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 日 闹 市 荣 家 河(1)
文／罗宏福 （作者系国家财政部原副司长、中国会计学会全国供销合作社分会会长）
古往今来 ， 几乎没有人不思念故乡的。文人墨客如此，士官商贾亦然。对于各自的故乡，不论是穷乡僻壤，还是高山峡谷，甚至不毛之地，只要生于斯，长于斯，都会使人永久怀念、向往。真是故土难离呀！ 我寓居京城四十多年，故乡一草一木依然萦绕于心，而且年纪愈大，思乡之情更切。 我的家乡在湖南省澧县澧西荣家河。 荣家河是澧水北岸的渡口码头之一，对岸(南岸)是滟洲、彭山，背后是坦荡如砥的澧阳平原。 相传在明朝时，有一位姓荣的船夫在此摆渡，接送南来北往的客人过澧水，久而久之，此地便取名荣家河。 经过几百年的缓慢发展，到公元1949年家乡解放时，荣家河已成为拥有近百户居民的小集和水码头，热闹得很。 这个小集镇，紧贴澧水一字长蛇式由西向东蜿延，最西头名叫”糟码头”，中间名叫”新街口”，最东头名叫”树行”(做木材生意的商号集中地)。树行”再往东约一华里是”高路铺”，再东去是乔家河、文良制、荣家碾台、县城。 “糟码头”再往西约一华里，有个寺庙名”华光寺”，再往西是”五马桥”、”兔儿口”等地。 五马桥明清时曾为五马市，设有铺递，驻有铺司7名，那段澧水河号称五马滩。五马市在明清时系澧州27个铺递之一。 自澧州城往西，邮路是高路铺——五马市——停弦铺——合口铺。荣家河集市便是高路铺至五马市的必径之路。 小集镇的街面宽度约五米左右，由青石板或鹅卵石铺就，并不平坦，以往街上只有行人、挑担和鸡公(独轮车)，这样的路面就是当时晴不生灰、雨不沾泥的高等级路面了。 街道的北侧房子较好，一般是三进式传统型民居，两侧是封火墙，墙头高于房顶，既美观，又防火。街道南侧由于地皮窄浅，房子只有一进，有些连一进的地皮也不够，只得建”吊脚楼”。特别是小集镇西段，南侧的房子几乎全是吊脚楼，站在澧水河滩抬头看，仿佛来到了”悬空寺”。 人们以为只有湘西芙蓉镇、凤凰县才有吊脚楼，其实往日澧水沿岸集镇比比皆是。 荣家河小镇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在澧水北岸、河堤之外，而不是堤内。与荣家河隔河(澧水主航道)相望的滟洲，是澧水河道中的宛如长沙桔子洲一样的脱洲，洲上生活着时代务农的张、刘、吴三大姓数百人；滟洲之南隔小河相望的是彭山以及连绵起伏的猪羊山、白虎山、青龙山等山丘。山峦青翠，静影成碧，早就成为澧州外八景之一——彭峰叠嶂。彭山上还建有思王祠，是纪念李元则刺史的地方。 荣家河小集镇的地理位置，决定它成了方圆几公里之内的经济中心。澧阳平原的农副产品、手工艺品，彭山一带的山货土产，都集中在荣家河交易；乡民们所需日常生活用品，如食盐、红糖、煤油、小百货、南货、布疋等，均在荣家河街上购买；如果家中有特殊喜庆需要，乡民们再买上一些肉、鱼、油条、麻花、挂面、糖果等等(当时乡民们在平常是没有条件享受的)。 乡民们进了街，如果时间允许，有的便在茶馆里坐上几个小时，喝喝茶，歇歇脚，观观风，聊聊天，听听新闻。 荣家河的水运比较发达，是难得的水码头。昼夜不断的渡口摆渡，当地叫”划横河”，延续了几百年。因为滟洲及彭山一带乡民们买卖往来必须过澧水，渡船、划子自然来往如梭了。 荣家河街民的烧柴(木柴、松枝、茅草、棉梗、木炭等)取自南岸山乡，山乡农民与集镇居民互通有无，相交相依，时代友好。两岸民众交朋友、结亲家，往来频繁。我的堂姐(亦是我父母的养女)就嫁到滟洲的刘家，儿时我还经常到她家作客呢。 解放前澧县没有铁路，公路运输也很不发达，澧水河上从事长途运输的木帆船，经常停靠荣家河码头。桑植、大庸、慈利、石门等地的农副产品、山货土产，以及他们所需的粮食、生活用品等，主要靠水运。 