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童年、少年时代（三）

日月星辰

         1965年7月10日，我从中河口公社完全小学毕业（毕业证号：中字第22号）。6月下旬，我们中河口完小毕业班共50余人清晨步行到西河口完小参加升学初中统一会考。9月，我告别金色童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常德县第五中学读书。县五中座落在澧水之滨的蒿子港镇，距常德市53公里。蒿子港镇是当时四大县属镇（还有河洑镇、黄土店、牛鼻滩）之一，是通往湘北的集市要镇，水陆交通方便。父亲挑着一只篾箱和被子送我到学校，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里到蒿子港镇。我大队共有5人考到县五中：我和徐新民、彭维国、任茂林、余自训。1968级共有4个班（26—29班），我和徐新民、彭维国被编入第28班，共有50人。由于在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少部分同学没有复课闹革命；有的同学家里贫穷，便中途辍学了，毕业时只有30多人了。
    我在学校里不断锻炼自己，使我从小就养成了独立生活的能力，自己洗衣服、打补丁，那时衣服破了，是要缝补的，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寄宿生都是来自农村的学生，绝大部分很贫穷，有的连一件象样的衣服也没有，学生自己背米到学校，每个月交3元伙食费。学校里吃饭要集合排队，食堂设在蒿子港公社完全小学，是固定的8人一桌，一个月很难吃到一餐肉、鱼，生活很贫苦。下晚自习后，我有时太饿了，就到蒿子港街头小馆里吃一碗8分钱没有肉馅的“光头粉”。我基本上是一个月回家一次，这是母亲给我定的规矩：每次母亲只给一个月的生活费，我必须每个月回家拿伙食费和背大米，这样，父、母就可以看看儿子，那时哥哥在部队当兵，姐姐出嫁，家中没有子女在身边，唯一是我可以经常回家，我也尽量多回家，以减轻父母对子女的思念。我每次回家父、母都会很高兴，问寒问暖，给我煮荷包蛋吃，改善生活。我少年不懂事时，母亲曾用小木棒打过我，我怨母亲管得太多太严；但我进入青年时，我才认识到母亲是希望我有“出息”，当我认真读书有“出息”的时候，母亲给我更多的是生活上的关照，思想上的教育。         
    我班的班主任是魏由民（后调武陵区南坪乡中学，已退休），语文老师是刘保成（后调鼎城区委党校，已病逝），他俩是乐观、活跃的青年老师，和学生们打成一片，是我一生中影响最大的师长之一；数学老师是聂其洁，英语老师是范 旭。我先后担任过班学习委员、生活委员等职务。班长是曾宏春（曾任蒿子港区公所武装部长，已病逝）。1966年4月，同班同学王爱华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时，每个班只有六、七个共青年团员，佩戴团徽是很光荣的。我在学校曾4次被评为“三好学生”。1966年5月，我被树立为班级“学习标兵”，刘保成老师给我素描了画象，贴在专栏里，班主任魏由民老师给我的题词是：“学习委员周训民，入团刚刚才适龄，勤奋刻苦好榜样，各项工作当标兵。”
    1966年4月，常德县五中组织全校学生以年级为单位到常德市参观阶级教育展览。我们清晨从蒿子港步行经冲天湖、石公桥、镇德桥、白鹤山（猴子巷）、万金障、七里桥到常德市，到常德市时天已快黑了。这是我第1次到常德市。我们学生吃的是自带的干粮，晚上挤在学校的教室里过夜。第二天参观了常德地区阶级教育展览和抗大展览。参观完毕后学生放假各自回家。第三天，我步行到姐姐家，住了一晚，第四天下午才回到学校。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5.16通知，发动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6月下旬，县第五中学开展了轰轰烈烈地批判“三家村”（指邓 拓、吴 晗、廖沫沙）的活动。8月8日，公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一夜之间，红卫兵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好象整个世界都变了。那时“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习解放军”，同学们都以穿绿军装，戴军帽为荣，臂戴“红卫兵”袖章，腰扎武装皮带，去呐喊，去厮杀，去造反......那种感觉如火如荼，威风凛凛，势如破竹。
    1966年10月，学校以魏由民老师为首的“湘江风雷挺进纵队”造反派，以范 旭为首的“红旗军”保守派，围绕对刘维政（校长兼党支部书记）为首的“走资派”开展了激烈的斗争，造反派把刘维政当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批斗。魏由民、范 旭是我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且我的数学任课老师聂其洁又是刘维政校长的妻子，我是尊敬师长的，在这种关系面前，我没有介入派别斗争中去。但由于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从思想上是赞同造反派的观点和行动的，这是一种朴素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特别是围绕毛泽东思想是否“顶峰论”的争论，使我受益匪浅。