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上将军 于 2021-12-10 20:03 编辑
挥泪痛悼张耀南
前天（11月29日）早上，在微信上发现一个“沉痛悼念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张耀南同志”的帖子时，我大吃一惊。什么？耀南老弟去世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于是揉了揉眼睛后再使劲看。果然是耀南老弟逝世的噩耗！顿时，我脑中如同炸雷炸响，眼泪随之夺眶而出。我仰望天空，在心中大叫：老天呐，这是怎么了？ 由于我与耀南的感情实在太深太深，因此我没有心思呆在家里做任何事情。我当即与县政协副主席杨书凡联系商量专程赴京悼念耀南事宜，并迫不及待地在网上订了赴京的机票。 和耀南结识、并成为情同手足的好兄弟，是我今生之幸。如今他离我而去，我悲痛万分。在赶往北京的途中，我与他相处的一幕幕一直都在眼前浮现。 耀南是石门县夹山镇两合村人，是我国哲学界著名专家，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高层次人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通识教育委员会委员、二级教授。 初识耀南，是我1981年3月被组织选派到湘潭大学历史系进修文博专业后不久的一天晚饭后。 记得那天天气很好。正在湘潭大学上学的石门老乡张宜红，带着两位中等身材的同学来到了我的寝室。张宜红介绍，他们是本校80级本科生，其中一名个子稍矮的叫彭岗，是历史系的石门蒙泉人，另一名个子稍高的，便是哲学系的石门官渡桥人张耀南。 老乡异地相逢，甚是亲热。初次见面，张耀南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虽然少言寡语，有些腼腆，但脸上始终挂着微笑。 此后，几乎每天晚饭后，我们都相约在校园散步，尤其与耀南散步最多。一来二往，我们之间的友谊与日俱深，并很快进入了亲如兄弟的境界。 1981年8月，我离校实习，先是前往临澧九澧挖掘战国大墓，然后又到石门挖掘皂市遗址。尽管当时没有手机，但我和耀南一直都保持着联系。后来，我知道了他1984年毕业于后留校任教，随后又去江西师范大学攻读硕士。 耀南家境贫寒，无论是在湘潭上学、还是在江西读研，期间，几乎所有假期都在校勤工俭学，很少回家。所以我离开湘大后，与他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见面。 1988年9月，我前往北京大学考古系进修。这年寒假，在江西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耀南回家途径石门，专门到县文庙找我。久别重逢，彼此相见甚欢。我请他吃饭，并陪他前往楚江中学对面的麒麟街，看望他读高中时已退休的姚老校长，然后送他回官渡桥。一路上，我们无所顾忌地谈着很多话题。他羡慕我正在北大读书，于是要我谈谈在北大读书的感受。我对他说：在北大读书感觉确实很不一样，你随便听个讲座，就会茅塞顿开，你不经意到“三角地”看看，就会大开眼界。他瞪大眼睛听后，坚定地说：“我也一定争取去北大深造，如果考不上北大的博士，我就不找女朋友！”他说到做到，1991年9月，也就是我离开北大后，他如愿以偿考入北大哲学系，师从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先生。为此，我专门打电话向他祝贺。 由于勤奋好学，1994年7月，耀南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有了北大博士的底气，耀南开始大展宏图，并很快被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看中，于是他从湘潭大学调往该校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2017年3月又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以及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自然国学中心主任、中国哲学研究所所长等要职，并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北京市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首批特级教授。