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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梦溪读中学 ——【涔阳留痕】（7） 2009年7月
为了读完中学，靠着父母的开明、执著和鼎力支持，我从1966年9月到1972年初，走南闯东，回乡进城，飘泊游移，求学于公社农中、县二中、县五中、县三中（梦溪中学高中部）和中武中学，先后五次上了四所中学。
澧县五中、三中在梦溪，我在那里两次读了三年中学，尽管这所学校不复存在，但那些记忆历久弥新。
1968年，澧县五中闹一年，没有读书的 感觉，县中下放公社，再次火烧牛皮
“当当当……”严冬的夜晚，急促的铃声把我们从被窝里拉进操场，排着浩浩荡荡的队伍，走上梦溪镇游行，反复热烈高呼：“热烈欢呼伟大领袖最新指示的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刚从红色电波里传来我们学校——澧县五中。我来到这所中学一花又快一年了。1966年斑竹完小毕业后，我在澧县二中读书三个月又回到斑竹完小复课一年。1968年春节前夕，我收到了澧县五中的录取通知。此时已取消考试制度，只经大队、公社和学校推荐。同班的还有我们大队刘传元同学，他是四生产队的。
去五中没有班车，50多里，一半山丘小路。开学那天霏霏细雨，两位父亲送我们。我不小心在途中被狗咬伤右腿肚子。后来听说父亲当天下午回家途中头疼病发作，并摔到在田埂下，弄得一身泥水一身病，我至今愧疚。 县五中设在梦溪镇涔河南岸彭家公社境内。校园离河岸500米，南去县城约15公里。一条人工河护卫的校园，西面是一幢青砖青瓦楼房，上下各三间教室，接着是食堂；东面是一幢红砖红瓦楼房，上下各两间教室，紧接着是一幢学生宿舍，还有四幢平房。西南的运动场不大，连沙石跑道也没有。在校园与大堤之间是几十亩学农基地。
梦溪区7个乡录取的学生都在那里读书。我最初在32班，一个月又调整到30班。
虽然此时距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发表已一年多时间了，但似乎还是没有落实他老人家的指示，没有学工、稍有学农。与其说学文还不如说学政治。文化课没有课本，也没有教学计划，有课表但不一定按它授课。语文、政治课无非是与文化大革命相关的社论、中央文件和毛主席诗词和语录。物理、化学、英语、历史、地理课好象没有开设。
这一年和去年一样，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前期，也是“全面内战”、“文攻武卫”的非常时期。学校高年级的造反派头头顾、叶、邓三同学闹的得很凶。他们冲进县监狱将已服刑的罗天赐老师抢出来。组织师生们夹道三里，燃放鞭炮欢迎，呼唤口号，在镇剧院开庆祝大会。但时隔不久的一天夜晚，学校里突然又召开批斗大会，公安人员又将罗老师五花大绑抓回监狱去了，造反派却逃之夭夭。罗究竟犯何罪，因何两进监狱，最后结果如何，我无缘得知。
还有一次，在学校礼堂召开批斗会，全体师生参加，标语满校飞，口号震天响。造反派残酷揪斗县委赵全志书记一行8人，挂黑牌子，罚站，拳脚相加，长时间弯腰九十度，最后捆绑游街。其中最残忍的是叶某。
在教导处汤道金老师的组织和指导下，我和三、四个同学经常晚上围在半旧的半导体收音机边，收听、整理、刻印红色电波里的重大新闻——公报、社论、毛主席最新指示等。
凡遇重大新闻全校师生都连夜上街游行。
放了暑假，我迟走两天，获益不少。在高年级宿舍里意外拾到一套破了皮的《水浒传》，第一次知道了梁山好汉，第一次晓得了官逼民反。学校图书馆从前年起就已经关闭。好事成双，去校园草坪闲逛意外捡到10多斤废铁，在供销社废品收购部卖了一块多钱。我为有生以来第一次有这么大笔财富而窃喜，也为拾金归己惭愧了许多年。其实，寒假离校时，我的一床旧被絮和一把锄头被他人顺手牵羊拿走，受了母亲几年的唠叨。今天想起来，也许是报应吧！
到了年底，突然传来消息，各公社自办初中，学生一律回本公社读书；县五中下放成梦溪中学，我们中武公社的学生已经没有资格在这里继续学习了。 离开仅仅两个学期的澧县五中，怏怏地回到家里，无言面对父母和乡亲！小学毕业两年半了，学习了什么？脑子里一瓶空白，虚度年华呀！
