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陶澍教育思想的初步认识
赵绪清
综观陶澍一生，不能说他是一位教育家。魏源为他撰写的《行状》中，甚至忽略了任澧阳书院主讲一节。但是，这仅仅是因为和他的其他业绩比较，教育所占比重太小。实际上，只要翻开陶澍的著述和有关文献，就能发现他是十分重视教育并且具有丰富的教育思想的。陶澍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且在学术上、教育上也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他的教育思想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兴国之道，育人为本
陶澍所处的时代，正是清王朝从中兴走向没落的时代，社会积弊丛生，“世风日下，人心益浇，官不肯虚心察吏，吏不肯实心恤民，遇事则念及身家，行法不计及久远。”对这种现象，陶澍痛心疾首，并认为根源在于教育，要改革振兴，着力点也在教育。他在《山西晋阳书院告示》里针砭时弊：“经史古文，束之高阁；腐烂时艺，传为鸿秘。根柢既薄，转眼就荒，理之不明，文于何有？抑或侥幸弋获，遽已自满；偶尔蹭蹬，辄使堕颓。以夤缘为捷径，不惮失身；见商贾之居赢，遂思徙业。”然后语重心长地指出：“今日之士子，即异日之官吏。当其为士，尚不能耐苦，又安望身处脂膏，能廉于守？当其为士，尚不肯究心，又安望躬膺繁剧，能勤于职？不廉、不勤，则吏治坏而害归于民。然则学术之得失，所系重矣。”在这里，他严肃批判了当时士子中学风虚浮、投机取巧、人格缺失等现象，并把学风和官风联系起来，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当然其中“读书做官”的传统思想不值得提倡，但我们也不能跨越时代而苛求于前人。
正因为认识到对于治理国家而言，“学术之得失，所系重矣”，所以陶澍每到一地，都首先倡导兴办教育。他在《重修金沙书院碑记》里说：“书院之废兴，人才之聚散因之，即一方之风化系焉。余自翰林出官蜀、晋，宦辙所至，虽未敢遽谓能化民成俗，而于劝学造士之道，每兢兢藉为先务。”不仅如此，陶澍在教育上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余维书院之设，非徒以为名而已。在乎守土者时与邑人士相见，劝之以孝、弟、忠、信，迪之以礼、乐、诗、书，经明行修，日新月盛，比户有弦歌之美，青衿无佻达之讥，斯风化成，而治绩茂焉。”这里，陶澍把办书院、兴教育的目标描绘为“经明行修，日新月盛，比户有弦歌之美，青衿无佻达之讥”，这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境界！而且，陶澍不仅是兴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办教育的积极实践者。在他的一生中，除担任澧阳书院主讲外，当政后还于道光初年在南京（江宁）建惜阴书院、道光八年在上海建震川书院、道光十七年在海州建敦善书院。
陶澍的重视教育，还突出地表现在对人才的重视与渴求，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与左宗棠的关系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836年，59岁的陶澍已是名满天下的两江总督，而24岁的左宗棠是醴陵渌江书院一名默默无闻的主讲。适逢陶澍巡阅江西，请假回安化故里省墓，道经醴陵。醴陵县令在给陶澍准备行馆时，请左宗棠写了几幅门联，其中之一是：“春殿语从容，廿年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上联写的是1835年道光皇帝召见陶澍时，从容询及陶澍家事，知其家乡江中有石如印，特为题赠“印心石屋”匾额的故事；下联则引用晋陶侃曾督八州军务的典故，表达了对陶澍的颂扬和企仰之情。陶澍见后，大为赏识。询之为左宗棠所撰，“因嘱县令延致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次年左宗棠第三次入京会试落第归来，特绕道南京谒见陶澍。