他还兼任了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自然国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文化书院国学院特聘导师、北京什刹海书院特聘教授、汤用彤书院特聘教授、《自然国学评论》学术集刊主编。由此，他步入了人生最辉煌时期。我也常以自己有这样一位同乡、挚友、兄弟而无比自豪。
耀南非常谦虚。他获博士学位后，我在北京出差时曾对他说：“你现在既然成了北大博士，应该认真研究研究《碧岩录》！”他不耻下问，说：“我只听说这书很出名，但不知与我们石门有何相干！”我说：“此书出自夹山，是圆悟克勤在夹山讲学时，弟子大慧宗杲记录整理出版的，称‘天下宗门第一书’,是以夹山别称‘碧岩’冠名的佛学宝笈，于宋元之际流波海外。如果没有它，便没有茶禅和日本茶道。”他又问：“这书哪里有？”我说北大图书馆善本室就有一套。他听了非常高兴。第二天就主动邀我一同去北大图书馆找到《碧岩录》后，他如获至宝，当即请我吃饭。 耀南善于研究。别看他平时少言寡语，但他心里时刻都在对事物进行哲学思考和研究。他自从上北大后，几乎每次回石门老家，都要到县城找我谈一些关于学术的问题。我非常看好他的钻研精神。我对他说：“你们蒙泉在清朝末年曾出了个编辑《六典通考》的阎镇珩，我预计再过20年，应该出个在学术上更优秀的名扬世界的张耀南！”他听后只是微微点头并伴之以憨厚的笑。不出我所料，甘于寂寞，潜心治学的他终于如期在学术上取得了卓著成就。他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及后期资助项目、北京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多项科研课题；出版了学术著作10余部，发表了学术论文170余篇，曾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全文或摘要转载超过40篇次，并获得了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和二等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等10余项科研奖励。他首倡了“中国哲学批评史”、“西方哲学批评史”学科部门，构建了中西哲学逻辑“三款六式”研究方法论，着力中国认识论、自然国学研究，为深化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作出了突出贡献。
耀南对家乡有着无法割舍的情结，并十分乐为家乡奉献。2002年8月，为了紧密配合时任县政协副主席张天夫策划的茶文化节，我建议由我和杨代漳、雷建生、龚敏龙赴京查找夹山茶禅文化与日本相关的资料。耀南听说我们到了北京，便丢下自己的事情全程陪同我们办事，并为我们出谋划策，从而直接为茶文化节提供了很多帮助。第二年初，在我的建议下，县委、县政府邀请耀南回石门研究《碧岩录》和茶文化。他欣然同意。他花了大量精力投入到研究之中，并分文不取。他说，是石门养育了我，我应该回报家乡。2003年5月，耀南又专程从北京回石门举行茶禅文化座谈会。北大图书馆馆藏《碧岩录》不准外借，听说我在北大学习时手抄了一本，便多次叮嘱要我找机会给他带去，并在拿到我手抄的《碧岩录》后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从而为宣传夹山《碧岩录》做出了重大贡献。2015年12月，县委、县政府邀请耀南回石门做茶禅文化研究的讲座。他为此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写成了《夹山〈碧岩录〉与夹山文化讲评》。他的讲座，使石门茶人大开眼界，他十年前提出的“夹山境，张家界，谓之境界”的命题由此更加深入人心。当时，夹山公园管理处各项工作风生水起，正处黄金时期。当年9月，我陪时任夹山公园管理处主任杨书凡赴京，为年底在石门举办“夹山千年禅茶学术研讨会”邀请嘉宾。作为应邀嘉宾之一的耀南尽管当时非常忙碌，但立即欣然应允，并坚定地表示：“家乡的事情，我一定全力支持！”