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老师比喻为红烛、园丁和春蚕,一点都不为过,对于我的五年级语文教师汤廷选先生、六年级语文教师王明诚先生和数学教师李远惠先生也是当之无愧的,尤其是王明诚老师,既教语文课,又当班主任,对我人生影响非常大。
早晨,不管你到得怎么早,王老师早已坐在教室里批解作业,解答疑难,在琅琅书声中,给我们背诵的课文画上鲜红的“背”字。只要是王老师的课,上课铃还没响,他就端着教材拿着教鞭,站在教室门口,严肃地观察着每个同学的课前准备工作。走上讲台,他举目环扫,眼镜放射出冷森逼人的光芒,教室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讲课开始了,他从解题、中心思想讲到篇章结构、语法修辞,以师生互动形式,深入简出,生动形象,循循善诱。他声如洪钟,似大浪澎湃,只偶尔涓涓细流。
作文辅导课,王老师最拿手:首先,有板有眼地讲读两三篇范文,这些范文都是他的得意门生的。接下来与学生们共同审题构思、谋篇布局。最后,让几位写作能力强的同学,试讲自己的写作构思。王老师在我的每篇作文里,不仅多处荡起红波浪,滚动红铁环,而且写下精细而中肯的眉批、尾批,并经常将我作文传阅、展览,讲评。在一片一片的赞誉和鼓励声中,我的作文和语文课基础不断长进。
放学的时候,王老师一般要用半小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围绕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雷锋,紧密联系我们德智体表现情况,大量表扬好人好事。对不足之处一般点到为止,以个别工作为主。他教育我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坚信共产主义,热爱祖国,热爱集体,刻苦学习,艰苦朴素,团结友爱,助人为乐,发扬雷锋的“钉子”和“傻子”精神,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王老师对学生要求严格,但他批评学生很讲究方法。
有一天课间操时,我身后同学们议论纷纷,接着哄堂大笑,还有人叫:‘地主,看地主呀!”,我转过身去,想维护秩序,没想到同学们却冲着我笑,身后的同学也哄堂大笑了。“肃静!肃静!体操开始!”王老师喊道,并随即将莫名其妙的我请进他的办公室。 “谁的恶作剧?你的村衫背面!快换掉!”随即他丢给我一件衣服。 我终于明白,自己闯下大祸——
昨晚,我在家做作业,煤油灯下突发异想,在新土布褂子背面,用钢笔线条画了一副头戴西瓜皮、挺着大肚皮的人物漫画。今早穿衣却起忘了此事,做操前脱掉外衣,就原形毕露了。为这事,王老师严肃地批评了我。事后,胡贤敬等几位调皮同学经常取笑我,甚至送我“地主”绰号。王老师虽然生气,但他不在班上公开批评,而是个别谈话。从此风平浪静。
还有一次下雪,没有雨鞋,我干脆揣着棉鞋,赤脚上学。王老师看到我僵红的脚,立即将我喊到他的办公室,打来一脸盆热水,我感动得热泪盈眶。王老师还在全班表扬我这种刻苦学习精神。每当想起这件事,一股暖流涌遍周身。
快毕业时,有几天没见王老师来上课。原来“文革”已开始,说批“三家村”,他集训去了。直到毕业时也没见到他。当时我们学生也不知怎么回事。
两年半后,王老师又成了我们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1969年公社办初中,县中学生一律回本公社中学读书。我从县五中回来,对瓢泊而空洞的读书生活极其反感,索性在家务农。但九个月后,我还是去公社中学继续读书了。王老师交给我的第一件课外工作,就是出一期高质量的黑板报。他推荐我为民兵营长,推荐我在全公社老师大会上畅谈学习毛主席著作感想。那时,王老师的宿舍就在我们教室与宿舍之间,几乎没有看见他休息过,晚上十一点,窗前还亮着煤油灯。
其实,我第一印象对王老师很不好,这是由一场误会引起的。
我在双阳小学读七册时,有天上午,王焕珍老师派我去斑竹完小,给陌生的王明诚老师送两包面条去。我边走边问,走了六七里,好不容易找到了斑竹完小。在校工友的指点下,我终于站在了王老师教室门外,我等待他发现我。
这位王老师,矮矮个子,近视眼镜,与激昂高亢的演讲形成强大反差。他掉过头来,突然发现了我,还没等我叫他,就挥摆着两手,凶巴巴地吼道“哪来的捣蛋鬼,走开,走走走……!”眼镜里咄咄逼人,“哐啷”一声关上了教室。
这前后不足十秒钟,他根本没有听到我说的话。我恐惧而懊丧。任务没完成,只得移步窗外,将包里的面条露出,齐肩抱着,等他再次发现我。他口若悬河,手舞足蹈。大约两分钟后,他见我仍在骚扰课堂,立即朝我连连拜手。我将面条示意,他根本不懂我的意思,打开门,咆哮起来,我也放开嗓门喊“您的面条!”将面条搁在窗台上回头就走。
他终于恍然大悟,后面追来一句:“小同学,谢谢你的王焕珍老师!”我没回头,怕回头,也不想回头。
我考入斑竹完小后,读五年级时,王老师教六年级,他不认识我,我当然认识他。耳闻目睹,我渐渐由畏惧到敬佩。有时我以方便为由,溜到六年级教室旁,偷偷地听王老师讲课。终于轮到王老师当班主任教语文课了。果然名不虚传。
1990年夏天,王老师从家乡来到我工作单位,请我支持他解决子女就业问题,我给家乡打过招呼,但由于我影响力有限,可能没有结果。此时他已是县九中校长。他最终在县职中校长岗位上退休。早几年他经常跑市里和桃源县,为村里基础设施建设而操劳。
几年前正月,他老人家八十大寿,我和夫人去祝贺,并带上我出版的三本拙作向他汇报。没几天,他打电话过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许多硬伤,许多是我和读者当初发现的致命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