“陶留住署中，每日令幕友与之谈论，如是者旬余”，然后出见左说：“汝之言论志向，我俱明白，将来勋业当在我之上。”经过这样进一步的考察，陶澍对左宗棠更为器重，认为其前途不可限量，于是当面聘左的大女儿给自己的儿子陶桄为妻。不久，陶澍去世，其仅存的儿子陶桄年方7岁，左宗棠赴安化小淹陶澍家中，设馆教授陶桄，帮助料理陶澍家事。左在陶家先后8年，将陶桄教育成人，自己也在陶家丰富的藏书中广搜博览，学业精进，为日后宏图大业进一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陶澍十分重视人才，在他身边团结了一大批能吏、学者，成就了林则徐、魏源、贺长龄、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藩等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代英杰。故在论及晚清人才时，张佩伦称陶澍为“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山”。
（二）教育之途，强师为要
陶澍十分重视教育行政长官和教师的作用。他在《送顾南雅侍读督学云南序》中说：“学臣之任犹是也。去取无方，教导无法，则人才日詘。异日任之以事而不胜，处之以位而不称。……此生民之大命，而有国之通患也。明其为患，而学臣之任不独重于考官也，乃直先于督抚矣。”在这里，他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教育官员任用不当，教育办得不好，将导致人才日渐缺乏，到时候国家就没有能够胜任管理的人才，这关系到百姓的命运和国家的兴衰。因此，教育官员的责任不仅重于考官，而且重于督抚等封疆大吏。
清朝官学的教师叫“教习”，原有专门的教习考试选拔制度。但到嘉庆十七年（1812），朝廷取消了教习考试制度，而改为在乡试、会试落榜的考生中录用教习。陶澍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认为这不利于形成高质量的教师队伍，也不利于保持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他于嘉庆二十年（1815）上呈《请复考试教习旧例折子》，深入分析了教习于落卷挑取的种种弊端，要求恢复教习考试制度，受到嘉庆皇帝重视。
陶澍始终是把培养士子和化民成俗、治事安民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十分强调教师的德行。他主讲澧阳书院时期，有一位同事叫戴柏亭，德高望重，陶澍与他成为忘年之交，复职后还专门写诗为戴贺寿，诗中写道：“柏亭如古柏，轮囷无俗妍。铁干蟠老气，骨节撑风烟。……乡评有月旦，此老众口贤。自我来澧水，三载交忘年。”他特别强调育人者修身养性，廉洁自守，认为“条分虽众，考课维严。玉苟含瑕，无取流辉之远；水非见石，终存纳垢之嫌。为端其本，莫重于廉。……必秉范于岩岩，乃呈躬于蹇蹇。如屋之有极，极正而宇始无偏；如席之有方，方定而隅斯可反。如木之有干，干固而柯叶必荣；如水之有源，源清而支流自远。”廉洁为本，是陶澍一生育人、识人、用人的重要准则之一，他自己也身体力行，成为清朝268年的统治中最有名的清官，受到百姓爱戴。当他巡视南漕事竣，“回京复命，江南百姓攀辕洒泪”；当他离开川东时，郡中父老随行相送十余里，有诗“来何暮，去何速，何时重来蜀民福”，以表依依惜别之情。
（三）学问之的，经世为重
陶澍作为湖湘经世学派创始人之一，对学术要经世致用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他32岁担任四川乡试副考官时，在《<庚午科四川乡试录>序》中就明确提出考生答题要“言为有物，学为有用”。
他对当时学界食古不化，墨守成规的现象予以了严厉的批判：“夫无师之学，昔人所讥。……后儒作疏，亦墨守传注，唯恐逾越；苟有歧趋，胥加驳难。自世流少见多怪，中实空枵，徒恃私智，妄生荆棘。或偶逢半解，如获珠船。而此达彼窒，失诸目睫，转欲凌篾故训，高自标置，终堕昏蒙，人复掎其后。呜呼！”（《<蛾术编>序》）由此可见，陶澍提倡要敢于兴“无师之学”，不要“墨守传注”，这就是当时的创新教育。