为了研究夹山的《碧岩录》，他投入了大量精力。此外，我们每次赴京公干，他都热情接待，尽力相帮，包括搞皂市遗址规划，为夹山寺申“国保”单位，以及石门进入“万里茶道申世界遗产”笼子，等等。仅今年，我受领导指派，曾四次赴京办事。他每次都开着自己的车接送我们，并给我们提供各种帮助，还幽默地说：“家乡建设，耀南有责！”此外，他还多次对我提出要求，要我认真研究石门应该如何发展，并如何更好地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石门的文物古迹。耀南乐为家乡奉献的事迹传遍石门，同为石门蒙泉老乡的中共石门县委副书记王振华常常以此为豪，并在很多场合自豪地说：“我们‘南边’还有张耀南那样一个狠人呢！”
我与耀南情同手足，但不是酒肉朋友，而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和兄弟。我和他同在湘潭大学读书时，尽管十分亲密，但很少一起吃吃喝喝，而是常在一起讨论学习问题。他是学哲学的，他的思维非常具有哲学内涵，因此，和他常在一起聊天，潜移默化中便在思维中融入了哲学思想，从而成为了我的一种宝贵的财富。1998年春，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和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羊涤生均给我发来邀请函，邀请我去香港参加孔子学术研讨会。会上，汤恩佳院长专门向与会人员介绍说：“石门保护文庙，祭祀孔子，尊师重教，鼓励学子成才等方面做得好。所以，我给石门捐赠一尊孔子铜像。”这次会议期间，我还幸遇湘潭大学教授、湖南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会长彭铎福。他听说我和耀南是好朋友，便对我大加赞赏说：“你和张耀南都认识，那你也应该是非常不错的！”彭铎福还说：“张耀南的人品非常好，对人没有花言巧语，非常实在，他去北大读博士，是我送的，当时学校要求写个协议，读博毕业后回湘大，费用便由学校负责，若不回湘大，就要他自己掏钱。他看了协议后，任何话都没说，就笑着把字签了，没提任何要求。” 2001年，香港召开国际孔子学术研讨会。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又盛情邀请我参会。会议期间，我巧遇同在香港参会的汤一介先生。会后，汤恩佳院长特意将我向汤一介先生介绍说我是湖南石门县人。汤一介先生立马就说：“呵呵，我很欣赏石门人，我有个叫张耀南的学生，就是你们石门人！”听他提及张耀南，我便兴奋和自豪地说：“我和耀南不仅是老乡，更是好朋友呢！”汤一介接着又说：“张耀南是我的好学生，他为人忠厚，读书勤奋，成绩优秀，治学严谨，将来一定会出大成果的！”我越听越高兴，越觉结识这位兄弟是我今生今世的福分。 2021年5月24日晚11点20左右在北京留影，本人（中）与耀南（右）的最后一张合影。图左为王承先 我和耀南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今年（2021年）的5月24日。 5月23日，我受命陪同石门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周明贵赴京汇报工作。因为那天到得较晚，第二天又忙于工作，第二天下午我才告诉耀南我到了北京。他接过电话，马上邀约另一石门老乡、国家开放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承先，一同赶到了湖南大厦我住的666房,并盛情请我和周局长一行共进晚餐。吃过晚饭后，我们返回房间，和往常见面一样没完没了、天南海北地聊天。他对我说：“西斌兄，你是个很有成就的人，你有一件事现在应该马上做，那就是把你所做过的事情和取得的成就记录下来。如果你自己没时间，就请人帮你做，以免日后因为来不及记录而成为遗憾。”见我边听边点头称是，他开心地笑了。 时间不知不觉就到了晚上11点多。他家距湖南大厦很远，于是我催促他回家休息。但他很不愿走，又聊了一会。后来在我再三催促下，才起身离开。北京的5月的夜，依然寒冷。我们迎着寒风并肩走在崇文门的大街上。到了宣武门，他又折回，把我送到了北京站。没想到，那次一别竟成永诀。 耀南喜欢锻炼，每天都要走上万步，身体一向硬朗，从未见他生病。