澧县五中晃过一年，没有读书的感
觉，与回小学复课闹革命相差无几
“叮叮叮……！”
严冬的夜晚，学校急促的铃声把师生们从被窝里拉进操场，排着浩浩荡荡的队伍，走上梦溪街上游行，反复高呼：“热烈欢呼伟大领袖最新指示的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刚从红色电波里传来我们学校——澧县五中。
我来到这所中学一花又快一年了。
一九六八年春节前夕，我第二次收到了初中录取通知书——澧县五中。
县五中设在梦溪镇对河彭家公社境内，按地属，我们公社的同学都录取在那里。此时已取消考试制度，经大队、公社和学校推荐的。同班的还有我们大队刘传元同学，他是四生产队的。
去五中没有班车，三十多里山丘小路。开学那天，两位父亲送我们，天阴沉沉的，霏霏细雨，感觉兆头就不大好。我不小心在途中被狗咬伤腿肚子。后来听说父亲当天下午回家途中头疼病发作，并摔到在田埂下，一身泥水一身病，我至今愧疚不已。
校园在涔河南岸五百米处，往南去县城约十五公里。校园被一条人工河紧紧护卫着。园西北是一幢青砖青瓦楼房，上下各三间教室，接着是食堂，东南是一幢红砖红瓦楼房，上下各两间教室，紧接着是一幢学生宿舍。还有四幢平房。西边的运动场不大，连沙石跑道也没有。在校园与大堤之间就是几十亩学农基地了。
我最初在32班，一个月又调整到30班。
虽然此时距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发表已一年多时间了，但还是没有落实他老人家的指示，没有学工、稍有学农。与其说学文还不如说学政治。文化课没有课本，似乎也没有教学计划，有课表但不一定按它授课。语文、政治课无非是与文化大革命相关的社论、中央文件和毛主席诗词及其语录。物理、化学、英语、历史、地理课好象没有开设。
这一年和去年一样，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前期，也是“全面内战”、“文攻武卫”的非常时期。学校高年级的造反派头头顾、叶、邓闹的得很凶。他们冲进县监狱将已服刑的罗天赐老师抢出来。组织师生们夹道三里，燃放鞭炮欢迎，呼唤口号，在镇剧院开庆祝大会。但时隔不久的一天夜晚，学校里突然又召开批斗大会，公安人员又将罗老师五花大绑抓回监狱去了，造反派却逃之夭夭。罗究竟犯何罪，因何两进监狱，最后结果如何，我无缘得知。
还有一次，在学校礼堂召开批斗会，全体师生参加，标语满校飞，口号震天响。造反派残酷揪斗县委赵全志书记一行八人，挂黑牌子，罚站，拳脚相加，长时间弯腰九十度，最后捆绑游街。其中最残忍的是叶某。文化大革命后，这几位造反派头头都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在教导处汤道金老师的组织和指导下，我和三、四个同学经常晚上围在半旧的半导体收音机边，收听、整理、刻印红色电波里的重大新闻——公报、社论、毛主席最新指示等。
凡遇重大新闻全校师生都连夜上街游行。
放暑假时，我迟走两天，获益不少。在高年级宿舍里意外拾到一套破了皮的《水浒传》，第一次知道了梁山好汉，第一次晓得了官逼民反。学校图书馆从前年起就已经关闭。读起《水浒传》真比暑天里吃冰激凌还舒心可口。
无独有偶，好事成双，去校园闲逛时，在荒坪里意外捡到十多斤废铁，去街上供销社废品收购部卖了一块多钱。我为有生以来第一次有这么大笔财富而欣喜若狂；也为拾金归己惭愧了许多年。其实，寒假我离校时，我的一床旧被絮和一把锄头被他人顺手牵羊拿走，受了母亲几年的数落。今天想起来，也许是报应吧！
谁知到了年底,突然传来消息,县办初中一律下放,各公社自办初中,学生一律回本公社读初中,县五中下放成梦溪中学。我们中武公社的学生已经没资格在这里继续学习了。离开仅仅是两个学期的澧县五中，怏怏地回到家里，无言面对父母和乡亲！小学毕业两年半了，学习了什么？脑子里一贫如洗，虚度年华呀！
我何去何从？
初中突然下放公社办，赌气甘当农民八个月；
公社中学饱读九十天，总算有了初中毕业文凭
春节后，我坚持不去公社中学，发誓终身务农。
凑巧生产队会计业佑当选大队革委会委员，大队决定我接任生产队会计职务。我没学过会计专业，不知怎么当，心里没底，但还是服从了安排。不知何原因，业佑始终没 有交帐给我，与其说是会计，还不如说是宣传员兼记工员。