1966年10月初，刘维政校长在蒿子港镇电影院全校师生大会上传达原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9.24”讲话，刘维政说毛泽东思想是不断发展的，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总结和发展......会后，造反派认为刘维政是传达“黑指示”，否定毛泽东思想，是否定林 彪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论点，因而反对刘维政校长的大字报贴满县五中校园。刘校长因此受到围攻、批斗，并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学校教育工作处于瘫痪状态。我感到迷惑，不理解，我带着这个问题坚持自己看书学习，我学习了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才懂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哲学理论，刘维政校长的“发展”观点是正确的。后来刘校长被平反，恢复了党籍和职务。
    1966年底，由于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学生停止上课，我回到家乡所在的原垸德岗大队，参加了大队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反走资派的斗争。1967年2月，我在大队群众代表会上当选为原“垸德岗大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挥部”总指挥，政委是党支部副书记兼大队长陈梅初，副总指挥是陈梅元，成员有廖新来、杜泽英等。在那个年代特有的狂躁情绪也牵动着我，好象抗战时的热血青年，去点燃革命的火种，去救国救民，过一种燃烧革命激情的战斗生活。指挥部对大队原党支部书记余念之、民兵营长卜柏林等开展了斗争，给余、卜贴大字报进行揭发、批判，即落实毛主席的斗、批、改。3月的一天晚上，廖新来、邓方明等人邀我在大队部开会，要揪斗所谓“走资派”卜柏林，将他抓到中河口公社，他们对卜进行罚跪，卜参加抗美援朝时曾负伤，腿有些跛，称“卜拝子（跛子）”，要他交待抗美援朝时所谓“当逃兵”的问题，由我作记录。现在我回想起来，都是些莫须有的事情，感到幼稚可笑。40多年过去了，我在工作中经历了许多锻炼，政治思想不断成熟，“文化大革命”时的狂热激情早已烟消云散，那段往事给我带来的不再是血性的冲动，而是变成了刻骨铭心的隐痛，犹如一首遥远、忧郁的歌谣，又象幽灵般地闪进来了......         
    1968年2月，党中央发出号召，学校要复课闹革命，我回到县第五中学，与同学曾宏春、刘冬林、李国纯、高用军等同学组成了“二八”（即28班之意）战斗队，由曾宏春任队长。1968年6月，以蒿子港区武装部长陈登逢（1973年恢复法院时曾任蒿子港人民法庭庭长）为队长的工宣队进驻县第五中学，掌管学校的各项工作，组织学生进行复课闹革命，学校实际未复课，仍然处于混乱的状态。此时，我和曾宏春、高用军、杨秋兰等一行6人从蒿子港镇步行（当时已修常蒿公路，但未通公共汽车）到常德市“经风雨，见世面”，这是我第2次到常德市，住在县革命委员会专门接待“红卫兵”的招待所，吃、住都由招待所负责，我们在市区观看大字报，游览常德公墓......由于市区“工联”造反派和“红联”保守派进行武斗，一周后我们6人又回到学校复课闹革命，参加学校的“斗、批、改”。
    1968年12月10日，我在县第五中学由工宣队发了毕业证书。我在学校毕业时，我们班只有30多人领取了毕业证。在县第五中学读书期间，我不但学到了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增长了社会科学知识，而且结识了一批要好的同学，如曾宏春、李国纯、高用军、陈爱清（曾任鼎城区交警大队副大队长，2010年3月18日病逝）、刘春安等等，我度过了愉快的少年时代。
    莘莘学子心，难忘恩师情。老师是文明的使者，辛勤的园丁，是蜡烛，是铸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2006年9月9日上午，在教师节前夕，我邀请原常德县第五中学部分老师龙先成（曾任常德县第五中学、常德县第一中学、鼎城区教师学校校长）和魏由明、刘保成、范 旭、张凤池、夏俊国、黄余成等人，到武陵镇欣友酒店聚会，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诚挚祝愿教过我的老师健康快乐！

吉祥

       拜读了全文,我们同感老师是文明的使者，辛勤的园丁，是蜡烛，是铸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上将军

同一时代的人的文章，一看，就引起共鸣！

日月星辰

寒儒 发表于 2016-3-24 22:17
你65年进初中，读了不到一年好书。

是的。学英语只认识abc和几个简单的英语单词，数学只会二元一次方程。1984年7月我参加考全国成人高考，数学只得了8分，但语文和政治都是90分左右，历史、地理80多分，录取到湖南省政法学院脱产学习。我们这一代人，读书时，遇到文化大革命，结婚时只生一个孩子，要文凭时，没有文凭，机构改革时50岁正好一刀切。

日月星辰

上将军 发表于 2016-3-24 21:37
同一时代的人的文章，一看，就引起共鸣！

谢谢光临！向您问好！

江南之夜

付蝶

虽然不在同一个年代，但也让我想起了童年！

日月星辰

付蝶 发表于 2016-3-28 22:12
虽然不在同一个年代，但也让我想起了童年！

是的，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童年经历，也有不同的童年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