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军司令部 陈延树口述 戴作林整理
外婆和我们家原先都住在闸口老街。老街位于涔河西岸，就是闸口官冲村与石庄村交界处。上世纪六十年代，因为下游新建的王家厂水库水位上涨，老街不得不迁到官垱以上的新街现址。 老街是一座典型的依山傍水小镇。南北长不足一公里，东西宽不足两百米。街中心全以青石板铺筑，从北到南，随形就势形成”三弯六拐”，宛如一条青龙。街旁分布着数十条纵横交错呈网状的卵石巷道，或长或短，或宽或窄，高墙窄巷，古朴幽远。老街中部，一条小溪自西而下，注入涔河。溪上一弯石拱桥，把老街平分成南街和北街。 南街下头是关庙和学堂，还有一个几亩大小的校场。外婆家就在紧挨关庙的街面上，面东靠西依山而建，屋后有宽阔的场院，门前挂着烫金的牌匾：福兴饼铺。 北街上头挨着官垱，官垱据说是明代官府倡修的。官垱建在涔水河上，把涔河水位抬高了丈余，从河西的官沟流出。官沟从老街的石板街面下穿过，每隔几丈远就在石板路的两边露出一个口子，方便街道上的居民取水用。官沟流出关庙校场，傍着山脚再往下到洪山庙石马堰一带，就成了几百上千亩农田旱涝保收的灌溉渠。 在官垱和小溪石拱桥中间，靠涔河边的街面上有一家店铺，专门经营五谷杂粮和干杂货。门面一边挂着一块三尺长，一尺来宽的樟木板子，上面写着红漆大字“陈记六尺行”，这就是我们家。从六尺行到福兴饼铺，来回也就里把多路，小时候我们每天免不了都要跑上三五个来回。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离开老家参加工作，我的童年和学生时代都是在平静的老街上度过的。 大约是在民国十八年（1929）小满前后的一天，平静的老街突然喧闹起来。这边刚有人吆喝”过队伍啦！”“过队伍啦！”那边一支队伍就进了北街街头。队伍由北往南穿街而过。看见那青灰色系着红项巾的服装和红旗子上的镰刀斧头符号，街民们就知道来的是什么队伍。就在去年清明节的时候，这支队伍打了离闸口十五里地的槐市团防队，在槐市召开民众大会，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发动穷人参军。会后，他们还杀了三个有恶迹的财主和五个有血债的税征员，将没收的财物发给贫苦民众。当天又突袭大堰垱镇保商团。他们的事迹传遍了涔河两岸。所以，当队伍经过的时候，大家不但不惊慌，还给队伍递吃的喝的。一些穿叉档裤的娃子还跟在队伍两边，从街头到街尾寸步不离地看着稀奇。到了老街南头关庙，队伍オ在校场上停下来。 不一会，两个当兵的来到福兴饼铺，进门就自我介绍：”老乡别怕，我们是红军，是贺龙的队伍，为老百姓打天下的。” 那时的福兴饼铺在闸口老街算是一家小有名气的店面。当街两间两层板壁门店，一楼营业，二楼住人。后面两进是作坊、生活房和杂屋。门店南侧紧挨“戴珍源染坊”。北侧一条小巷直通屋后山地。小巷的灰砖斗墙上有一扇侧门，直接进到后院。 守店的是我的外婆。那时她オ三十二岁，是两个孩子（我大舅14岁、我妈8岁）的妈妈。整个饼铺是祖传的家庭式作坊。白天外婆守店，外公负责作坊调料准备。外公就是大师傅，还有一个收养的孤儿（姓温，比大舅大三岁，湖北三斗坪人，讨米路过时被外公收养，后来我们叫他温舅舅）打下手。晚上歇业后，一家人不分大小全都集中在作坊，切糖压饼，准备第二天的出货。 见当兵的进店，外婆忙打招呼。当兵的说，部队要在闸口休整一段时间，看有不有可征用的房子。 外婆忙不迭，边递茶水边应诺：“老总随便看吧，看上哪间尽管住下。”两位当兵的相视一笑：“老乡，我们不是老总，叫我们同志吧。”“好！同志！同志！”当下就领着两位同志里外看了一遍。他们回来对外婆说：“这地方很好，后院我们全征下了。马上会有人过来收抬整理，还望提供方便。” “一定方便！”外婆爽朗地答应。 后院有一间正屋通道，一间正房，靠南的院墙边有三间偏屋。按照他们的要求，三间偏房的正中间放了一张床，两边的房里全部安上板壁并放置小床，正房里摆上桌椅。 傍晚的时候，队伍住进来了。前后各有几个拿长短枪的，中间夹着一个留着胡子，含着大烟斗的大个子。后来才知道，他就是贺胡子贺龙，他住在三间偏房的中间，两边住着他的卫兵。那间摆满桌椅的正房是他们的会议室。福兴饼铺的这座后院实际上就成了当时贺老总的红四军临时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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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2 15:5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