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弟俩都是“红脑壳”
1935年8月，贺龙率领红军开始新的战略转移，挥戈东进，准备攻下澧州城的时候，就一再叮嘱身边的张耀南：拿下了澧州，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久别的妻子和孩子，给她们报个平安。 原来，张耀南那天离家出走跳水自尽，被红军战士救起，跟着贺龙转战南北，这一去就去了10年。当时，他那带着两个孩子的妻子，原以为丈夫在外躲债，只是躲几天了就会回家的，她的妻子总是用男人外出收账的理由来安慰自己，也打发着一个个的讨债人。十天半月过去了，没有男人的影子；三月半年过去了，还是没有男人的消息，她对自己男人的生与死已是茫茫无知。 没有男人的家是脆弱的。为了还债，张耀南的妻子不得不把儿子丢在家里，带着刚刚懂事的女儿去给人打工抵债，那孤独与思念，劳作与伤悲，伴着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病痛侵扰着她的身体，泪水磨瞎了她的眼睛。一晃十年过去，恰恰就在他张耀南跟随贺龙打下澧州城的前一天，他的妻子在盼望与遗憾中丢下两个可怜的孩子离开了人世，还是好心的邻居给了她一张破芦席葬了。 第二天，张耀南满心高兴回到家中的时候，只见两个衣衫褴褛的孩子脸上挂着泪痕，倒在一堆乱草里；妻子的尸体还裹在那领破芦席之中。他不敢相信这就是自己的家，他拥抱着两个孩子，两行愧疚的热泪直往下滴。随行来的红军战士听说后，马上从一个财主家抬来一口棺材，张耀南拿出自己曾经对妻子许诺过，而且珍藏了许久的一只手镯恭恭敬敬地给妻子带上，以弥补自己对妻子多年的愧疚，才安葬了这个为他经受了众多磨难的女人。 红军在澧州休整期间，张耀南介绍万帮义等多名同志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并且让刚刚成年的女儿张邦富和儿子张邦贵也参加了红军，女儿分在卫生队，儿子在军部作勤务。不久，部队出发行军到了大堰垱，军部领导决定让张邦富留在后方担任联络员，也便于帮部队筹措军需和药品。张耀南虽然舍不得女儿，但还是做工作让女儿留了下来，又把一份对亲骨肉的思念与牵挂留在了故乡。 不久，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日夜行军打仗，条件十分艰苦。从小就营养不良的张邦贵，身体矮小虚弱，行军时给张耀南带来了许多麻烦。可他生来勤快、聪明灵活，很受贺老总喜欢，贺老总便专门给张帮贵配了一匹马。在长征途中，贺老总有时忙里偷闲去钓钓鱼，去时总是叫一声张邦贵“六儿，钓鱼去”。张邦贵只要听到贺老总的召唤，就会马上背着渔竿和渔篓笑呵呵地跑在最前面。 就在长征的艰难跋涉中，张邦贵在与父亲的团聚里深深感受到父辈与战友的关怀与慈爱。然而，命运之神却又一次捉弄了他和他的父亲张耀南，使他们陷入了生死几茫茫的境地。 那是贺老总的部队长征到达云南后的一天夜里，部队在深山崎岖的路上行进，张邦贵则在晃晃悠悠的马背上进入了梦乡，给他牵马的那位战士也在极度疲乏中迷迷糊糊，不知在什么时候，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张邦贵跌下马来，掉在了路边的草丛中。天亮了，战士们才发现马背上没有了“张六儿”。 张耀南听说没见了孩子，那无名火怒冲千丈，儿子是生是死，他不得而知；女儿留在了故乡，是祸是福，音讯全无，这些都成了他埋在深处的一块心病和无尽的牵挂。贺老总理解他并告诉他：部队已经通知地方党组织寻找“六儿”，要他振作精神，一定会有和孩子团圆的一天。 那“张六儿”从马背上掉到软软的茅草丛中的时候，却还在做着在妈妈怀抱里的美梦。天亮了，跟着红军屁股追来的敌人发现了这个正在酣睡的孩子，用枪托打醒他，把他从草丛中揪了起来。但看到“六儿”这瘦弱的身体，破衣烂衫，满头癞子疤，傻傻的又不说话，象个哑吧，才相信他不象个红军，也才把举到半空的刺刀缩了回去，使朦胧中的“六儿”逃过了这一劫。