我将何去何从？
1970至1971年澧县三中两年学完六年 中学课程，毕业证却是梦溪中学高中部的
初中突然下放公社办，我赌气九个月当社员后再到新办的中武中学饱读三个月，拿到了初毕业证和澧县三中录取通知。 澧县县三中，就是原县五中升为高中后改的名字。 1970年元宵节后，我和刘传元同学相伴去三中，过雷公塔在涔河南岸遇上歇脚的谢承力同学。约下午3点钟我们三人到达曾经耽误我一个学年的母校。今非昔比，学校欣欣向荣。热烈欢迎新生的标语，整洁明亮的校园，有条不紊的报到程序，齐全且透着墨香的教科书，和蔼可亲的老师，春风满面的同学，扎实繁重的教学计划，让我深深地感觉到教学乱象已成历史，紧张而刻苦的学习生活开始了 竟然还认得自己哟，4排右首
有趣的是，学生仿部队建制，1、2排是高二，高一新生分为3、4、5排。我和谢承力同学分在3排，并同床一直到毕业。3排先后经历了三位班主任，孙逢显老师不到两个月，刘家义老师一年有余，教数学课的易继芳老师一直到我们毕业。
中武中学校长谢久安调任三中校长，因健康原因不到一学期调离。佘玉明校长在我们毕业的前几个月也调回了他老家石门县。汤道金老师仍然是教务处负责人。还有语文老师龚光美、政治老师王淑兰、英语老师孙登泉、物理老师张儒坤、化学姜先洪，潘宜元老师也偶尔教过我们的语文课。
这两年，是全面落实毛主席“五七”指示的两年，既学文，又学工、学农，还学军。学文的任务十分艰巨：两年时间要完成初、高中六年的课程。从1966年下半年到1970年春，读初中四进四出，一晃快4年，所学无几。学校先用一个学期集中补习初中课程，然后攻读高中课程。
由于新三届和老三届初中毕业生集聚一班，知识参差不齐，施教很困难，教学进度也相当慢。我的语文勉强还过得去，数学、物理、化学有起有落，总算没有不及格的；但英语课糟透了，第一期好不容易记熟的一百多个英语单词，却在暑假里全部丢在家乡稻田里了。
课本都是试用教材，扉页是毛主席语录。
语文课的政治色彩较浓，除大量的毛主席文章外，还有鲁迅杂文和报刊上的时事评论等，古典文学几乎没有。不管讲哪种课文，毕业于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龚老师都眉飞色舞、口若悬河、抑扬顿挫。早自习叫“天天读”，读毛主席著作，要求雷打不动。这对语文课是得天独厚的优势。
政治课没有课本，教学内容紧跟政治形势。先是讲党的十次路线斗争，“九一三”事件后又加上一次，共十一次。然后，是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常识。
学校组织我们去湖南拖拉机制造厂，分别下到六个车间当工人半个月，拜工人为老师，各学习一门技术。我去的车间里有钳工、车工和锻工。锻工很累，车工很细，钳工很脏。短时间的学习不可能掌握什么操作技术，但了解了拖拉机生产流程，体验了工人师傅的艰辛。学校还组织我们去湘澧盐矿采矿基地考察并亲自参加劳动。
开了农基课，并有教科书，但几乎没上课，主要种好学农基地。每班十来亩，种蔬菜和油料作物，从耕种到收割一条龙包干负责，每周劳动两个半天。假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也是学农的重要途径，每期开学时必须向学校送交由家乡生产大队盖章的学农证明。
学军。请解放军来学校对我们进行了半个月的军训；组织实战拉练三次，或风雨交加，或烈日炎炎，日夜兼程一百多里；至于突然深夜全校紧急集合执行紧急任务有多少次，已记不清了。
前排中刘家义老师； 左起前排依次是陈章友、李先祥、赵克勇、 谭灰军；二排依次为胡世清、赵素媛、 彭信美、曾广兰、宋善元、谢承力； 后排依次为彭培刚、赵宏炎，自己居然站在正中
1972年1月3日，我在这里高中毕业。毕业前半年学校已改名梦溪中学高中部。录取通知书是澧县三中，毕业证却是梦溪中学高中部。值得庆幸的是，在这里我们度过了中学的黄金时期，尽管“左”的影响依然存在，后期又受到“两个估计”的干扰，但和前几年相比，可谓久旱逢甘露，我们在德智体诸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这两年高中，和前几年比，也是我学生时代吃苦最多、素质全面提高的两年，我既要跟上课程保持中上成绩，又要完成相关社会工作。在若干社会活动历练中，自己的组织协调能力、写作能力、编辑能力不断增强。