这年的四月，党的“九大”召开，个人崇拜登峰造极。早请示、晚汇报逐步制度化，男女老少跳忠字舞蔚然成风。我们的宣传工作是写写画画。组织木瓦匠师傅用土砖或木料，在每家堂屋顶里中央，做成一个宝书台。台上供放着毛主席石膏像，像下面摆放着《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台正面上方用红油漆公正地写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台正面中央写一个大红的“忠”字。堂屋大门两边，各制一块毛主席语录牌，红框白底红字，也有红底和黑字的。语录内容大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抓革命，促生产”。
最壮观，也最开眼界的杰作是，在屋顶写硕大“忠”字：我们爬上每户屋顶，用木棍和茅草茎扎的大毛笔，蘸着石灰水，在青瓦上刷上“忠”字，大的足有五平方米大小；在山坡上、田地边的显眼处，刷上更大的“忠”字。当然也少不了巨幅标语。
我当会计的另一项工作是填政审表。那时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开展斗、批、改运动。大队会计胡静林发给各生产队会计一叠表格，并做了填报说明。表格的名称已记不清了，但内容依稀，因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表也反复为社员填过，基本情况和现在的格表差不多，主要栏目是社会关系和个人政治历史问题。要求十八岁以上的社员都填此表。
填表对我来说是轻工了。我背着包，在社员劳动现场依次去填。社员们大多很理解，很配合。当然，也有偷偷发牢骚说怪话的。通过表填，我基本弄清了我们生产队每个社员的基本情况及社会关系。也不知何因，这些表根本就没有收上去，八年后我上大学时才将其销毁。
在做好宣传工作的基础上，我还负责阶段性的生产劳动，主要是和青少年、妇女们劳动的多一些。如插秧、割谷、锄草、挑稻草等活计。
虽然劳逸结合，文武兼济，并在实践中学会了美术字，广泛地熟悉了人际关系，得到了书本里得不到的东西。我毕竟是一名求知欲强的青年，又天天看到同学们兴高采烈地上学，因此，失落感、自卑感油然而生，并且逐渐浓烈起来！十分懊悔自己一时冲动而失。
九月下旬的一天早饭后，我和往常一样，扛着冲担向队里走去，准备召集“三八六一”部队把稻草挑回晒场来。远处迎面走来我农中时的张运思老师，他现在公社中学任教。“哎呀，了不起，你当官了！” 还没有来得及和老师打招呼，老师却冷不放的讥讽着我。面对张老师的激将和挖苦，我开门见山：“我就是想读书也来不及了！”
“你真想读书的话，马上跟我去就是！”
“我成绩跟不上的！”
“你还算聪明，基础好，完全跟得上！”
我欣喜若狂，掉头就走。来不及回家，将冲担扔在田里，也没给父母汇报，更没有向大队和生产队请示，跟着张老师一熘烟似的走了。
公社中学暂设斑竹完小，这也算我完小毕业后第二次回到母校读书。我来到学校，根本就没有履行报到手续，按张老师指点，我在教室后门边坐下来听讲。教室里坐的很满,我周围都是生面孔，但从后面一眼扫过去,看见了几个熟悉的背影。讲的是政治课。老师很帅，高个子，炯炯有神的眼睛，口词清楚，板眼十足，下课铃两分钟了，还在滔滔不绝，手舞足蹈。我早就迫不及待的想见见我的老同学，忍不住大叫：“下课了！”同学们回过头来惊讶的望着我，不约而同的叫出我的名字来！
“你是哪里的？”老师在讲台上望着我问。
“刚来报到的！”
“欢迎你！意见提得对，下课！”
老师的开明大度，让我这个野性学生无地自容！
颜克波、刘传元等几个同学围着我问这问那，七嘴八舌地介绍学校的情况。校长就是这位教政治的老师，叫谢久安。小学时的王明城、李远惠老师仍是我们的任课老师，王老师还是班主任。
我复学不几天，学校就搬迁到新学校了。新学校建在中武桥丘岗上，刚建好一栋平房，南北朝向，三个教室，两个班，中间教室是我们的宿舍。还有一栋东西朝向，快完工，办公用房。让我十分意外和高兴的是，今非昔比，公社中学教学严谨，学风端正。课程抓得很紧很紧，语文、数学都有新编的试用教材。尽管同学们成绩参差不齐，但都相当刻苦。我们一律寄宿，深夜里老师催不走煤油灯下孜孜不倦的学子。即使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雪侵覆了我们的被子，也没有一个同学回家避寒的。我的语文还混得过去，数学几经努力仍似懂非懂。究其原因，一是本人秉赋不足，且又掉了大半年课程，二是数学陈老师是刚上讲台的民办教师，也历练不够。