他平时虽不多说话，但一说就很有份量，就十分幽默，由此可见他的人生态度的乐观的。他很重情义。今年四月下旬，我与代漳、渊渊二兄前往北京办事，耀南到湖南大厦看望我们时，提出建了一个“龙王张”微信群（寓意石门的我与代漳、渊渊二兄，以及在北京的他和王承先教授），并在此后经常活跃在群里。正因如此，我和我所有的朋友根本不可能想到他竟然会英年早逝。 他生病的消息，我是今年8月下旬通过拐弯抹角的关系才听说的。他的身体一直很好，我先是将信将疑。给耀南打电话虽几次没有接听，但我仍然没有意识到他患了重病，他平时爱安静，并正在赶写三部学科专著，在微信中冒泡不多，应该属于正常之中。同时，他也知道我退而未休，为紧跟县委、县政府、尤其是郭碧勋任县委书记、邓碧波任县长后所彰显的“红色引领，绿色发展”战略，专门成立了“龙璋文化传播服务工作室”研究传承石门红色文化，并正在编辑介绍开国英模王尔琢、主席亲家陈振亚、抗日名将郑洞国的《商溪三杰》书籍，以及忙于石门万里茶道申遗、洞国学校文化墙、展览馆建设等等事情，所以很少联络，这也属正常。 但到了9月下旬，我再次给耀南打电话还是没有接听，我便开始生疑。10月12日晚，石门老乡闫采平博士给我打电话说：“张耀南可能是生病了，因为我给打电话，他一直不接！”我这才开始怀疑耀南确实是身体出了问题。挂断闫采平博士的电话，我急忙再次拨打耀南的电话，同样无人接听。我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通过各种渠道打听，但始终没有获得准确消息。正在生疑之际，11月29日早上，微信上传来了耀南逝世的噩耗。于是，我顿足捶胸，无比自责：我为什么这样粗心呀！我如果是稍微敏感一点，就完全可以去北京见耀南最后一面的，我好悔呀！ 唉！有人说：血脉相连的人相互之间会有感应。我和耀南没有血缘关系，但我们可能是已经到达了心心相映，亲如弟兄的境界，所以也有了感应。5月24日那天的晚上11点多，在我催在我房间坐了将近5个小时的耀南回家，他却表现出了一种和往常明显不同的不舍。后来在我的催促下，他同意回家，却仍酷似石门乡下所言“张郎送李郎”的那种情景。后来，我们在前门道别时，他居然将我叫住说：“西斌兄，我们在这里照张像吧！”我一怔，我们一起照相还少吗？今天他这是咋了？但回头一想，这也应该没啥不正常，不就是不舍分别吗？于是我没迟疑，立即掏出手机，请一位行人为我们拍下了一张照片。没想到，这竟成了我们兄弟的最后一张合影。还有，惊悉耀南逝世的前夜，我心里总是有一种莫名的不安，硬是一晚无法入睡。我自己找不出原因，但第二天早上我明白了，那应该是因为耀南离去而给我的一种感应！ 耀南老弟，我曾因为县里几位领导想了解《碧岩录》的核心是什么，而向你请教。你说，《碧岩录》第一则有四字，曰“绕路说禅”，可表示为其核心思想。我还向你请教过何为禅？你回答：不执恶，不执善，不执亦恶亦善，不执非恶非善，不执此“不执”，方为禅。后来我又请教什么叫“心、性、命”之学？你答复说，应该是心、性、命，释家主修心、儒家主修性、道教主修命，故中华学问叫心性之学，又叫性命之学，合称心性命之学。你还说：你这么多年弃城不进，弃官不当，锲而不舍潜心考古、保护文物和挖掘石门红色文化，尤其抢修文庙、夹山和观国山取得的不朽成就，正体现了“儒、释、道”中，“儒”的“提得起”，“释”的“放得下”，“道”的“看得开”的深刻内涵，也正体现了你从事的事业的最高境界。如今，你我虽然已阴阳两隔，但你的这些鼓励和教诲，时时都在我耳边回响，你的为人，你的恩德，也常怀我心。在我心中，不，在整个石门人心中，你将风范长存！ 同乡同窗,相交四十载,情同手足;悼友悼侣,永别数九冬,痛悼知音。才高八斗学冠五车的石门骄子耀南老弟，你仅58岁就走了，实在让人痛惜。但事已至此，我只能长歌当哭。耀南老弟，请别顾及我悲痛的哭泣，请你一路走好！ 湖南省石门县博物馆退休干部 龙西斌 2021年12月1日 于北京大方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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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2 08:5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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