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鼎力支持毛泽东开展农民运动 ——毛泽东和林伯渠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工作交往（3）
毛泽东和林伯渠都是农民的儿子，都为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作出了卓越贡献。
林伯渠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他在国民党一大后、二大后都担任农民部长。当时，中共中央虽然也成立了农民部，但工作主要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的。 林伯渠在发动和领导农运时，认真执行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和中共农民运动指示，吸收毛泽东、澎湃等从事农运和对农民问题有深刻见解的毛泽东、澎湃等同志参加农民运动，尽力争取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与合作，实行国共两党对农民运动领导的有机统一。1924年任国民党第一任农民部长时，林伯渠就聘请彭湃为农民部的秘书，制定了农运发展计划，提出应调查农民生活和土地占有状况，帮助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和自卫团。后来国民党的农民运动，就是以这个计划为发端的。 推荐毛泽东参加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并鼎力支持毛泽东工作，是林伯渠在国民党中央工作期间的最大贡献。毛泽东在担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期间，不仅主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班，培养学员1066人，是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总数1520人的百分之七十；而且毛泽东深入开展农民运动调查，撰写了经典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中国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地址（武昌）
推荐毛泽东参加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
国民党二大后，林伯渠继任农民部长，他首先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建立农民运动委员会的主张，亲自拟定了该会的组织大纲和拟聘请的委员名单，很快在2月5日得到国民党中央常委的批准。 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除林伯渠本人以农民部长兼任主席外，还有毛泽东、陈公博、甘乃光、宋子文、肖楚女等8名委员，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共从事农民运动的著名党员。
林伯渠一直十分尊重和倚重毛泽东。
在建党初期，毛泽东虽然首先关注的是工人运动，但也时刻关注着农民运动。1923年4月，湖南水口山矿区工人罢工胜利后，毛泽东派工会领导成员、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到他们的家乡开展农运工作，9月中旬成立了湖南第一个农会——岳北农工会，会员很快发展到万余人。刘东轩、谢怀德回白果开辟农运时，毛泽东已到广东出席中共三大。参加三大的张国焘回忆说，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一个新问题——农民运动，是“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了毛泽东和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但他忙于中共中央局工作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一时也无暇去做。1925年2月至9月，他从上海回湖南养病期间，在韶山组织了卓有成效的农民运动，积累了农运经验。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受主席团委托，为会议修改 了《农民运动决议案》。3月10日至17日，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他和邓演达、陈克文向全会提交了《土地问题案》（后改为《农民问题案》）和《对农民宣言案》16日，全会正式通过《对农民的宣言》和《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
林伯渠虽然是农民运动委员会的主席，但每次开会都非常尊重各委员的意见，许多有关全国农运的重大战略决策，都先经过集体充分讨论决定，然后再报请国民党中央批准下达。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等当时关于农运的许多正确主张，才得从此以贯彻到全国。
为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积极创造条件
3月19日，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被任命为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1924年7月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已有五届毕业生，共454人。最初的主办人是彭湃。毛泽东接办的是第六届于1926年5月15日正式开课，收有来自20个省区的327名学生。同一天，毛泽东按照《整理党务案》精神，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依然是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农讲所的工作。
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地址（番禺）
由于第六届学员规模扩大，农讲所的校舍、经费和招生等存在诸多困难，林伯渠为此花过许多心血。农讲所原所址在广州乡贤祠、日新斋、节孝堂等处，农民运动委员会决定增加番禺学宫为农讲所新址。但是，当时不但学宫仍为第二军官学校所占，而且广东大学校长还索要原有乡贤祠等处学生宿舍。经过林伯渠向有关方面多次交涉，农讲所校址的问题才得以解决。当时仅开办费即要六千余元，另外每月经常费（包括办公费、教员薪水、学生活动费）还需要近八千元，而农民部每月的经费总共才有七千余元。在林伯渠的努力下，国民党中央才决定农讲所的经常费由中央财政中拨付。
