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与澧县一中的渊源
赵绪清
陶澍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名卓有成就的改革家，中国近代经济改革的先驱，是一位标志着封闭的、封建的古老中国走向开放、走向近代的里程碑式的人物，是湖湘经世学派的创始人。清末政治家张之洞认为，“论道光末人才，当以陶文毅为第一”。现代学者在论述《鸦片战争前中国现代化的三次延误》时指出：“就知名度而言，陶澍当然不及林则徐，就对晚清政治生活的影响而言，陶澍绝不在林则徐之下。遗憾的是，陶澍其人在当代史著中长期湮没无闻。” 陶澍1778年出身于湖南省安化县小淹乡，字子霖，号云汀。他自幼受家风熏陶，勤恳朴实，聪颖好学，在乡里素有神童之称。八岁随父就读岳麓书院，父子同窗，勤奋向学。受岳麓风气影响，“为学以程朱为宗，好谈义理，但又注重经世，深受当时岳麓书院山长罗典喜爱。1800年(嘉庆五年)，父子同赴长沙乡试，陶澍考中举人，而其父落榜。1802年， 24岁的陶澍参加全国会试考中进士，随即授翰林院编修，从此步入仕途。历任监察御使，四川乡试副考官，安徽、江苏布政使，安徽、江苏巡抚等官职。1830年(道光十年)擢两江总督，统辖苏、皖、赣三省，是清廷掌管东南半壁之重臣。从政30余年，为官清廉，勇于任事，锐意改革，政绩卓著。一生手不释卷，文学造诣甚深，魏源称其“为翰林能诗，为御使能言”，深得道光皇帝信任。1839年，陶澍在两江总督任上去世，享年62岁。死后道光皇帝赐谥号“文毅”，晋太子太保衔，并在其老家安化兴建规模宏大的陶澍陵园。
1805年春天，26岁的陶澍以监察御史身份疏劾吏部重签、河工冒滥及外省吏治积弊等，轰动朝野，引起朝中大臣和地方官员一片恐慌。这时，传来了陶父去世的噩耗。中国封建社会制度规定：父母丧，子女三年内服孝守丧，不得做官，不得婚娶，不得赴宴，也不得应考，所以陶澍不得不离职。但据传，正深深宠信和依赖陶的耿直敢言以整肃弊政的嘉庆皇帝，想以“夺情”之例变通陶的“出阙”，至少达到“减时早返”，但结果在很微妙的“朝议”中，陶被真正“开阙”，而且实际上还延长了时限，直到1808年夏天才应诏复职。在守孝期间，陶澍应澧州学正之邀，来澧阳书院担任主讲，而澧阳书院是澧县一中的前身。
陶澍在澧阳书院的三年，对当时和以后的办学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他认为“树人如树木”，应有“金可炼、垂滴石穿”的精神，才能办好书院教育。他常以车武子“囊萤苦读”、范仲淹“先忧后乐”等典范教育诸生，颇得各方赞誉。据高守泉先生考证，陶澍在澧阳书院的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陶澍以其渊博的知识作主讲，令生员们叹服。他不仅要求生员完成规定学业，更注重指导他们涉猎时政、经济，对典籍要透彻理解，融会贯通，把书读活。特别是他以几年京官生活所思考的朝政、吏治及国家发展趋势为内容的讲座，不仅深得生员喜爱，而且引来州城大小吏员及儒绅旁听。当时从陶而学的生员，在几届乡试中均成绩优秀，仅次于岳麓书院，使得澧阳书院名声大振。其二，带领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史料记载有两件事：一是一位老儒提出，《尚书·禹贡》中有一段话：“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很不好理解，请生员们解答。陶澍因此组织生员讨论，说这是澧水、澧州的实际问题，应当弄明白。于是他带领生员们赴安乡，泛洞庭，走淞滋，查枝江，再给生员命题写论文，同时自己写了一篇《荆州江沱九江说》，解决了澧水、洞庭湖、枝江、九江的历史变迁问题。在今天看来，这仍然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区域地理学术作品。二是一位皮姓生员家族修谱，要求写序，而该生员写不出来，陶澍以为读书人应付这类写作，应视为基本功，于是组织大家来试写，自己也写了一篇《<澧阳皮氏族谱>序》作示范。我们今天读来，从短短的几百字中，不仅可知姓氏的演变史，还可知“百姓”为何意、皮氏之源由。其三，通过唱赋活动陶冶学生情操。陶澍在讲学的三年中，每年都组织两次针对澧州名胜或不同地形地貌的游览唱赋活动，要求生员们即兴为文抒志，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并辑录成册，相互传诵切磋。这些诗文习作可惜已经散失，但陶自己的示范之作，有20余首澧咏诗、3篇文章和两幅对联流传下来。陶澍题澧阳书院的对联是：“台接囊萤，如车武子方称学者；池临洗墨，看范希文何等秀才！”这集中表达了陶澍“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他守孝期满北上复职时，还殷殷嘱咐弟子“榜楹数语同须记，珍重风流绍昔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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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19 11:0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