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快16年了。今天再发表这篇文字的时候，96岁的母亲已经仙逝一周年。 我的父母普通而优秀，不仅和天下父母一样，为生计勤劳简朴，为命运百折不挠，为子孙呕心沥血，而且，具有一般农民少有的开明眼光和豁达胸怀。他们靠这些，拉扯着我们五姊妹，从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主义革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旧社会到新社会，从极“左”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代，一路走过六十多年。 为了这个家，父亲一辈子委曲求全，忍辱负重，饱受冤屈——为躲壮丁而当保丁、甲长和被拉夫等政治历史问题牵连儿女，影响其前途；“共产风”刮走了自家住宅，拖儿带女五移其居，八年流离失所；优秀的生产队队长在文化大革命中莫名其妙地遭到批斗，当了“走资派”。这些，都是我亲闻亲历，至今感念的。
好队长遭批斗慌乱中竟喊错了口号 一九六七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全国从上至下揪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我六六年下半年进澧县二中（现一中）读初一，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课参加革命，年底，响应中央号召，回到斑竹完小复课闹革命。 仲夏的一天，我刚放学回家，就听说晚上开批斗会，造反派发动群众揭发批评我父亲。我又气又急又恼，简直不敢相信，象我父亲这样敬业的干部还挨批斗。来不及吃饭拉起弟弟去晒场看个究竟。 会场设在队屋经常开会的那间屋里，屋内外斜贴着十多张红绿标语，口号内容与学校和社会上大同小异，但有两条醒目而揪心：打倒三生产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生产队的走资派滚下台去！墙的两边拉着两根麻绳串着十多份大字报。有一半显然是抄的报纸、传单，有一半是揭批石公大队和三生产队走姿派的，文体不伦不类，语句八九不通，有两篇文章马马乎乎，出自我队刚毕业的一位初中生之手，他也是大队红卫兵。 记得我父亲的问题主要有： 劳力管的太紧，批评人不留情面，以长辈、队长自居，自以为了不起，神气凌人，是可恶的楚霸王。这既是爹的优点，又是缺点。对己严，对家里人严，对社员也一样严，批评人都不留情面，并不是以领导和长辈自居，而是尽其职责，工作方法欠妥罢了！ 放任资本主义泛滥，社员的多占自留地，大肆开荒，扩大屋后庭园，漫山遍野鸡鸭牛羊成群，地头堤边瓜果菜蔬占道，屋前房后松竹果林追天。对这个问题，我当时迷惑不解：社会主义的生产队，怎么能发展资本主义？父亲该批；但回家一端碗，又觉得父亲没有错，不就是这样集体为主家庭为辅，才吃几天饱饭吗？ 只抓生产，不抓革命，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包庇富农分子袁左才，开会时从不批判阶级敌人。当时我认为父亲敌我不分，路线不明，父亲活该！老师说，地主富农剥削本性改不了，时刻想变天复辟。 教育子女不严，两个孩子经常在集体山上砍柴火，在集体稻田扯猪草，损坏了树林和禾苗，还把大堰东头的大樟树蔸快劈完了。这问题不应批评父亲，都是我不好！但是，我也有些屈，我和弟弟上山只砍杂草，从没损坏大小树木，更没有进封山；下稻田是扯猪最爱吃的鸭舌子草和高产的蚱草，除草中耕，反倒促进禾苗发育！劈那樟树蔸错了，但参与的还有三位堂兄弟，也经过生产队干部同意，况且这大树蔸呆在那儿多年没人理睬他。 晚饭时，父亲脸色严峻，没有说话。我把大字报的事告诉了他。他说：“已知道了，你们不懂。”我们都说：“爹，你真冤！”，他坦然说：“心中无愧，不怕打雷。”说完，和往常一样背着锄头参加批斗会去了。