学校成立民兵营，宣布我是营长。此时，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在学校广泛开展。有一天王老师给我做工作，说公社教革会开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要两名学生代表，中学推荐我参加，要我准备。我盛情难却，被赶鸭子上架，在全公社老师参加的大会上，我首次侃起大山了-—如何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解决好热爱农村和求知的关系，今天的学习是为了明天更好地建设农村的道理；解决好专业学习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做又红又专的青年学生等等。发言获得了老师们热烈掌声和班主任王老师的赞许！这也得益于务农八个月。
到了年底，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这篇社论的政治性、思想性、文学性都很强，学校把它作为重要的语文课内容，老师讲解，学生默读、朗读并背诵。文章里许多修辞手法、名言警句、优美词语，至今铭刻在心，其政治思想也影响了我们的大半生——
放眼全球，展望未来.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备战、备荒、为人民。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资本主义无可挽救地没落下去，社会主义不可阻挡地兴盛起来.
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象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旧世界风雨飘摇，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一任任的白宫主子，找不出一付挽救美帝国主义衰落的灵丹妙药。
七十年代，将是人民革命风暴在全世界更大兴起的年代，将是帝国主义在重重矛盾中加速崩溃的年代，将是全世界革命势力同垂死挣扎的反革命势力进行剧烈搏斗的重要的年代。
革命在发展，人民在前进。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的曙光就在前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学习，我们终于结束了初中时代，同班三分只一的同学，获得了毕业证，同时获得了高中录取通知书。继续读中学,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拐点,张运思老师就是这个拐点关键人物,他无意中的一句激将语,为改变我的命运起了决定性作用！
沉重的高中录取通知书带来了中学的春天；两
年学完六年中学课程，开创教育史上的大跃进。
我被录取在澧县三中。所谓县三中，实际上是原县五中升为高中后改的名字。值得庆幸的是，在这里,我们度过了中学的黄金时期，尽管“ 左”的东西还很猖獗，后期又受到“两个估计”的严重干扰，但和前几年相比，还是久旱逢甘露，我们在德智体诸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一
一九七零年元宵节后，我和传元又回到了曾经动乱无序的母校。和一年前比起来，学校是另一番景象。热烈欢迎新生的标语，整洁明亮的校园，有条不紊的报到程序，齐全且透着墨香的教科书，和蔼可亲的老师，春风满面的同学，扎实繁重的教学计划，让我深深地感觉到教学乱象已成历史，紧张而刻苦的学习生活开始了，这将是一场殊死的战斗。
有趣的是，学生仿部队建制，一、二排是高二。我们高一新生分为三、四、五、六排，我和谢承力同学先分在六排，不知什么原因，六排撤消，同学们分到三、四、五排，我们俩又分在三排，并同床一直到毕业。三排先后经历了三位班主任，孙逢显老师不到两个月就去总务处任职。接下来是刘家义老师，差不多有一年多时间，先是教了我们一段时间的政治课，后来去学校政治处负责。教数学课的易继芳老师是最后一期多的班主任。