澧水河上行驶的所谓大木船，其运载量也就是几吨、十几吨，个别可能有几十吨，那年头没有机器动力，完全依靠人力，不过顺水行船尚省力省时。如果逆水行舟，那可苦了船工，除遇顺风扯起风帆外，主要靠船工摇橹和纤夫拉纤。 摇橹时为求动作一致，集中力量，船工们唱着澧水河号子，领头的首先唱：”哎嗬哎吆嗬——” 众人接着和唱：”吆嗬嗬咳——” 领：”哎咳哎呀咳——” 合：”哎咳哎呀咳——” 这样唱一遍后，领头人轮到自己唱时，只唱歌词一句，众人照第一遍的唱法和唱“哎咳吆嗬”的内容，旁人听起来，好象在听民间歌曲合唱。 拉纤是件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苦事，俗话说：跑起风来象相公(顺风扬帆，艄公只要掌舵就行，船工休息)，拉起纤来象虾公(弯腰曲背，匍匐前行)。 船老板根据木船的大小和水流的缓急程度，安排少则三、五人，多则十几人在岸边拉纤，逆流而进。不论春夏秋冬，也不管急流险滩、荒郊野岭，纤夫他们都是光脚光腿，甚至光着身子，沿着河边，肩系纤藤，身体前倾，吟着”唉——嗬——哎——起”的号子，一步一趋，艰难行进。 这些人绝大多数来自澧水上游的山区，基本上没有文化，生活穷苦，我们称呼他们”上河佬”。也有船工人少，临时在滩尾岸边请人拉纤，拉到滩头就付钱的。 澧水上游所产木材主要是杉树，具有长、直、轻的特点，是盖房子、做家具的主要材料。那个年代木材的运输基本上是运原木(很少加工成材)，在上游将杉树捆扎成宽大的木排，排上驾杆招，由掌招人调整行进方向(起船舵一样的作用)，这样顺水而下，甚至一泻千里(有的木排经澧水穿越洞庭湖进入长江)。 由于荣家河小镇有多家经营木材的商号，叫”树行”，于是许多木排便停靠在荣家河的浅水河滩，待价而沽。 小镇上十岁左右的男孩们，经常在木排上往来穿越，嬉戏玩水，解暑纳凉；家庭主妇们则登上木排，选择一个安全方便的地方，摆衣捶衣淘米洗菜；穷苦人家的大人孩子，则手拿把刀铲，在木排上将杉树的树皮剥下，晒干后当柴烧。 “树行”更是孩子们玩耍的天堂，那里场地开阔，孩子们自己发明就地取材、名目多样的游戏”打波”、”打棒”、“跳房子”、玩骰子、角力、滚铁环、踢毽子、舞草龙、捉迷藏、讲白话(聊天)等等，多在”树行”进行。 最具特色的玩法，是在摆放整齐、树梢翘起约一人高、整体成斜面的杉树堆上任意行走、往来追逐，甚至大步跨越。那高高悬空的树梢都有弹性，伙伴们一脚踩下去，树梢往下沉一下后又弹起来，借助弹力，轻捷似燕，犹如古代的侠客在施展轻功。 荣家河小镇是乡村中的”都市”，自然也成了这一带的政治文化中心。民国二十三年至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4-1938年)为荣市乡驻地，1950年至1994年先后为第12区，荣市区公所和荣市乡人民政府、澧西人民公社、澧西乡政府驻地。解放初期(1952年)还将这里改为区辖荣市镇。 那时候，小小的荣家河，可以说是号令一方、影响一片的举足轻重的地方。 荣家河小镇解放前设有初级小学，1949年解放后成立了高级小学，吸纳周边几里地的农家子弟来上学，几十年间从这所小学毕业的学生，有的升了中学、大学，成为公务人员、军人、文教科技工作者，等等。 这里的民俗文化著名的是荆河剧和花鼓戏。荆河剧源自毗邻的湖北省荆州地区，解放前俗称”大台戏”，县城里有剧团、剧院，乡镇还有不少的专业或业余人才。 荣家河小镇在解放前曾经成立了一个专业性质的娃娃班剧团，招收十岁以上的少男少女，经严师施教，大多成才。 娃娃班能成本地演唱许多古装戏，如《八阵图》、《五台山》、《三支令》、《六出祁山》、《八百八年》等等，一时曾声名鹊起，远近皆知。 