那时， 母亲去部队探望哥哥隔在外地而不通信息。 强烈的自尊心制止我们姐弟仨都没有去会场，不忍目睹父亲被批斗的屈辱现实，只在家里焦急的等待父亲平安无事归来。 不到两个小时，父亲焦虑地走进屋来。“拐哒，闯大祸了，创大祸了！真苯，怎么把口号也喊反了？”父亲连连说过不停。原来，会上他做检讨后，振臂高呼时，慌乱之中将“打倒”与“万岁”对象完全颠倒，但瞬间自我发觉，立即更正，呼喊三遍正确口号，又反身跪在毛主席像前大声忏悔：“我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在与会群众、造反派的谅解下才站起来。 好在父亲是一个群众拥护的好队长，群众信赖他理解他，好在群众基本上都是宗亲，连两个红卫兵都是他的孙辈，不然，“现行反革命分子”进监狱了，父亲和我们全家的历史也将重写！ 因当保丁甲长殃及后代而摔碎了坛坛罐罐 记得那是一九七七年九月的一天傍晚，我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家里时，屋中一片狼藉：父亲在床上喘粗气、生焖气，母亲在微弱的灯光下打扫瓦砾。母亲讲，父亲听说，我转国家干部没批准，又是因为他的历史问题，多年的积怨、委屈终于使父亲怒不可遏，摔破了家里的坛坛罐罐，向老天倾诉多年的冤屈，向社会讨回公道——也真是，他何罪之有？即使他千错百罪又与儿子何干？ 因为父亲解放前为躲壮丁而当了两年保丁、一年甲长，又被拉夫，这些政治历史问题，不仅使他经常被清查而抬头不起，而且，部队哥哥两次提干、我转公办教师都先后因此而泡汤。这次，我作为优秀的农村基层干部转国家干部，县里通过后，公社党委也告诉了我，要我安心工作不做高考的准备（当时，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谁知就在离高考仅十多天的关键时刻，转干的事报常德地区没批准，原因是父亲的历史问题。 其实，父亲的这些所谓问题，是非曲直可暂且不论，但从当时起因来，就我这草根家庭来讲，也算是奇冤吧！请看我父亲是怎样当保丁，任甲长，又怎样拉夫充军的。 国民政府拉壮丁时，我父亲三兄弟，大伯已过龄，二伯有腿疾，按“三抽一”的标准，只有我父亲年轻健康，符合当兵条件。按理说男儿应当驰骋疆场马革裹尸，但由于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当时老百姓都躲壮丁，兵慌马乱的，怕参军丧命。我祖父母、母亲坚决不让我父亲当壮丁，在亲朋好友地帮助下，变卖田产、东借西凑，八十块大洋免了壮丁。 但债务分文尚未偿还，替代当兵的人却逃回了，免不了还是要我爹去。父亲真的躲起来了。好在有个族亲与保长要好，经融通让父亲去保上当保丁，无报酬，自带伙食，尽管是义工，但既勉了性命之忧，又照顾了家庭父母妻儿。 在保里什么事都得干，由于抓丁、凑粮是其本职，角色尴尬，左右为难，不仅积下民怨，而且，经常被上司责骂，几次因放走壮丁而遭痛打，有次被打碎一根楠竹扁担——每说到此父亲总伤心落泪。在保上两年。父亲度日如年，以消极怠工、身体多病为由以赖掉“保丁”这个差事。保上说，不干保丁可以，但要干甲长，父亲想，尽管仍是“义工”，但可以再不受那要人要粮的窝囊气了。我父亲就这样又无奈地当起甲长来了。 这种遭遇也算历史政治问题？不能算！下面的遭遇更不能算。 一九四九年初的一天傍晚，爹帮娘抬尿桶去菜园后，转身坐在路边休息，恰遇两个国民党败兵从此经过，顺手拉上父亲，将行李搁在父亲的肩上，巧言只挑一段路，担任甲长不足一年的父亲信以为真。谁知一到大堰当就关在屋子里，强迫换装当兵，并当即随部队出发。刚出发时就亲眼看见穷凶极恶的匪徒枪决了三位逃跑的新兵和挑夫。父亲懊悔不已，恐惧非常，饮泪含恨地跟着前进，以随机应变逃回家去。 母亲浇完菜，回头不见父亲，叫无音，找无影。邻居袁佐才说，远远见得父亲好象跟着一个当兵的挑着担子，朝大堰当方向去了。母亲才知父亲被乱军拉夫去了，以为他马上就会回来的。谁知一去几天去杳无音信。母亲怎不焦急？别的不说，仅三个小孩哭闹着就够楸心的了。我大姐姐九岁，哥哥三岁，小姐姐刚满月。 