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六军团攻克澧县城始末 刘士永 黄承波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会议批判、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和军事上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制定了红军今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从而在危急的关头挽救党和红军。会后，红二、六军团遵照党中央的战略意图，在第二军团军团长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政委关向应、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和第六军团军团长肖克、政委王震、参谋长谭家述、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副主任罗志敏等同志的率领下，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湘鄂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8月，红二、六军团在取得反“围剿”的胜利之后，鉴于当时活动的地域只有龙山、桑植、宣恩边境的狭小地区，兵员、服装、医药等的补充均很困难，尤其是前几个月的频繁战争，消耗较大，必须设法补充。为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决定：乘敌军新的“围剿”尚未到来的大好时机，红军主力大举东进，出击洞庭湖以西广大地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征集物资，补充兵员，巩固革命根据地，借以钳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 当时东下的红军主力是红四师、红六师、红十七师，部队从桑植洪家关出发，经走马坪、赵家峪、江垭、国太桥至石门的阳泉，兵分三路：一路由红十七师占领石门、临澧和澧县的王家厂一带；一路由卢冬生师长指挥红四师的十团、十二团攻打津市；一路由郭鹏师长率六师十六团、十八团夺取澧县城。 红军出发打澧城之前，贺龙曾风趣地对指战员说：“你们这次去攻澧州城，如果打不开，不怪你们，因为我以前当澧州镇守使时，把城墙普遍加高了三尺；打开了，我来为你们祝贺！”贺龙这番“激将”话，使红军战士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红军从出发地到津澧，有七百二十余华里，沿途既有民团干扰，又有敌机轰炸，部队每天从下午五时开始行军，到第二天早上七点才休息。虽然连续夜行军，但红军战士个个情绪高昂，毫无倦意，只五个通宵就到达津澧之地。 8月23日晚，红四师第十二团团长钟子廷率部进攻津市，与敌六百余人激战，24日黎明占领了津市，敌保安八团和铲共义勇队周奎武部败走新洲，继又逃往汇口。 澧县的反动头目，在探得红军东下石门之后，已乘机逃窜。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亦称党长，后称书记长）兼铲共义勇总队主任李光炳，县长何培基，财政局长文振烈，保安第九团团长李华甫，均以事先外出求救为名，分途逃往长沙、常德、安乡等地。驻防澧城的守敌，主要是保安第九团团副、县铲共义勇总队副总队长王树棠和城关中心区区长陈仲南及其部属。时县铲共义勇总队共辖四个队。一队杨少麟部驻城关及刘家河；二队周奎武部驻防津市；三队徐策植部驻防官垸；四队杨复初驻防新洲。 李华甫、李光炳、何培基等出逃时，曾责令王树棠、陈仲南死守澧城，不得疏误。狡猾的陈仲南，趁红军未到之前，找了一条大船，把妻子儿女、金银细软星夜运往长沙，自己则伺机而动。 城内守敌严加防范，分工抵御。王树棠部把守东门和大小南门；陈仲南部扼守北门和大、小西门。敌人在城门洞口堆了沙柜、沙包，又在城门上头修筑了碉堡，每个城堡配有一连兵力，十挺轻重机枪和二十支冲锋枪，城上每个垛口派一个士兵把守。