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湾湖军垦忆（之四十七） 我们连惨遭批评

听涛

         

         写这个回忆文章之前，我先将“老九”一词的来历解释一下：


         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那场大运动中，有关专政机构将原来的专政与改造的对象命名为 “ 五类分子 ” ，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右派）” 其中右派辈分最低，诞生于1957年，简称 “ 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 ”。文革开始后，专政与改造的对象扩容，增加"叛徒、特务、走资派"，就有了八个。但文化革命在一部分有浓厚极左思潮的家伙那里将 “ 文化革命 ”  演变成 “ 革文化的命 ”，将知识分子中的一些名人打成 “ 反动学术权威 ” “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 洋奴才”，似乎排在 “ 走资派 ” 之后位居第九。恰逢当时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被座山雕封为 “ 威虎山老九 ” ，显然“老九 ” 杨子荣，是有本事的英雄！于是包括大学生在内的一些知识分子自嘲为 “ 老九 ” 并逐渐流传开来，不过在 “ 老九 ” 的前面绝没有冠上 “臭 ” 字。不知何时，极左分子就将知识分子称为 “ 臭老九 ” 了。那年月，真伪难辨的与领袖有关的两个著名批示广为流传，录与此处，供没有那段经历的后生一乐。

         第一个批示，据说是有部门起草一个文件，要求降低大学生毕业生的工资标准，理由是工人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一个工人要具有多少多少年的工龄才有大学毕业生那么高的工资，这不合理，应该降低。这个文件送到领袖那里，领袖看后给了五字批示：“ 还是那么多 ”；

         第二个批示，据说极左派炮制了一个关于将以前的科研人员一律下放到 “ 五七干校 ” 去劳动改造，不能够霸占科研单位躲避改造的文件，领袖给的批示仍然是五个字：“ 老九不能走 ”。《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用激将法，如果留下小炉匠滦平他就要走，于是 “ 八大金刚 ”齐呼 “老九不能走 ” 。据说领袖还说过这样一句话：“ 知识分子就像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 。

          还有一种说法 : 元朝统治时期，元朝政府依职业的性质，将元朝臣民细划为十个等级 :  一、官(政府官员) ;  二、吏(不能擢升为官员的政府雇员) ;  三、僧(佛教僧侣 ) ; 四、道(道教道士) ; 五、医(医生); 六、工(高级工程技术人员) ; 七、匠(低级手工技术人员 ) ; 八、娼(妓女) ; 九、儒(知识分子) ; 十、丐(乞丐)。


      

        1969年12月10日上午，早餐后全连整队到团部礼堂集合，这是大学生连队移交给新部队后的第一次集会。会前在拉歌的火热场面之后，干事宣布大会的两个议程：副政委作  “ 关于学习金训华同志的动员报告 ” ，政委作形势报告。尽管宣传队为接下来的几个演出任务要准备节目感到时间严重不够用，也停止了紧张的排演，都参加这个大会。

        凡是大会听报告，我们最感兴趣的就是听形势报告。部队的形势报告不局限于归纳报刊公开报道过的一些内容，总会讲一些比较 “ 内部 ” 的消息，尤其是中苏关系与军事对峙中的不予公开的很 “ 内部 ”的 “ 秘闻 ” 。政委的形势报告除了被几次热烈的掌声打断之外，秩序井然。

       副政委作动员报告时特别批评了我们连，当然没有点名，但与会人员谁都心知肚明，因为他诉说了如下几条罪状：喜欢吵架，多次吵架，到团里和干事吵，到二连借船与解放军吵，连里面也吵；喂狗，喂十多条狗；修堤只图完成任务快，不注意质量；连里的事外传。

        呵呵，这一顿批评，近乎讨武瞾契文。很清楚，所举的前两次吵架，均系我们连的学生，至于 “ 连里面也吵 ” ，则应该是说我们连官兵不团结，有矛盾。为解决矛盾，团里曾派政治部徐付主任到我们学生连蹲点，7月31日来，直到8月22他去广州军区开会才离开，矛盾的产生主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事，中央几个月前为此就专门发了文件，学生中高干子女早已知晓，而指导员为首的连干没有很好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封锁上面的精神，对我们存在着严重的防范心理，有时以 “ 大老粗 ” 自诩，说出的语言对大学生缺乏应有的尊重。


        据我日记所记：“  1969.8.9 下午，指导员率先对自己的工作做了检讨，副连长以及其他同学也都以我为主进行了检查，主要问题是解决干群关系，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