有独无偶，谢久安校长从我们公社中学也调任三中校长，但因身体原因工作不到一期就调离了。接手的佘玉明校长，在我们毕业前几个月也调回石门县去了。汤道金老师仍然是教务处负责人。还有语文老师龚光美、政治老师王淑兰、英语老师孙际泉、物理老师张儒坤、化学姜老师，潘宜元老师也教过我们的语文课。
这两年，是全面落实毛主席“五七”指示的两年，既学文，又学工、学农，还学军。学文的任务十分艰巨：两年时间要完成初、高中六年的课程。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七零年春，我们读初中四进四出，时间一晃快四年，书本知识却寥寥无几。学校英明决策：先用一个学期集中补习初中课程，然后再攻读高中课程。
由于新三届和老三届初中毕业生集聚一块，知识基础严重参差不齐，老师们施教很困难，教学进度也相当慢。我的语文始终在前几位，数学、物理、化学有起有落，总算没有不及格的；但英语课就糟透了。第一期学得还不错，第二期却彻底放弃，原因很简单：好不容易记熟的一百多个英语单词，暑假里，却全部丢在家乡稻田里了。当然也难免受当时“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流言的影响。
课本都是试用教材，扉页是毛主席语录。
语文课的政治色彩很浓，除大量的毛主席文章外，还有鲁迅杂文和报刊上的时事评论等，古典文学几乎没有的。不管讲哪种课文，毕业于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龚老师都口若悬河、抑扬顿挫、眉飞色舞。那时早自习叫“天天读”，读毛主席著作，要求雷打不动。这对语文课是得天独厚的优势。
政治课是没有课本的，教学内容紧跟政治形势。先是讲党的十次路线斗争，“九一三”事件后又加上一次，共十一次。然后，是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常识。
学校组织我们去湖南拖拉机制造厂，分别下到六个车间当工人半个月，拜工人为老师，各学习一门技术。我去的车间里有钳工、车工和锻工。锻工很累，车工很细，钳工很脏。短时间的学习不可能掌握什么操作技术，但了解了拖拉机生产流程，体验到了工人师傅的艰辛。学校还组织我们去湘澧盐矿采矿基地考察并亲自参加劳动。
开了农基课，并有教科书，但几乎没上课。学农主要靠种好学农基地，每班都有十来亩，种的是蔬菜和油料作物，从耕种到收割一条龙，各班包干负责。同学每周劳动两次，时间加起来差不多一天。假期参加生产劳动也是学农的重要途径，每期开学时必须向学校送交由家乡生产大队盖章的学农鉴定。
学军。请解放军来学校对我们进行了半个月的军训；组织实战拉练三次，或风雨交加，或烈日炎炎，日夜兼程一百多公里；至于突然深夜全校紧急集合执行紧急任务有多少次，已记不清了。
二
这两年高中，和前几年比，也是我学生时代吃苦最多、素质全面提高的两年，我既要跟上课程保持中上成绩，又要完成校学生会的社会工作。在若干的社会活动的历练中，自己的组织协调能力、写作能力、编辑能力和音乐美术知识不断增强。
我和谢承力都是学生干部，他始终是排长（班长），我任学生会学习宣传部长，主要是办黑板报和墙报，办土广播站，负责校宣传队的组织工作。由于工作量大，又怕影响他人的功课，具体工作都是自己动手，牺牲了不少的自习和休息时间。
傍晚，校办公室与低年纪教室中间的过道上，挤满了老师和同学，欣赏和点评我们的成果———黑板报。黑板报办在教室的山墙上，面积很大，八平方米左右，每两周出一期。策划、约稿、集稿、审稿、排版、插图,都是我唱主角。书写的有毛松柏、雷学舫同学。黑板报的内容一般按汤老师的指导意见办。当时的内容政治色彩很浓，报头是一条体现本期内容的最高指示;每条稿子都有毛主席语录;花边，一色的红五星、小红旗和向日葵;插图，也多是革命纪念地或工农兵造型。