3排排长（班长）是谢承力，赵克勇是学习委员、赵素媛是文娱委员。团支部书记是曾光兰。有全校学生组织，第一学年叫战士委员会，主席是4排的陈明益同学；第二学年恢复学生会，主席是5排的谭徽林同学；这两年我都任宣传部长，主办黑板报和墙报，负责学生广播站和校宣传队的组织工作。由于工作量大，又怕影响他人的功课，具体工作都是自己动手，牺牲了不少的自习和休息时间。
黑板报办在教室的山墙上，8平方米，每两周出一期。策划、约稿、统稿、审稿、排版、插图，我唱主角。誊写的有毛松柏、雷学舫同学。报头是一条体现本期内容的最高指示；每篇稿子都有毛主席语录；花边是一色的红五星、小红旗和向日葵；插图也多是革命纪念地或工农兵造型。
校宣传队赵素媛、彭启珍、雷顺英、范亚萍极具时代特色的合影
中午，同学们刚端起饭钵狼吞虎咽的时候，我们的土广播站响起来了。“同学们，澧县三中广播站，现在开始第一次广播！”土喇叭里飞出赵素媛同学清脆悦耳而又抑扬顿挫的涔水普通话。广播站中晚餐各一次，广播好人好事，播送报刊重要文章，两年如一日。且不说每天至少要10多篇稿子，组稿如何艰难，改稿如何费劲，播稿如何枯燥，仅就每天两次在饥肠轱辘的时刻，在饭香扑鼻的食堂大厅里，驻足一刻钟，看着别人狼吞虎咽，就让人够受的。为了集稿，我们建立了通讯员队伍，每排（班）两人，每天必须交两篇以上稿子，没有好人好事就交学习心得、诗歌、抒情散文。周公布，月评比，期总结。把优秀通讯员事迹在广播里和黑板报上表扬，介绍给团组织优先入团，推荐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没齿不忘素媛大姐同学对我工作的理解和鼎力支持，没有她，我的宣传工作至少广播站就坚持不下去。她和我都是3排同组，有一年时间她就坐在我前面座位，我忙的时候，收来的稿子就塞给她修改定稿，平时也提出不少的好的建议。她既是班里的文艺委员，又是校宣传队主力队员，还要每天去食堂广播两次。
怎么找不到自个？照片模糊 还是眼睛模糊？ 左边楼下三间教室中间 是咱们三排的，右边平房就是男生宿舍
比起广播站、黑板报来，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不能等量齐观了。主要原因是严重缺乏导演人才。其实，为排好革命样板戏，我们下午步行往返40公里，到县城影剧院观看《沙家浜》，凌晨1点才回到学校。
有一次演出，胡成兰同学兴冲冲地跑到台前，运足底气，以涔河塑料普通话报幕：
“下一个节目，三句半——五七指示就是好！”转身在台上“扑通！”一跤。台下哄堂大笑。还有俏皮的同学大呼：
“嘿，下一个鸡母：三斤半！” 会场上又哄堂大笑。
这出折子戏至今在同学们中传播。
梦溪街上那家米豆腐小店价廉物美
那时读书便宜许多。高中每期学杂费和生活费差不多只40多元，外加每月29斤大米指标。当时小菜每斤都只2、3分钱，稻谷每百斤牌价9元5角、市场价15元左右，猪肉7毛4分1斤。每期开学前，我和父亲从家里给公社粮店送去两百来斤稻谷，换成大米指标130多斤转给学校当地粮店，换回的现金20来元就成了学杂费的主要来源。
便宜归便宜，但伙食不敢恭维。每天三餐饭，一周一次荤。8人一桌，一餐3两米饭，3个少见油花的大锅菜，大多是萝卜、白菜、南瓜、腌菜、米豆腐之类。开饭铃一响，同学每蜂拥而至，迅速将三钵菜均匀地分到8个饭钵，8双筷子风扫残云。饭后总有那么几位同学，在饭厅流连往返，巴望从菜钵里、饭桌上发现什么，哪怕是一片菜、一粒饭；还有那么几位，一双双谗眼，直瞪着那些加餐后仍吃香喝辣的富裕同学。
十七、八岁的青年，每餐吃3两米，根本不能满足身体发育的需要。虽然学校可以加餐，但谈何容易？那几年，由于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缺陷，粮食相当紧缺。就在我读高中那两年里，家里连续超支，每年缺半年的口粮，但家里还是千方百计保证我每天加三两饭，邀同学合作，中、晚餐各分一钵。星期天也去街上吃一碗米豆腐。