７月，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进一步推动了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为了配合快速推进的北伐战争，第六届农讲所在9月间结束。这些经过毛泽东等的培养教育的学员们分赴各地，直接投身农民运动。绝大多数后来成了各地农运骨干。 《农民问题丛刊》部分
学员听毛泽东讲《农民问题》课程笔记
毛泽东在担任第六届农讲所所长期间，悉心指导学员研究中国革命和农民问题，并带领学员开展农村调查实习。1926年9月，毛泽东把搜集到的国内外有关农运的重要文献、农讲所教员对农民问题的专题研究以及学员的调查材料等汇集起来加以审订和修改，编成《农民问题丛刊》出版，其中《农民问题丛刊》部分内容就选自林伯渠担任农民部长期间编辑和出版的《中国农民》月刊、《农民丛书》《农民运动小丛书》等有关农运的刊物与书籍。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丛刊》发刊词《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丛刊的出版发行，改变了以往研究农民问题资料匮乏的状况，为农讲所学员以及全国各地的农运干部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学习材料，在宣传革命思想、提供政策指导、介绍农运经验和传播知识信息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促进了广东乃至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
为毛泽东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而辛劳奔走
1926年26日，林伯渠被迫辞去农民部长职务后，虽然在第六军担任政委和政治部主任，仍然是国民党中央常委，一直关心农民运动，特别是鼎力支持毛泽东主办武汉讲习所。北伐前，他就曾与毛泽东计议在中国中部创设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年九9月，广州第六届农讲所结束，毛泽东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第一件事就是制定《目前农运计划》，并于11月15日得到中央局批准，决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徽章
11月下旬毛泽东赴长江沿线一带考察，联络江西、湖南、湖北诸省国民党省党部，商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事宜。在去武汉途中经南昌，毛泽东再次与林伯渠筹商此事。林伯渠在11月26日的日记中记载：“晚开会晤润之。归寓已十二时矣”。第二天，他们又一同访问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和该军副党代表李富春，以争取支持。晚上，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宴请林伯渠、毛泽东等。由于毛泽东、林伯渠、李富春多方面地做工作，江西省临时政治委员会29日作出决定：江西省选送150名学员到武昌农讲所，并负担经费一万二千元，即平均每个学员八十元。林伯渠在这天的日记中说：“十一时开十一次政委会，议决农讲经费、农民协会补助费、合作社各案。”
林伯渠1926年26日至30日日记（第48、49页）截图
后来，湘、鄂两省选派农讲所学员及所承担的经费，基本上也都是仿照江西的办法。林伯渠、李富春还与毛泽东商量，在武汉组织农讲所筹备处，以龙式农，王礼锡为江西省的筹备员。从湖南农村回武汉后，毛泽东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议，将原定只招收湘、鄂、赣三省学员的计划加以扩大，农讲所直接由中央办理，名称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提议得到中央批准。
在讲习所开课之前，为了回答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从1927年1月4日开始，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分下乡考察农民运动。在戴述人等陪同下，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32天，行程七百公里，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瞿秋白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做序，称毛泽东为农民运动王，并受到共产国际推崇。
国内报刊当年刊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班于3月7日开课，学员有来自17个省的739人（学员几乎是前广州六届农民讲习所的总数）。4月4日，先期已开课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补行正式的开学典礼。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农讲所常务委员。毛泽东负实际主持之责，亲自担任《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等主要课程的教学，并作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专题报告。恽代英、方志敏、彭湃、夏明翰等优秀共产党人都曾在这里任教或工作。1927年6月18日，农讲所举行毕业典礼。农讲所培养了一批有马列主义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农民运动的优秀骨干。大多数学生被委任为农民协会特派员，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师生参加和领导各地的武装起义，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史料源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年编纂的《毛泽东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年编纂的《毛泽东年谱》
中央党校1986年编纂的《林伯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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