父亲不露声色，装着跟定部队的样子，但暗暗记住来的路线，以寻机逃脱。过江的第二天傍晚，部队宿营，父亲他们住的房子，全是用土砖砌成的，他心里一亮，有半分主意了，装着拉肚子，先后出屋三次，查看地形，见屋后松竹环抱，下定了今晚出逃的准备。 恰好，睡觉时，父亲的地铺头顶后檐墙。泥瓦匠技术和枪上那把刺刀派上了用场。待伙伴都熟睡时，父亲偷偷的拆下刺刀，蒙在被子里用刺刀（当砌刀）慢慢地戳空砖缝，但墙体相对坚固，扒着也不易用力，进展相当慢。中途休息时，正遇上查铺，夺过一劫。 许久许久，总算推出一块墙砖，人已是筋疲力尽。还来不及休整，突然传来鸡鸣狗叫声，父亲在恐惧中忘记了疲惫，用尽平身力气，一刀一刀地撬呀，戳啊。有了第一块墙砖的空洞，终于戳掉第二块墙砖。待撬掉第三块墙砖时，已近天亮，屋外已有隐隐约约的人声，如按计划再戳掉第四块墙砖的话，就性命不保了。说时迟，那时快，父亲将简 单衣物塞出洞外，趴在铺上蒙着被子拼命地从洞里往外钻。钻出屋外时，胸、背已是遍体鳞伤，血肉模糊。 此时天已拂晓，穿上衣服刚逃出屋后松竹林园，园子那头跑来一个兵，父亲拔腿就回跑，但那兵见了也回头跑去。也许是老天的安排，两人跑来跑去，又撞在一起，这才恍然大悟，彼此都患难兄弟，都是逃生的，而且同方向！他们跑进一户农家，得到了两位老人的掩护和安排。也是同病相怜，老人唯一的儿子拉壮丁出去已两年，是死是活没消息。二老把父亲他们当儿子，帮他们换了便衣，炒了两升蚕豆以路上充饥，巧妙地送他们走上回家的路。 经过半天奔走，大江拦着了出路，桥两头关卡严查来往行人。经打听，乡长姨太二十出头，是澧县人，讲慈悲，重乡情。父亲他们设法去了乡政府，跪在乡长姨太面前诉说原委。名不虚传，姨太让他们化装成她家挑夫顺利地过了江。 六天了，父亲还没消息。心急如焚的母亲清早去大堰当抽彩、算命，说是今天应该回来，不然就要再等七天。果然，深夜，父亲拖着溃烂的身躯回来了. 父亲被拉夫这件事，一直是父亲历史问题的疑点： 一是父亲为何顺从拉夫而不去反抗？我想也许他见那兵累得要死而顿生怜悯之心，也许他是一甲之长，国民政府的最底的官，政府的兵有难甲长有责任罢了！二是这段时间究竟干了些什么，既无人证，更无物证、言证，怎么也说不清楚。疑点就是污点。父亲历经磨难，虎口逃生，也毕竟只七天时间，难道还来得及干反共反民的坏事不成吗？ 八年五移其居却无怨无悔 依稀记得，老屋坐南朝北，土墙，清瓦，三间正房，和堂兄先祥各住一间，堂屋共进出，我家还有一间偏屋，盖的稻草。虽然这屋不大，但它却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屋坪前那口堰静静的清清的，我们号称它为大堰，我们打过水漂，滑过冰，戏过水，水比矿泉水还好喝，喝了从不肚子疼。屋后是茂密的竹林，楠竹、山竹、水竹、还有石竹间杂其中。钻过竹林，树林莽莽，松林中偶尔发现几根板栗、泡桐、香椿，还有杉、柏。白天没有大人我们从不敢进去，怕老虎、蟒蛇、马彪和奸狗。 一九五七年春，突然有一天，父亲回到家里，脸阴沉沉的，说高级社要拆我们的屋子去做晒场，妈说，不！爸说，任老虎（支部书记姓任振法）说了，谁不拆就杀谁的头！老虎真的来了！ 说拆就拆。我们一家被安排在山后工匠湾谭引宣的偏屋里，分成前后小小三间，第一间放工具杂物，中间厨房做饭吃饭，一家五口挤在里屋。这里一住就是三年多。 一九六零年初，我们又搬到冲下公共食堂隔壁，先在凉亭挤了几个月，然后搬进李泽环的一间正屋里，也是三间，一直住到六一年秋。 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发生了许多故事，我的许多经历和体验是不可多得的无价之宝。轰轰烈烈社会主义使我的家乡农村翻天覆地。“三面红旗”——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象狂飙一样席卷全国，震撼世界。然而，昙花一现的“公共食堂”留下了大饥荒，“大炼钢铁”开掘了砍伐森林、破坏生态之先河，不可一世的“放卫星”使虚报浮夸之风登峰造极，前无古人。 这几年，我五至九岁。时代留给我们这些儿童的是饥饿，除了饥饿还是饥饿。