此外，他们还强行把市民的门板、家具、柴草易燃物搬来，又把草纸淋上煤油，用铁丝吊在城墙垛口上，点火焚烧，以代照明，竟连东门城楼也付之一炬，熊熊的火焰，映得澧城上空俨若白昼。26日更深，陈仲南见红军没有攻城动静，以为平安无事，遂与情妇苟合去了。 围攻澧城的红十六团和十八团，在团长常德善、高利国等同志领导下，已于8月26日屯兵澧城四郊，十六团一营三连驻在多安桥，与敌防线相距只数百米。 为了在艰难的条件下能够顺利地攻下澧县城，团首长命令红军各连挑选出二十名身强力壮，敢打敢冲的战士，到团部组织突击队，临时编了两个突击连，每连四个排，每排四个班，每班十个人，半夜鸡叫时，红军开始战斗。每班带上一挺机枪，一张木梯，每人一支手枪，两颗手榴弹，一把马刀，一根在顶端捆着湿稻草的长竹竿。当红军运动到敌楼拐、八方楼城墙边时，首先举起竹竿扑灭了敌人悬于城垛口的火把，继而搭上木梯爬上了城墙，接着就投掷手榴弹。一阵手榴弹的爆炸之后，红军已冲到敌碉堡面前，只几梭子弹就把敌人的机枪打哑了，于是展开了一场肉搏战。在响亮的冲锋号声中，红军先头部队已逾东城而进，后续主力亦破西门而入。这时，王树棠一面着亲信士兵去西城督战，一面带特务排三十余人趋东门抵抗。王见东门守兵已溃，大势已去，遂退至新街口，折向分司街，企图逃出小南门。然而红军大队人马东西夹击，守敌已溃不成军，有的丧命，有的被俘。陷入天罗地网的王树棠，带到八个短枪兵弃城逃命，因小南门狭窄一时夺路者有如潮涌，除一勤务兵尾随王树棠外，余皆挤散。当王树棠挤出城门，越过城壕，踏上南门洲时，城上红军喊口令，王答不上，于是，红军开枪将王树棠和他的一个随从击毙。 眠花宿柳的陈仲南，开始闻到枪声，就不知所措，加上一个勤务兵向他报告，说“红军打进城来了，到处在捉人……”更是吓得魂不附体。他踉跄出门，行至正街时，慑于红军的枪林弹雨，乃钻进一家裁缝店，躲在店主的床底下。天亮时，红军打扫战场，清查户口，逮捕坏人，在群众的协助下抓住了陈仲南，把他关在新街口团部政治处附近的一家布店内。27日拂晓，红军终于攻克了澧县城。 红二、六军团此次挥戈东进，行动迅速，攻势凌厉，相继击溃了敌孙连仲师、庄文枢旅、王育瑛团和澧县的保安部队。接连占领了石门、临澧、澧县、津市以及湖北松滋的刘家场、西斋、杨林寺、街河市、磨盘洲等城镇和乡村，控制了洞庭湖以西的广大地区。 战斗告捷，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李达特地前来祝贺，并在澧城北门外天主堂大门前合影，留下了珍贵的照片。 红军在津澧，军团总指挥部曾先后设在澧城内新天主堂和大堰垱对河的曹家大屋，军委分会主席贺龙、委员任弼时、肖克、关向应、王震、张子意联合署名颁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第一号布告》和《为号召全国民众保卫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打倒卖国罪魁蒋介石宣言》。同时建立澧县苏维埃红色政权，指派红六师十八团政治部组织科长穰明德任澧县县长，选举郭遵泰皮楚卿、游玉圃、谭绍训、杨耀南、关传蓉、皮修元、刘同斌、胡定灼为各部负责人。县政府组成人员和驻澧红军指战员广贴《中国共产党十大纲领》和《安民告示》，建立基层红色政权组织，稳定城乡秩序，召开群众大会，作报告，写标语，发传单，支持和参加红军开展的一系列重大政治活动，出现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闹革命的崭新局面。 一是为民除害。红军在严惩贪官污吏、恶霸豪绅的过程中，十分注意党的政策和策略，除了少数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坚决杀掉以外，一般则采取关押、斗争、罚款等措施，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打击反动统治阶级。 束手待毙的陈仲南，人们早已对他恨之入骨。大革命时期，他疯狂地破坏农民运动；“马变”后，又大肆逮捕、屠杀农协骨干和会员；恃势污辱妇女，鲸吞救济粮款。是年夏，澧县受特大洪灾，饿殍载道。省政当局为拯救灾黎，也下拨了一些救济粮、款。陈仲南置人命于不顾，仅给每个灾民发二斤被洪水浸泡后已霉变的春粮，所余粮、款尽皆中饱私囊，百姓对此敢怒而不敢言。因此，陈仲南在押期间，前来向红军控告他的人络绎不绝，一致要求除掉这只吃人的财狼。 