中午，食堂里，同学们刚端起饭钵狼吞虎咽的时候，我们的土广播站响起来了。“同学们，澧县三中广播站，现在开始第一次广播！”土喇叭里飞出赵素媛同学清脆悦耳而又抑扬顿挫的涔水普通话。这就是我们的学生广播站。中、晚餐各一次。土喇叭广播全校的好人好事，激励同学们刻苦学习,奋发向上，是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工具；土喇叭播送报刊重要文章，把党和毛主席的声音及时的传递到师生员工，是党在学校的重要喉舌。我们两年如一日坚持下来挺不容易。且不说每天至少要十多篇稿子，组稿如何艰难、改稿如何费劲，播稿如何枯燥，仅就每天两次在饥肠轱辘的时刻，在饭香扑鼻的食堂大厅里，驻足二十分钟，看着别人狼吞虎咽，就让人够受的。为了凑稿，我建立了通讯员队伍，每排（班）两人，每天必须交两篇以上稿子，没有好人好事可写就交学习心得、诗歌、抒情散文。周公布，月评比，期总结。把优秀通讯员事迹在广播里和黑板报上表扬，介绍给团组织优先入团，推荐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没齿不忘素媛大姐同学对我工作的理解和高度支持，没有她，我的宣传工作至少广播站就坚持不下去。她和都是三排同组，有一年时间她就坐在我前面座位，我忙的时候，收来的稿子就塞给她修改定稿，平时也提出不少的好的建议。她是班里的文艺委员，又是校宣传队主力队员，每天还要去食堂广播两次。
比起广播站、黑板报来，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不能等量齐观了。主要原因是严重缺乏导演人才。其实,为排好革命样板戏，我们下午步行三十公里，到县城影剧院观看《沙家浜》，赶回学校时已到凌晨一点多。
有一次演出，胡兰同学兴冲冲地跑到台前，运足底气，以涔河塑料普通话报幕：
“下一个节目，三句半：五七指示就是好！”转身跑回去时，在台上“扑通！”一跤。台下哄堂大笑。还有俏皮的同学大呼：
“嘿，下一个鸡母：三斤半！” 会场上又哄堂大笑。
这出折子戏至今在同学们中传播。
三
和今天比起来，那时读书便宜许多,但吃不饱肚子是常事。高中每期学杂费和生活费差不多只四十多元，外加每月二十九斤大米指标。当时小菜每斤都只两、三分钱，稻谷每百斤牌价九元五角、市场价十五元左右，猪肉七毛四分一斤。每期开学前，我和父亲从家里给公社粮店送去两百来斤稻谷，换成大米指标一百三十多斤转给学校当地粮店，换回的现金二十来元就成了学杂费的主要来源。
便宜归便宜，但伙食不敢恭维。每天三餐饭，一周一次荤。八人一桌，一餐三两米饭，三个少见油水的大锅菜，大多是萝卜、白菜、南瓜、腌菜、米豆腐之类。开饭铃一响，同学每蜂拥而至，迅速将三味菜均匀地分到八个饭钵，八双筷子以风扫残云之速，将八个饭钵扒得精光。总有那么几位同学，在饭厅流连往返，巴望从菜钵里、饭桌上发现什么，哪怕是一片菜、一粒饭；还有那么几位，一双双谗眼，直瞪着那些加餐后仍吃香喝辣的富裕同学。
十七、八岁的青年时代，每餐吃三两米，根本不能满足身体发育的需要。虽然学校可以加餐，但谈何容易？那几年，由于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缺陷，粮食相当紧缺。就在我读高中的两年里，家里连续超支，每年缺半年的口粮，但家里还是千方百计保证我每天加三两饭，邀同学合作，中、晚餐各分一钵。但还是吃不饱。有时傍晚，只得去街上吃一碗米豆腐。
吃米豆腐的钱是变通来的。大姐三儿两女，自己还不够吃，也节省自己，给我几次米。小姐姐家里稍好点，有几次回家都绕路去她家，先美餐一顿，然后带回七、八斤大米，以两毛钱一斤的低价卖到街上，这样吃米豆腐就有了钱。
涔河北面的梦溪镇仅一条街，三块青石板由东向西从街道中延伸过去。街上的饭店、小吃部早已记忆模糊，只有那家米豆腐店历历在目。从学校出发，渡过石拱桥，沿河边那条小路，向西走一百多米再上街，左边就是我经常光顾的家价廉物美的米豆腐店。
在一间木板房前，屋檐下烧着一个藕煤炉子，一口铁锅冒着热气，一张小桌上有序地排列着碗筷、砧板、酱油、辣椒末、香葱和油盐。绿黄色的米豆腐在桌边水桶里静静地躺着，晶莹剔透，惹人口水。
“同学，吃碗米豆腐吧！昨晚打的新鲜米豆腐呢！”女店老板递上木凳，一边热情地招呼我们，一边立即摆开了操作的架势。
我就是为一碗米豆腐而来的。老板麻利地将一小块米豆腐切成一厘米见方的小块，随即轻轻地放入早已沸腾铁锅中。当碗中刚配齐佐料时，锅里已经翻滚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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