吃米豆腐的钱是变通来的。大姐三儿两女，自己还不够吃，也节省自己，给我几次米。小姐姐家里稍好点，有几次回家都绕路去她家，先美餐一顿，然后带回七、八斤大米，以两毛钱一斤的低价卖到街上，这样吃米豆腐就有了钱。
涔河北面的梦溪镇仅一条街，三块青石板由东向西从街道中延伸过去。街上的饭店、小吃部早已记忆模糊，只有那家米豆腐店历历在目。从学校出发，走过石拱桥，沿河边那条小路，向西走一百多米再上街，左边就是我经常光顾的家价廉物美的米豆腐店。
在一间木板房前，屋檐下烧着一个藕煤炉子，一口铁锅冒着热气，一张小桌上有序地排列着碗筷、砧板、酱油、辣椒末、香葱和油盐。绿黄色的米豆腐在桌边水桶里静静地躺着，晶莹剔透，惹人口水。
“同学，吃碗米豆腐吧！昨晚打的新鲜米豆腐呢！”女店老板递上木凳，一边热情地招呼我们，一边立即摆开了操作的架势。
我就是为一碗米豆腐而来的。老板麻利地将一小块米豆腐切成一厘米见方的小块，随即轻轻地放入早已沸腾铁锅中。当碗中刚配齐佐料时，锅里已经翻滚了。
左起前排依次为赵素媛、李秋芝、孙圣娇 后排依次为张桂珍、彭信美、曾广兰 向慧、彭文德两位女同学怎么没参加呀
高中两件憾事，何须再纠结
毕业那个学期，有两件事至今刻骨铭心。
第一件事：
有一天，佘玉明校长把我叫去，送我一本《金训华之歌》，扉页上已题写“向金训华同志学习，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我受宠若惊。
自从一年多前学校提出拟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后，我当即向学校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以后又不断的上交了思想汇报。佘校长直接培养我的。校长和往常一样，给我讲党的性质、宗旨，党员的义务和权利，入党条件及入党动机，肯定我，鼓励我。但他最后一句话，却让我大失所望，他说他调回石门老家去了。校长的离去，我不仅失去了一位知我爱我教我的恩师和引路人，而且在学校入党已经基本不可能了。
我噙着惜别的泪花，象过去一样信誓旦旦。
结果如我所料，自佘校长走后，学校完全忘记了在学生中发展党员的承诺。
但毕业后，我始终牢记佘校长的教诲，在思想和行动上创造条件，两年后终于在鲜红的党旗下举起了右手，并一路跟着党正步走到今天。
第二件事：
毕业前的半个月，有一天中午，教导处汤道金老师突然通知我去学校办公室开会，我当即赶到那里。我班曾广兰、赵克勇也先后到达，四、五排也有五位同学。我们坐在汤老师房间里，和一位陌生男人闲聊。不一会儿就散了。回到寝室来才知道这陌生人是梦溪区教革办主任。第二天上午上课时，曾广兰、赵克勇和昨天参加座谈的同学，去区医院体检去了。同学中传出他们将被招为国家教师。赵克勇体检回来问我怎么没去，又说五排的唐厚文怎么又临时补上去了。我一时惶惑不解。
不几天，八位同学被招收为国家教师。我想，也许面试不合格的缘故吧。没有问老师，也没有任何人给我一丁半点安慰。
本来很好的心情却因此事搅乱了。好在毕业回到家里，第二天大队小学通知我去担任民办教师。
关于这件事的原因，接下来有许多议论，大致有三个版本。一说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疾贤妒能，拖延时间，没有及时将推荐意见送去；一说东西送去了，但因为我父亲的历史问题而政审不合格；再一说是前面的事根本不存在，被别人掉了包，因为当时顶替我的同学德才平平，八个指标怎么也轮不到他。不管是什么原因，三十多年来我始终没有过问，无论是当时的学校，还是大队党支部。只当我和曾广兰同学一样罢了。广兰同学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生，品学兼优的好大姐，眼睛高度近视又不知道可以矫正，因体检不合格而终生务农，好在一对子女都读上了清华大学。
要说还有点遗憾的话，就是不知什么原因，厚文同学在他仕途辉煌、家庭幸福的时候，不明不白的自己走了，白白地浪费了一个同学们朝思暮想的国家教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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