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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生活杂忆(42)
2003年8月,在常德接待达庆晓同志。
我这一辈子,出差、旅游,多次到北京,记得时间最长的一次是1972年到工程兵报社联系刊发通讯稿的这次,住了不下10天。开始,报社上班时,我都去编辑那里看看,问问情况,次数多了我怕编辑厌烦,只间或打过电话问问。部队养成的习惯,每天我按时起床,早饭后就到北京市内的各处景点跑跑。记得我曾去动物园有两次,不仅因为它和报社顺路,而且动物园大。游览的新鲜感过去了,慢慢的感觉无聊,想回部队,尤其是和周德峰、高炎林见面后,觉得自己和他们相比还是水上浮萍,无依无靠的,不能老是这样漂泊下去。我多次和达干事电话联系,他说不急,等稿子见报后回来不迟。不久,达干事借故来看看情况,自己也来北京了。
达干事来北京时,受放映队的刘香菱之托,去看望她的父母。刘香菱的父亲是部队转业的,好像还是工程兵部队的一个领导,在北京市交通局当领导,住在外交部宿舍里,我们是在招待所吃晚饭后去的。我们找到她家里,房子不算太大,但也算宽敞。她有一个弟弟,好像在读五年级,喜欢读书,刚出版的《高玉宝》就摆在书桌上了,我很羡慕。心想城里的孩子就是优越,能及时接受新知识。他们的家里已经有电视机,是摆在书桌上的,记得是刘香菱的弟弟告诉我的,电视机上搭着挡灰尘的布,我没有看到它的“尊容”,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电视机和“看到”电视机。以后,我看电影时,片尾字幕有的有“北京电视台录制”,我自然就想到我在刘香菱家里第一次看到的电视机。我真正看到电视到了1978年我上大学时,那时湘大附近的蓄电池厂有一台电视机摆在外面让大家看,我们大学生也拥挤到电视机旁凑过热闹,用人山人海形容恰如其分。听说刘香菱复员后,被安排在工程兵的医院里。
最后我们还是没有等到文章见报,就打道回府了。达干事动员我和他一起先到石家庄,看看他的首长和战友。我不想去,我说了两条理由,一是离开时间长了,想回部队写点东西;二是,要见的人我都不认识,尴尬。达无奈,我们只得打票直接回邯郸。但是火车快到石家庄,达干事继续做我的工作,下车改签,停留一天。我勉强同意,在石家庄停车后,达干事下车了,我又改变主意,还是不同意逗留。这样,达干事也只得怏怏作罢。以后很长时间我都为自己这次态度后悔,对不起达干事,我怎么就不能成全他呢?何况他是我的领导,我不会负任何责任啊!同时,也为自己失去这次游览石家庄的机会而后悔,直到2011年11月我才找到机会到石家庄,做圆梦之旅。这时我退休都四年了,被聘请修《常德市人民政府志》。当时在山西太原做新修飞机场技术监督的我的高中同学、某军事院校教授李汉秋和同是我高中同学、石家庄军休所的负责人姚镇国,热情接待我,并且陪我游西柏坡,我们三个同学同是1968年入伍,但他们两人仍然是军人,只有我是退役的军人。 我只是一厢情愿。其实,我急忙从北京赶回部队后,再也没有再做通讯报道的事情了,命运并不在我的掌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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