      徐付主任去广州军区开会离开的前夜，又召开了全连大会，重复了今后要注意的事情，不听信不传播小道消息的问题，特地强调官兵团结的问题。不过，后来不断的传来颇有来头的 “ 不久就要分配 ” 的小道消息，官兵都心知肚明，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关系倒是得以缓解---因为要分别了嘛。


      
       怎么会将两个月前的旧事重提呢？难道不是说的我们连？

       下面这两件事，批评对象就是我们连，确定无疑：

       其一，“喂狗”，说来好笑，老连队原来就有一条狗，他们走后，狗很快就和大家混熟了，晚上站岗，它也忠实地跟着，从不乱叫 。后来，就有学生把外面的狗引到连队，变成了我们餐桌上的一道菜。狗肉这是曾经使鲁智深.济公这些出家人甘冒违反山规的风险也要享用的美味，理所当然吸引了我们这群平时少荤的俗家弟子。后来，但凡休息或出差，同学们只要发现有小狗，就抱回连队，最多时好像的确有十来只。连队干部也没有明确的表示过反对。这些狗当然不仅会占用部分剩菜剩饭与饲养的生猪争夺口粮，而且在就餐过程中有的学生将碗中的白饭一坨坨扔给狗群。团里知道后进行了批评，我们连早个把月就已经分批把这群狗都处理掉了，只留一条看家狗。副政委在大会上批评时，已经是一笔旧账了。      

       其二，“连里的事外传”。这事的原委是，六九年十一月总结评比，我们连队没有评上“四好连队”，在二十五日获此消息后，当晚连队还就此开了民主会，干部群众一块找差距，但大家心里都隐约感觉到是指导员的事，但都没有明说。在第二天有些胆大的同学从连队干部口中探口风，得到了肯定答案。
       指导员在十月份对前来部队探亲的学生家属欲行不轨，这事一直封锁得很严，除当事学生与连队干部之外，学生谁都不知道，以至于他在十一月九日调到团部当协理员（学六连的副指导员调来任指导员）我们还以为是提拔呢！但肯定向团里汇报了。指导员调走不久，不知道怎么的，这事渐渐在连队学生中流传开了。反正应了“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那句俗语，同学传给同学，后来别团的学生也就知道了。


      

        至于那些 “ 吵架 ” 事，我也分别说说：


       “ 到团里和干事吵 ”，这事我们不清楚，不会是学生去团里吵吧？在两个月后七零年二月份“与团干事吵”这事我到知道，在这里说一下：
      因为我已经从蔬菜班调到大田班参加冬修了。这与团干事分配任务严重不合理有关。例如元月27日开始的这一期任务是修九支渠的公路，规定两天，当时我们看了任务之后，感到三天能够完成就不错了，最终用了四天。要知道，我们连打突击是全团有名的呀！此前元月15将六支渠加宽加深的这期任务，原定七天：四天挖渠，三天修路。我们连分了296米，实际出工的只六十多人，以前我们曾经对八支渠加宽加深过，知道四天怎么可能呢！第七天，我们干到晚上九点多才勉强完成挖渠，有七个学生连队已经修公路一至两天了。没有一个连队在预期的四天内完成。那天我们见到了十一月底调来的新指导员与团参谋的争吵：“有些连队人数比我们连多得多，只分180米！”原来如此！真所谓“文官动下笔，武官跑死马”。在22日进入三天修路任务时，我们发现也是严重不公平：团里将我们修路任务几乎减掉一半，还有几个已经完成任务了的连队支援我们，结果我们还干了两足天，23日全团各个连队放假休息，唯独我们连扎扎实实干了一整天。设想一下，如果不砍掉一半任务，如果22日没有几个连队支援，我们一个连一周也完成不了。
        由以上几件事，我猜想是不是“到团里和干事吵”也是以前被团干事欺侮而引发的呢？

        “ 到二连借船与解放军吵  ”，这事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我们连队营房距沟渠最近也都有一两里，借船运物资到连部这不现实，因为我们都靠肩膀一担担挑的，我在蔬菜班就多次出公差挑过，如果从师部旁边的沟渠运肥料到大田或将稻谷从晒场运到师部这倒有可能，因为船运比肩挑效率高多了也轻松多了 。最近我向几个三连的垦友打听这个吵架事，因事情过去太久，他们都和我一样说 “ 没有印象了 ” 。但大学生与小战士发生冲突的事是的的确确有过的， 不久前，我们“南湾湖大学生群”的老行在聊天时回忆了一次冲突事件：