9月9日这天，秋高气爽，红军在东门外召开群众大会，会场上人山人海，秩序井然。大会宣判了陈仲南、萧佐榆的死刑后，押着游街示众。顿时，大街小巷，路为之塞，不少的苦大仇深者指着陈仲南骂不绝口：你这个遭千刀万剐的家伙，偏然也有今天！接着，红军把陈仲南、萧佐榆押解到北高庙枪毙了。后来，澧县的反动派在1939年10月修编《澧县县志》时，对此还作了颠倒黑白的追述。 9月12日，红军又召开了同样规模的宣判大会，将捏词写状，坑害人命的所谓律师李侨士和捕剿红军战士的侦探荣德寿杀于敌楼拐。之后，红军还处决了残害农民的警察李泽贵和称王称霸的团总谢志清以及恶霸萧庆南等。 二是筹粮筹款。在津澧，红军对小商贩，加以保护，并鼓励其积极经营；对中产商人，则发动他们捐款；对地主豪绅、富商大贾和帝国主义的资产，则予以没收。当时，没收了帝国主义在津市开设的德士古、亚细亚、美孚公司的库存煤油；没收了国民党盐业公司的食盐和资本家商号的布匹、医药等物资。对煤油、食盐、布匹、衣物、粮食、耕畜等生产生活资料，红军采取低价出售或无偿送给穷人的办法，使劳动人民得到了一定的物质实惠。 筹款中，红军还采取了一种断然措施。他们在占领澧城后的第三天，异常迅速地把恶霸地主、土豪劣绅抓进城来，作为筹款人质，限令交款取人，当时叫做“捉肥猪”。第四天，红军贴出《领人公告》，大意是，在押对象的亲属，迅速携带规定数额的款项，请求真正的农民代表作保，前来交款取人。到期不取回的“肥猪”枪毙！ 《公告》轰动了城乡，昔日骑在穷人头上作威作福的少爷、小姐们，手捧金银财宝，跪倒在农民脚下，磕头作揖，哀求农民“积德行善”，出面作保。开始，农民不干，说“俺黑腿杆人小面窄，红军不会赏脸”。 土豪劣绅的子女，把农民代表请不来，红军就派干部向农民作解释，讲清这样做是为了长穷人的志气，灭坏人的威风。农民听了很高兴，愿意出来当代表。 交款领人时，红军为了辨别真假农民代表，先行握手以试，凡手上有茧的，就让他领，无茧的，就叫他滚，好几个假农民都被识别出来了。被捉来的周老大、泰昌二、严济成、刘腊英等几十个人质，个个俯首听令，解囊以赎。因此，红军在石、临、津、澧等筹得了大批粮食、布匹、食盐、医药和十五万块银元。其中津澧筹得最多，其中银元就有十四万块以上。10月1日，湖南反动头目何键，对此大为哀叹：“本人此次前往视察，其中受害最重的要算津、澧！” 三是救困济贫。旧中国，各地均开有“当铺”，亦称“押店”，是向劳动人民进行放款的高利贷行业。津澧之地，典当由来已久。每逢天灾人祸，劳动人民为活命，将仅有的衣物质押，所得款项一般在质押品的五成以下。质押期限自半年至年半不等，过期不赎，当铺即没收其质押品。1935年夏，津澧洪水成灾，典当衣物的穷人极多。红军来后，悬法示民，动员当了衣物的贫苦百姓，持当票无偿领回自己的当押物，因之穷人对红军感激不尽，对此称之为“取恩当”。 据健在的老人回忆，红军当年不仅把没收的粮食、耕畜、衣物分给穷人，还在王家厂的关庙里、闸口的河滩上、金山的杨家坪、洞市的申家、杨家坊的庹家河等地搭起了赈饥棚，请老百姓来吃饭。王家厂的老人王夕恒说：“当时红军摆的流水席，穷人吃头餐还可以吃第二餐，一共赈了七天，我都吃过好几次。”澧南荷花村的老人金义忠，当年只有十五岁，砍柴度日。一天进城卖柴，红军把地引进伙房内，过称付了钱。有个红军见他穿得破破烂烂，给他送了一件新直贡呢棉袄，金义忠喜得不知该说什么好。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榨和奸商的捣乱，食盐奇缺，澧县老百姓长期难买到盐。红军攻打津澧时，在澧水截获了敌人两艘盐船，红二、六军团首长决定拨出三万斤盐在市面上公开出售，以解决群众的急需。 一天，红六师政治部的领导，把柴承祖和组织科的覃干事叫去，交给他俩一个特殊的任务，在澧县公开向群众卖盐。食盐放在天主教堂内，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一个买主上门。他俩正在盐包面前发愁，贺龙突然来到他俩面前，笑着问：“柴伢子，你们在干什么？”柴承祖赶忙汇报说：“一百文一斤盐，价钱便宜，老百姓又缺盐，这么多天，就是没有人来买，真是怪事！”贺龙说：“我看并不奇怪嘛！盐卖不出去，有两个原因：一是红军刚来，群众对我们的政策还不了解；二是群众担心红军要走，今天买了红军的盐，明天就挨白军的整，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呀？”