陶澍在人才培养上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盖天生之才，常有所限制，难而得兼。古之君子，第勉其资之所可及，而不强以力之所不胜。故就其偏至之途，以求造乎其极，而已足矣，不必以兼擅为贤也。”（《<弹峰诗文集>序》）用今天的话来说，人的天生禀赋是有差异的，全才是很少的。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要扬其长，避其短，让他们在长的方面登峰造极，而不要“以兼擅为贤”，求全责备。我们今天讲开发多元智能，“张扬个性”、“让每一个学生得到与其个性相适应的最大发展”，也是这个意思。
陶澍曾经亲自为钟山书院、尊经书院的课艺写序。课艺，相当于今天的教学大纲、课程表。陶澍在其序中明确提出了课艺开设的宗旨：“至其文之高下，则随时地为转移，要惟以实而不以华，为能垂世而可久焉。……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非是，则五石之匏，非不枵然大也，其中则一无所有。以中无所有之人，即幸邀有司一日之知，责其实用，难矣哉!” “其所望于诸生，岂惟是能为制举之文，遂诩然自足哉？亦将厉以通经学古，而致诸用也。……将他日通经致用之学，其端即于今课艺卜之，岂可以制举之文而少之哉？”前者强调要有实学、实行、实用，不然，就像五石大的葫芦，中间一无所有，不能胜任实职。后者强调要通经学古而致诸用，不能仅仅满足于考试的高分。
非常难能可贵的是，陶澍不仅是这些观点的倡导者，而且是实践的楷模。他堪称有清一代的大学问家，经史百家无所不通，对天文、地理、数学、音律等都有独到的见解。同时，他又是一位能力卓著、敢于任事、勇于改革的实践者。史称其“负经世志，尤遽史志舆地之学，所至山川必登览形势，察访利病”。他所著的《蜀輶日记》，就是担任四川乡试副考官时对四川和沿路各省的考察，对道路、山川、河流、地形、地势都有记载和自己的分析，而这些著述都在他从政中得到了实际的运用。
（四）办学之旨，教化为先
我国古代的教育制度源于“政教合一，官师一体”，其基本的教育目的，是“化民成俗”，“修己治人”。西汉刘向《说文指武》云：“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可见文治武功，都是为了教化人民。陶澍继承了这种基本的教育价值观，他指出“惟古者建学，如百工之居肆，相与致道，非以为梯荣之具也。”就是说不能把办学作为向上爬的阶梯，而是要“厚培其学，修废举坠，鼓舞士气勿衰。入是学者，春秋释菜之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可以奋然而兴矣。”在他一生的各个阶段，多次强调教育要“彰尊经之化”、“为天下国家”、“佐学校、广教泽”、“有勇知方”、“兴起人之志气，使奋然有见贤思齐之意”。这些，反映了陶澍在办学上明确的价值取向。
对于士子个人的修为，陶澍强调要把品德放在第一位。他在《苏州紫阳正谊两书院告示》中说：“为学必须植品。士为四民之首，本极尊贵。然或士名而有商贾行，士名而有工匠气，已属自趋卑下；甚至钻营结纳，作弊行私，干公事而贼乡里，为士类所不齿者，其始皆由于不知立品也。夫虚骄之气，流为诈伪，故品不可以不真。放旷之余，渐成佻达，故品不可以不正。极而言之，如挟兔册以猎功名，剿陈文以掩耳目，皆品之不高者。故曰：行已有耻，可以为士。能知耻，始能植品。”这里，撇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消极思想不谈，他强调士（学生）在人格上不能随波逐流，“自趋卑下”；不能“钻营结纳，作弊行私，干公事而贼乡里”；要戒除“诈伪”、“佻达”；坚决反对“挟兔册以猎功名，剿陈文以掩耳目”，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他倡导作为士子品德要“真”、“正”、“高”，不能用不正当手段猎取功名，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
（五）读书之法，进退为义
陶澍是提倡学术要经世致用的学者，但是他主张经世致用的前提是先把书读好，即所谓“为文宜先宗经”。他自己博览群书，学识渊博，是严谨治学的典范。史料对他如何读书学习的情况着墨不多，但仍可见到其独到的学习方法。