        “我们师直二连驻北大堤，去师部经过四零十连，那里有武汉大学生物系同学，他们向我讲过一段‘打解放军的故事’：四零十连的菜地与部队连队菜地连在一起，学生连菜地地势高一点，下雨了，学生连管菜地是一个清华大学学核锅炉的，他要排水，而部队是一新兵他要堵水，不让学生连排水，发生争执，新兵破口大骂臭老九，学生受不了，从地上抓一团泥巴抹到新兵脸上，该新兵用锄头乱打，因眼睛被泥巴抹了，看不清，沒打到，而自己被清华学生按在泥土中打了。此事得了！受再教育的打了教育者，师政治部，团部……都派人调查处理，找清华学生谈话，问他为什么要打解放军战士？此人回答，他骂我乌龟王八蛋我都不生气，他骂我臭老九，我就气极了，非打不可。当时上面已有规定，不许叫臭老九了，此事不了了之。后来分配，部队把他分到新晃县去搞‘核锅炉’去了。”

          最近，我在“散文网”见到6940部队学生九连（解放军140师420团学生九连）的六九届毕业生龙生庭垦友在《妮姑湖回忆录》中有老行提到的这起冲突的描述，摘录一部分：

       “臭老九”也有怒发冲冠，发飙反抗的时候。有一天，一个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和解放军战士爆发了一场冲突。在南湾湖军垦农场几乎酿成了一次学潮。

        我们连队安排有一位管水员，他是清华大学原子物理系毕业的大学生。清华大学学制为五年，因此他的年龄估计在25岁上下。北方人，身材高大，身高一米七五左右。他的任务是负责调节连队八百亩田的水量，多了要放掉，少了要罐水。犁田插秧没有水不行。与我们学生连队的耕作区相邻的是解放军三连的耕作区。稻田的水源均来自一条共同的小渠道。解放军连队也安排了一位小战士做管水员。两个不同连队的管水员每人一把指甲锹，在各自连队的耕作区日夜巡视。这里堵点泥巴保水，那里开个小口子引水。因为，就要插秧了，没有水或者水位不够，那田就犁不成，耙不成，秧也就栽不成；要是栽不成秧，荒了稻田，那可是很难担当的错误。两个管水员的心理负担都很重。偏偏这时，有好多天没有下雨，水源短缺，两个管水员都玩起了小动作。小战士走了，大学生就把对方的水口堵上，让水流向自己的耕作区；大学生走了，小战士看准机会把大学生管理的水口堵了，让水流向自己管理的耕作区。开始是暗斗。终于有一天两位管水员终于为抢水在渠道边争执起来。协商不成，互相指责对方。小战士脱口说了一句：“你这臭知识分子，臭老九！”大学生很生气，说，“你再说一句!”那小战士也不示弱，立马又一句：“骂你臭老九，怎么啦！”大学生怒不可遏，丢下指甲锹，跑过去抱着小战士狠狠地甩进稻田里。那小战士个子矮小，不是大学生的对手，只好在泥水里骂骂咧咧。大学生管理员也不管他，径直走了。晚上，两个管水员各自向连首长汇报诉苦告状。大学生回到宿舍，给大家愤愤不平的诉苦，说连个嘴上无毛的小战士都敢骂我们是“臭老九”，什么世道。大家也都议论纷纷表示不满。那怨气大有星火燎原之势。结果此事被团部领导知道了，指示要两个连队首长各自带着自己的当事人，狠狠地“斗私批修”，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结果双方也就握手言和。还互相约定，彼此协同一起做好两个连队稻田的管水工作。真是不打不相识。

        鉴于时间过去太久，虽对同一件事的记忆有些出入，但有以下几个共同点客观证实这事是有的：放水，战士骂人，清华学生体力占上风。那些解放军小战士，十八九岁，读书又少，普遍文化水平不高（以我所在县为例，文革前夕我们全县每年只招收八个初中班，两个高中班），基本上只读了几年小学，加上文革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不尊重知识，说出这样的语言也不奇怪。不过部队还是在多种场合对这些  “ 称呼 ” 进行过批评和劝阻，但完全杜绝也不容易。

        对于副政委的批评，我们连的同学们持什么态度？


        “对于这些批评，连里很大一批同志有不同看法，认为‘ 不客观 ’. ‘ 没调查 ’. ‘ 不太注意策略 ’ ，等等 .” 这就是谨小慎微的我在当天的日记中留下的三十五字记载。


                 



           

陈爱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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