有几次外来的剧团到荣家河与娃娃班唱对台戏，都败给了娃娃班。 20世纪50年代初期娃娃班解散，孩子们各奔前程，有的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有的转往专业剧团，有的行船捕鱼，多数回家务农。 但是荣家河小镇的荆河剧底蕴仍然厚实，娃娃班的影响挥之不去，茶余饭后，田间地头，逢年过节，吉庆喜事，总有人唱上几句，来上一段。个别时候，那些业余高手们甚至临时组织起来，化妆登台，唱上几段折子戏。 至于花鼓戏(不是长沙的湖南花鼓戏)，也是源于湖北省，在澧县影响深远。由于剧情、舞台、曲牌、音乐伴奏(只宫、商、角、徵、羽五个音)比较简单，解放前后无论专业的还是业余的班子，都能演唱成本的花鼓戏。 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期，有一次业余演员们在荣家河街上化妆登台唱花鼓戏，本地一位姓龚的男小生出演悲剧角色，那长段的哭腔唱得十分动情投入，以至不少观众禁不住悲从中来，掩面而泣，吓得他几岁的儿子哇哇大哭，一时传为佳话。 荣家河一带春节时还流行打”道情”、三棒鼓、”说鼓”、莲花闹(竹板)、打丧鼓、锣鼓点子等民间文艺娱乐活动。 莲花闹就是打竹板，常在春节前后以一种行乞方式，挨家挨户乞讨，随意编上几句顺口溜，边打边唱，乞讨到手就离开，然后转到另一户。 有一年大年三十早晨，一个手拿竹板的少年走到我家门口就唱：“走进门来抬头望，恭喜老板好兴旺，朱红对子贴两旁……” 我接着说：“我家的对子还没贴，你到哪里看到的朱红对子？” 一下子把那孩子问得无言以对。母亲在旁边说：“你给他一点钱了让他走，他就只会背那两句词儿，你叫他怎么办？” 打三棒鼓也是行乞性质的玩艺，每组三人左右，一人打鼓，一人打(钹)锣，按“咚咚哐，咚咚哐，咚咚哐，咚哐咚哐咚咚哐”的句式敲打。 打鼓的艺人手里有三根鼓棒，象玩杂耍似地依次上抛，轮流有两根打鼓，总有一根鼓棒悬在空中。 当然也有只用两根鼓棒的，边打边唱，一人唱人和，很有段落感。 打”道情”与湖北省的渔鼓相类似，都是左臂膀抱一根二尺左右长的竹筒渔鼓(下端蒙有羊皮或蛇皮)，左手拿一付响板和一个钹，右手大拇指与食指夹一根筷子，另三个手指并拢打鼓，筷子打钹，说唱时有节奏响板，过门时只打鼓和钹，技艺水平高的演唱起来也十分动听。 打渔鼓因竹筒击打时发出”乓乓”响声，所以也有人称为打”乓乓”。又因为这种活动为澧水渔人喜爱，所以亦称”渔鼓道情”。 因为打道琴能说书，除了也是过春节的一种娱乐活动外，平时在茶馆里也常有打道琴说书的。 荣家河一带水平最高、百姓最喜爱、最具魅力的民间文艺形式是打丧鼓(“丧”在澧县念“三”，说起来叫打三鼓，这是地方口音，无他意)。 打丧鼓流行于湘北大地及湘鄂边境地区。现今在神龙架以及鄂西南、四川省和重庆市所辖与湖北、湖南相毗邻的地区，我们澧县及周围县(市)，均流行打丧鼓。 传说起源于周朝，那时周孝王母亲喜欢听故事，孝王为讨母亲欢心，经常边敲桌子边讲故事给母亲听，以后演变为敲打竹筒、瓦盆，由此发展为孝鼓，到庄子时发展为丧鼓。所谓“周公治其理，孔子治诗书庄子治其打丧鼓。” 清嘉庆年间，澧州落第秀才苏金福将其整理，定出了一流、二流、三流、慢板、数板等板式，丰富了丧鼓的艺术表现形式。 治丧时称打孝鼓，在茶馆打唱说书就叫为打”大鼓”了。这是乡民们办丧事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般停丧期打一夜或两夜丧鼓。 打丧鼓所用的鼓是大鼓，高约二尺以上，直径超过一尺，鼓音浑厚，听起来是”碰、碰”声，而不是”咚、咚”声。 打丧鼓主要是说书，即说古代的故事，如《瓦岗寨》、《罗成叫关》，《罗通扫北》、《李元霸》、《杨家将》等等。 