陶澍认为，读书最重要的是有进有退，如山之峙，如川之流。他曾与友人张宝荣同游采石矶洗月轩，张生因以请一言为读书之法，陶澍云：“夫月随波上下，冉冉腾腾，天空气爽，万里一碧，此目中之月，人人有之。若乃濯水壶，流玉液，炯灵台兮四照，证慧业于前身，吾心有月，非探根蹑窟者不能知其妙也。故夫自朔至望，三五而盈，日新又新，如盘之浴，此进者机也，澡身之君子以之。自望至晦，三五而缩，知白守黑，如关之扃，此退者密也，洗心之君子以之。惟君子能以退为进，故虚受而明自生；能以进为退，故守约而照不疲。山之峙也，川之流也，形上形下，无非是者。洗月之义，非读书之法乎？”他以自然界的月圆月缺来比喻读书方法，要做到“澡身”与“洗心”相结合，既要有“日新又新”的进取态度，又要有“知白守黑”的深入思考。
同时，陶澍强调读书要“守居敬持志、循序渐进之法。” 这既是对士子的要求，也是他自己的经验之谈。他自幼勤奋好学，在岳麓书院读书时，认真研究经史百家，还多次到衡阳王船山旧居，对王非常尊敬，深得湖湘文化精髓。进京为官后，仍然虚怀若谷，坚毅向上，曾师事大学问家纪晓岚，组织“消寒诗社”，广泛结交京中士子文人，从中原文化汲取营养。其后在江南为官19年，又广交江南文人、学者，对江浙文化亦有深入了解。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思想开放、见识深刻，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学问家。
陶澍还主张学习要联系实际，有感而发。他在谈论作诗时说：“情动于中而有言，是故诗以言其情也。……彼其情在乎是，即言在乎是；情之所不在，不强为也。后世之为诗者，吾惑焉。鉥心肾、镂肝肺以搜之，穷日夜、限晷刻以迫之，废寝食、忘本业以耽之，是何以情之所感无已时？毋亦有可已而不已者乎？乎可已而不已，是直谓之为诗役。为诗役，是其诗非必情之所出，而志之所欲言也，役焉而已矣。”在这里，他严厉批判了言不由衷的“命题作文”、“限时作文”，强调诗以言志，文由情出，这对我们今天的教学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六）为学之要，立志为首
陶澍认为，成大器必须立大志。他主讲澧阳书院时，引导生员关心国家大事，教育士子“似车武子方称学者”、“看范希文何等秀才”；为重庆彭水县摩云书院题联“化雨无私，忆往岁踏雪过来，曾话春风一席；摩云有志，愿诸生凌霄直上，毋忘灯火三更”，都是激励学生奋发向上。他在《苏州紫阳正谊两书院告示》中说：“为学必先立志。志者，气之帅。学问、事业，皆从此出。而尤以‘刻苦’二字，为入门着脚之方。若处不能究意于编摩，出安能尽心于职事?穷不能忘情于鲜美，达必至极欲于纷华。至于偶试高等，幸获高第，辄沾沾自诩，尤为所见之鄙，决非大器。须看王沂公状元试三场，而志不在温饱；范文正公画粥以食，而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是何等气象!”他强调立志、刻苦，而且把读书与治事联系起来，指出在书院尚不能潜心读书，出社会怎么能克尽职守？作士子羡慕人家的华服美食，当了官必然腐败奢靡。他希望士子以王曾、范仲淹为榜样，以天下为己任。
陶澍自己能够成为一代名臣，也在于他少年大志。魏源评价陶澍时说：“公少负经世志”，“浩歌山水间，语出惊人”。他视野开阔，见识大气，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概。例如在澧阳书院时期，他写了一首五古《汪容川司马泩邀游三凰山寻范文正公洗墨池遗迹》，其中写道“麦风交野畦，花气盎城郭。四顾凌万出，千里如包络。览物兴既遥，怀贤意尤恪。永念画粥人，江湖廑忧乐”。其胸襟和气度，为常人所不及。 “以史为镜，可明得失”。在澧县一中800年的办学历程中，形成了丰厚的文化积淀，陶澍的经世致用思想是其中精华部分。我们希望通过对陶澍教育思想的进一步研究，不断丰富学校的文化内涵，使办学立于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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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19 11:0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