小柴和小覃连连点头。 贺龙接着说：“我们卖盐，一方面是解决群众的困难，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件小事，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粉碎敌人对我们的造谣和诽谤，使群众更了解我们，更拥护我们红军，拥护革命，拥护共产党！”他又说：“盐没人来买，你们就走出去宣传，作调查研究，对那些确实没有钱买盐的穷苦人，你们就三斤两斤地往他们家里送，把你们开仓济贫，在黑夜给穷人送粮食的精神拿出来嘛！” 听了贺龙同志的这番话，小柴俩忙得日夜不停，空荡荡的天主教学门前，顿时人来人往，热闹起来，不到一个星期，三万多斤食盐全送到了群众手里。 四是开展扩红。“贺龙队伍到金山，山上山下搞宣传，一张传单一把火，烧红澧州半边天。”这首民歌，反映了当年红军政治工作的声势之大，影响之深。津澧一带，红军的声望早就深入人心，反“围剿”的胜利，更加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特别是红军驻扎期间，遵守铁的纪律，关心群众疾苦的行动，使群众看到了红军是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军队，是一支无坚不摧的力量，也看到了谋求解放的道路，因而从内心里热爱红军，支持红军。津澧有七十多名裁缝工，自觉把缝纫机集中起来，日夜不停地为红军赶制冬装。其中有二十六个裁缝，还随红军撤到了石门仙阳缝纫月余后，有杨明甫、刘公元等人参加了红军。由于群众的支持，原来穿“百杂衣”的红军战士，都换上了一色新的军装。 红军在津澧，组织了许多扩红小组，活跃在农村、街道。他们采取上门走访和召集各种会议的办法，广泛发动，大讲剥削阶级为什么发财，黎民百姓为什么受苦的道理；大讲红军的来历、成长、任务以及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的胜利，启发劳苦大众闹革命、求解放的觉悟，很快出现了父送子、妻送夫、兄弟应征、全村欢送的局面。据红十七师徐国贤回忆，扩红小组在王家厂附近山村，一个晚上就扩到了三十九名新战士，成立了一个新兵排。 这次扩红，建立一种新型的军民关系。全县有六千余人参加了红军，使得红军的新兵连、新兵营、新兵团相继成立，仅在澧县就新扩编了两个师。 红二、六军团驻澧月余，在人民的支持下，为长征作了充分的人力和物力准备。9月底，红军在澧县西部山区除留下皮楚卿、皮修元、余月初、熊光楚、李云清、王云武等领导的十九个游击大队、三个游击支队、十六个游击分队外，红二、六军团主力离开澧州经石门、桑植踏上长征征途。 红军长征离澧后，县内反动派秉承主子何键的旨意，大干铲共除暴、肃清红军影响的罪恶勾当。指令县铲共义勇总队所辖十个铲共义勇支队分区清剿，对共产党员、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员、红军和游击队员及其家属以及与红军关系至密之民大肆杀戮。仅大坪乡周家坡一处被杀害的就有五十二人；北一区四合团（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王友松、西七区游击大队长皮修元等数十人牺牲。南高庙70多岁的穷人张顺绪，分得铲共义勇支队长家中一烧箕杂粮，也被诬为“暴徒”处死。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在1935年9月后的一年时间里，被反动派屠杀的就有一百六十一人，其中女性二人。 红军长征走后，广大劳苦人民，面对敌人的皮鞭、镣铐和屠刀，强忍心中怒火，苦度岁月，多么思念救星啊！他们默默地吟哦：“月儿弯弯照窗前，穷人都把贺龙念。盼望红军心似火，不知熬到哪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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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7 16:19: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