公共食堂根本吃不饱饭，家里又不准见烟火，我们只得单个或合伙地去偷摘还没有成熟的毛桃、麦李、黄瓜、菜瓜、蚕豆、红薯。也公开的学着大人们在打谷坪偷来小麦、黄豆、苕（作绿肥用）籽等刚脱粒的粮食，用陶片、破锅在山上隐蔽处烧烤充饥。当然，我们也经常被发现，被母亲心疼地打过，干部们处罚过。 为了吃一小碗副食（萝卜菜米咀粥）或一个红薯，曾几次夜里和大人们一起在山上“啦呜”，也有几次白天和同伴们站立山头敲锣打鼓，也经常去山后为食堂搬几块柴火。 还有，玲姐用野葱做的谷糠耙靶好香好甜，至今回味无穷。每当我想起那次，为吃几个糠粑，同哥哥去大队加工厂,想弄点风车二口料却空手而返时，似乎泪水还挂着腮边。我何只流泪，我还经常哭过，有一次是呼天嚎地的哭，有生以来最揪心的哭！ 该死的公共食堂，对吃长饭要营养的小孩子，每餐只给三两米的饭，狼吞虎咽两分钟完事，上餐等不得下餐，肚子成天哇哇叫。不懂事的我，总以为妈将粮食攒在那里，经常对着妈闹情绪。姐姐为妈不平，干脆要妈把我的那份饭票交我自己管理，我巴不得。我视饭票为生命，严严地装在自做的一个纸皮包里，放在枕边垫被下。 有一天开饭时，我那度命的饭票，突然不翼而飞，姐姐、弟弟没拿，妈妈也没拿，我哇哇地哭起来，一家人帮我找，床上翻乱了，床下只差掘地三尺。妈恼不过，敲我两丁拐，我顿时嚎啕大哭，不禁叫起爹来，可惜我爹在十里之外的戈头峪大队副业厂工作，他是听不到我哭的。闯下弥天大祸，担心饿死了 这一哭，惊动了食堂吃饭的好多人，也惊动了食堂的事务员。事务员说，找不着先借票吃饭再扣票，我才如释重负，和着眼泪吃下了那已跌气的三两（老秤16两1斤）饭。倒是这餐饭觉得饱饱的。其实虚惊一场，事后，饭票还是在垫被下，只是到了床中间罢了。也许是当时找急了，也许是谁开了个玩笑。 这今天看来，那个时代的确给新中国开了个很大的玩笑！这不，食堂办不下去了，六一年初，所剩无几的炊具各家分领回去，山丘里又冒出了缕缕青烟，尽管每天喝着野菜稀饭，但人们一个个容光焕发，喜气洋洋。 接着，又有好消息了。整风整社开始，扫除“一平二调”共产风。按政策，集体拆除我们的老屋要赔偿，我们现在住的房子要马上归还房东。我家的房子早没了，大队研究给我们补偿八十元钱，房子自己想办法。父母傻了眼，没做声也没领钱，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果断地做出决策：坚决要房子，不要八十元。 尽管大队同意了，但老屋是没法住的。我家老屋五七年拆建为三队晒场后，一年后又拆建为九队晒场，建在山岭上，这条山岭将七队冲与九队一字分开。 岭上一千多平方米的晒谷坪。坪中央十多根陈旧而单瘦的木柱子吃力地支撑起一架瓦棚，一架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瓦棚，一架没有任何墙体的敞棚！这就是我的老屋的根。这显然是不能住的！为了迅速改变寄人篱下的处境，除了出集体工外，父母一方面夜以继日为房子翻修准备材料，一方面起早贪黑在自留地精心耕种小菜、杂粮。也好在瓦匠世家，连父亲两代六个、外加舅舅七个瓦匠，亲戚邻居一拢来，五天时间就将一架敞棚翻修成一座土屋了。 我们高高兴兴地搬进了新家，虽然房子的内墙、隔墙和两斗山墙尖全是用篱笆糊成的，且山墙屋檐下还有透风的大小窟窿，但总算回到了离别五年的属于自己的临时的家。 一九六三年秋，我们最终搬回三队，新房建在瓦匠湾离大堰二百米山咀下，座东朝西，两正一偏，十九步檩的进深。我在这里一直生活到一九七八年三月。
新华网原文：http://cdlwx0489.home.news.cn/blog/a/0101007D4BD10D0ED12670FF.htm
新浪网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7eae790102vddl.html
来源: 感念父亲三件事 | 
发表于 2016-6-19 12:16:10
发表于 2016-6-19 17:09: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