敌人走后，张邦贵坐在草丛中，寻思着自己该怎么办？他不知道部队去了哪里？部队已经离自己有了多远，他只知道这里是云南。他不想再拖累父亲和贺老总，也不想再拖累部队和战友，他想回家，想回家找姐姐。回家的路艰难而又漫长，可怜身无分文的他只得沿途乞讨，这一讨就讨了两年才在1937年回到家乡。 红军离开澧县后，张邦富作为红军的留守人员回到县城，利用部队给予的一点资金，在洲后街租了房子做点小本生意，给部队经常筹措一些药品。弟弟张邦贵回家后，姐姐非常高兴，对弟弟是又当爹又作娘。 为了维持生计，张邦贵跟着别人跑“三斗坪”挑盐巴，吃尽了苦头。而伪政府的官员以他们俩是红军的后代为由经常敲诈勒索，找他们的麻烦。特别是那个丁保长看见张邦富人长得漂亮，多次想给自己提亲。一天，丁保长托个媒婆带来很多礼品，一进门就冲着张邦富连连送“恭喜”，张邦富认识这媒婆，就问她“吴妈，你是不是走错门了”?媒婆连忙笑着回答：“张小姐，你又不是不晓得我是搞什么事的，我这次来就是专门来给你贺喜的。”“给我贺喜？”“是的呀，你看，你年纪轻轻又会做生意，人又长得那么漂亮，真的是人见人爱的，男人娶媳妇就要娶你这样的，你好福气哟，人家丁保长早就想到了你。”张邦富想到贺老总和父亲给自己交待的任务，本来就不想现在考虑个人的终身大事，再一听媒婆说介绍的对象就更加不愿意提结婚的事了。于是，张邦富婉言地拒绝媒婆说：“我还小，加上还有个不懂事的弟弟，就不要给人家添麻烦了。” 就因为张邦富不同意这门婚事，丁保长便勾结流氓地痞三天两头到张邦富的店铺里寻衅滋事，更为可恶的是丁保长勾结伪政府官员把她姐弟俩作为“红脑壳（红军）”关押起来，胁迫张邦富如果不和他结婚，就要把她姐弟俩作“红脑壳”枪毙。张邦富思前想后，想到贺老总给自己交待的任务，也觉得不忍心弟弟跟着自己受牵连，自己要保护好张家的这个根。这样张邦富只好委曲求全，要丁保长答应她提出的两个条件才与丁保长结婚。第一：我弟弟还小，也是我唯一的亲人，我必须带着他一起过日子，你丁保长不能嫌弃他。第二：我张邦富的生意你丁保长和其他外人不能干涉，不能插手。丁保长看看就这条件，也就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张邦富为了慎重起见，把条件写成合同，还要丁保长签字画了押。 婚后不到一个月，丁保长开始了花天酒地、寻花问柳很少回家。于是张帮富想尽办法逃了出来，带着弟弟去投奔农村的亲戚，可那位亲戚老远看见她们，唯恐受到牵连，连忙高喊“红脑壳来了，快来捉呀？”吓得姐弟俩转身就跑，只好另择它处栖身。常常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是他们最思念贺老总、父亲和部队的时候，他们多么希望贺老总和父亲打回来，为穷苦人民撑起一片红色的天地。她们也经常互相问着：父亲在哪里？他老人家还在不在人世呢？ 1950年，张耀南参加解放大西南之后，已经65岁了。为了使他们过上幸福的晚年，贺老总将张耀南和一些功勋卓著的老同志一起安排在四川省公安厅工作，定居成都。1952年又转入四川省人事厅。 1950年春天，张耀南在贺老总的支持下，给中共澧县县委、澧县人民政府写信，希望澧县的领导能够协助他找到失散多年的孩子。澧县县委、澧县人民政府的领导接到张耀南寻找儿、女的信函后，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澧县城关镇和平街居委会帮助张耀南找到了女儿张邦富、儿子张邦贵。1951年，张耀南的一家终于在历尽艰辛之后，如愿以偿得以在成都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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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13 12:5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