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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7） 陈独秀与“桐城谬种”
桐城派文学四祖：戴名生、方苞、刘大櫆、姚鼐
《文人陈独秀》第九章，标题“陈独秀与桐城谬种”，具体写陈独秀等人在推行新文化运动时与桐城派文学末流之间的斗争。
桐城派是中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人通称“桐城派”。 正式打出“桐城派”旗号的，是道光、咸丰年间的曾国藩，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道方苞、刘大櫆、姚鼐善为古文辞后，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周永年，字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桐城派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而闻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派“四祖”，据统计师事、私淑或膺服他们的作家，遍及全国19个省(市)计1211人，传世作品2000余种，主盟清代文坛200余年，其影响延及近代。
“桐城谬种”的发明人是钱玄同（1887—1939）
“桐城谬种”的发明人是钱玄同。《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立即震撼文林，陈独秀、钱玄同（1887—1939）立即响应，钱玄同致陈独秀函有：“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是新文学运动当时亮出的一个响亮的口号，字面意思是：《昭明文选》尽是妖孽之学，桐城派都是些散布荒谬之人。正确理解应该是用来抨击当时一味摹仿桐城派古文或《文选》骈体文的旧派文人的词语，抨击对象实为桐城派末流。
真正为包括钱玄同在内的《新青年》派定调而批桐城派的，是陈独秀。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率先向“下规姚、曾，上师韩、欧”的桐城派、“摹仿古人心理”的江西派以及选学派等当时统治中国文坛三大权威流派发难。但作为《新青年》主编的陈独秀，明确肯定“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白话文学作家“施耐庵、曹雪芹价值，远在归有光、姚鼐之上”，高扬起“神圣施、曹，土芥归、方”的思潮。在《文学革命论》中，陈独秀点名抨击当时三大流派，即桐城派、骈体文、江西派。陈独秀还把桐城派三祖和其所尊奉的文章宗师统称文坛“十八妖魔”。胡适晚年回忆这段经历，还说“那时陈独秀和我都以为文学革命高潮起自元代而为明清两代的“十八妖魔”所阻扰了。”
林纾，字琴南，不能因为他反对新文化运动就全盘否定，他还有另一面， 他终生不懂外文，但翻译小说180多部，有翻译界泰斗美誉。
五四时代的桐城派演变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对立面。突出代表是林纾（1852—1924），针锋相对发表《论古文之不当废》。当白话文运动取得初步胜利后，林纾又以退求进发表《论古文白话相消长》，继而发表致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公开信，历数新文化运动的中枢北大之罪。林纾在争端中理屈词穷后，竟写小说含沙射影骂人，1919年2月17、18日，上海《新申报》连载林纾的小说《荆生》，塑造三个书生皖人田其美、浙人金心异、新归自每周的狄莫能哲学，分别隐射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三人聚于北京陶然亭，饮酒高呼，放言高论，掊孔孟，毁伦常，攻击古文。小说还塑造一个名荆生的“伟丈夫”，詈骂惩治三个书生。林纾心中的荆生是段祺瑞政府安福系干将徐树铮，企图借助武力干预文化运动。刘半农庆幸地说，有林纾《荆生》的暗示，文字之狱的黑暗渐渐压迫而来，“然而我们终于没有尝到牢狱的滋味”“这就不得不有慨于北洋军阀的宽宏大度，实远在读圣贤书，深明忠恕之道的林琴南先生之上。”
林纾借重武力压迫新派不成，但运动同乡国会议员，弹劾教育总长和北大校长却有效，陈独秀北大文科学长被免职，并因“私德”彻底离校，离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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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2-23 11: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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