚持了一条，服从组织决定，叫干啥就干啥，干时尽力认真地干好。 荒唐的年代，派性斗争三年之久，当权派跟着搁好久，有家不能回，妻子在湖南老家生下第三个孩子，孩子已有四岁了，来康定学习班第一次见到我这不称职的父亲。文革期间，我被结合到日雨区革委，两年后又参加甘孜州委整建社工作试点到巴塘县半年，回县又到子根、曲雅贡乡工作队，后又回县文卫局工作了一年多，于一九七五年十月抱病（高血压亦称高山病）离开得荣，回到了洞庭之乡，跨入第三驿站，扬帆起航。 （作者系原得荣干部、汉寿审计局原离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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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13 21:31:04
发表于 2020-5-14 09:5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