起鼓之时，艺人会连续有节奏地打鼓数分钟，其作用，我领会，一是如音乐的过门，二是艺人调整思路，逐步进入状态，三是招揽听众，用鼓声告诉远近的乡民，说书即将开始。 我以为，自古至今艺人们能把古代的故事、小说、戏剧改编成打丧鼓的说书，是很不简单的，只有文化水平较高并且经验丰富的人才能做到。因为打丧鼓(以及打道情)的说书，语句必须短，又要通俗易懂(不能用文言文)，还必须押韵，而且故事连贯，不能顾此失彼；在描述某些故事情节、某个打斗场面、某个人物表情时，既细致入微，又言简意赅。 水平高的艺人，在表演时声情并茂，加上鼓点的时高时低，时急时缓，时长时短，确实能引人人神，扣人心弦。 打丧鼓演变发展的另一种形式就是”打对鼓”，一般是两个艺人距离数米相对而坐，各自为战，一比高下，周围的听众或坐或立，边听边品味边议论。 打对鼓虽然也可以说书，但主要不以说书分高低，而是拿对方开涮，甲方说一句，乙方说一句，甲方说一段，乙方说一段，比赛打鼓说唱，谁能在语言、气势、比喻、猜谜、挖苦、讽刺甚至对骂中压倒对方，谁就是赢家。 这一方面要看艺人的功底，另一方面看艺人的反应是否迅速，能否随机应变。 此外，围观者中什么人都有，有的站在甲方，有的支持乙方，有的品头论足，有的报以笑声，有的喝倒彩，因此打对鼓的艺人还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反应机敏。 荣家河一带过去最出名的打丧鼓艺人是马家柱，他有一位高徒姓，20世纪50年代，荣家河小镇上有一次打对鼓，听众中有位开餐馆的老板出言贬损冯艺人，冯立即现编唱词予以挖苦讽刺，唱日： “打鼓的(唸”地”，下同)西风起呀，听我抄动你哟，抄动哪个哇?抄动那开馆的，皮子的包皮子(指卖的馄饨肉馅太少)，死了(土话念”打”)变驴子！驴子的贵呀还是那甘露水。” 值得称道的另一种民间宗教文化是做道场，澧县人称为”做斋”。这是一种道教文化，自古至今流传。家里死了人，特别是老人辞世，一般都要请道士做斋，有做一天几天甚至时间更长的。 据说，这是给死人唱戏，又是超度，使其在阴间一切顺利，过上好日子。 做斋时，道士穿戴道教的衣帽，很像戏台上诸葛亮的打扮，在烛香林立的灵桌前唱、念、做、舞，并伴有锣、鼓、钹固定节奏的过门，显得庄严肃穆，阴气沉沉。晚辈们则身穿白色孝衣，头披白色孝巾，跪伏在灵前，聆听道士的吟唱，并在道士的指点下磕头致哀致孝。 此后逢”五七”(即亡人故去后第三十五天)便请来道士“解结”。所谓”解结”，是指解除亡人与子孙后代、亲戚朋友以及所有活着的人的冤仇过结怨恨不满。因为一个人一辈子几十年，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总会与人磕磕碰碰、吵吵闹闹，甚至明争暗斗，总会积怨结仇，通过”解结”，等于把一切怨恨冤仇一笔勾销了，斯人已死，活着的人不要再计较。 “解结”时，道士依然穿戴整齐，子孙后辈等跪伏在地，道士的长篇唱词从十月怀胎说起，历数亡人生前对子孙的大恩大德，描述生养后人的善良功德和一切成功之举，恳求原谅亡人的不是之处。 道士手拿一条黑色长巾，在下端打一活结，边唱边将活结依次抛给跪伏在地的子孙后辈，轻轻一拉活结散开，如此重复，这就是”解结”。 遗憾的是，那长篇精彩而感人肺腑的”解结”唱词，我没有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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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2-9 12:43: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