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在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中，本人自觉修改完善《毛泽东与常德》专集34篇文章（另列）的同时，深度发掘常德党史故事，通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与林伯渠的工作交往、黄爱烈士在工运史上的重大贡献及其深远影响等12位重要人物故事，深刻感悟了革命先辈们始终不渝的初心使命，见证了我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伟大贡献和伟大精神。 年终收获满满，现以日记形式追记于后（可点击文章标题阅读）：
这几天读《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一卷）》和《中共常德地方史第一卷》及其相关史料，又有新感受，再添新骄傲。咱们常德真的了不起！在1921年7月中共“一大”时全国58名党员中，常德就有临澧的林伯渠和津市的朱务善，且占百分之三点四五。 真乃敢为人先的常德，革命的常德，红色的常德。
发表《中共“一大”时全国58名党员中，常德就有林伯渠、朱务善》
2月10日
晚年福寿安康，新年合家欢乐。 饮水思源，千恩万谢革命先烈。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数中华优秀儿女为了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人民的幸福，前赴后继，英勇捐躯，其中不乏年轻夫妻。在不完全追记的湖南12对夫妻英烈中，常德的颜昌颐和傅凤君夫妇、王悦贞和剪去病夫妇，先后在1928年、1929年相继壮烈牺牲，让年轻的鲜血洒红了天空。他们的高尚的情操、坚定的信仰，将永远激励我们不忘初心使命，踏着他们的足迹奋勇前进。
2月23日
最先将马克思主义系统译介到中国的，是湖南常德人，他叫赵必振，被党史界称之“中国译介马克思主义第一人”。 晚晴时期，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秋，人们寻求新知识、新思想、寻找救国救民出路。五四运动前后，常德在外地读书的热血青年，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纷纷接受新思想，自觉传播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成为一代求新求变的先行者，赵必振就是率先译介马克思主义的突出代表。1902年至1903年间，他译著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和《近世社会主义》两部社会主义著作， 奠定了他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史上的先驱地位。
3月14日
2019年4月，我的《护送毛主席东渡黄河的邓洁，毛主席曾称他为“邓老板” 》那篇文章，仅仅略记了1937年以后邓洁与毛泽东主席交往的相关片段。近段时间自学党史，从北京党史、大连党史、上海党史和江苏党史资料中对邓洁有了更详尽更深刻的了解。特别是在北京“三一八”惨案后，李大钊诗赞邓洁说“邓生今杰士，英名天下闻”；邓洁在大连被捕后坚贞不屈，变法庭为共产主义讲堂，甘愿坐牢十年。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充分彰显了一个共产党人坚守的初心。 邓洁是安乡县三岔河镇人，原名邓鹤皋，又名和高。
4月7日
在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中，随着对常德先烈足迹的深入寻找，本人走进了《中共党史人物传》大型丛书。该丛书计划出版100卷，从1980年开始已经陆续出版了1—89卷，包括1012位党史人物传记，总共2500万字。 据我不完全统计，常德市有12位人物入选，其中王尔琢、林伯渠还收入《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
4月11日
汉寿县詹乐贫烈士，过去知道不多，这次党史学习中，方知烈士非常的不错，是《中国党史人物传》立传的12位常德人之一，李大钊、毛泽东对他评价很高。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帅孟奇为詹乐贫写了传略；1979年、1984年，帅孟奇回汉寿视察，两次都亲自为其扫墓献花，并含泪写了悼词。在北京，詹乐贫和安乡邓洁都是李大钊领导下的骨干。 3月29日，我往返8—7—9—16号地铁，来回5个多小时，在圆明园西路走进了中国农业大学（西校区），当我好不容易找到校史馆时，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英烈展览设在东校区图书馆二楼。第二天上午，我又往返8—7—5—15号地铁来回4个多小时，在六道口找到了中国农大（东校区）。但却未能如愿及时参观。 返回后，按照校史馆工作人员的指点，我在校史馆网站找到了相关资料。《湘西斗顽敌 人生真豪杰——记詹乐贫烈士》《农大的学生在三一八惨案中》等文章，丰富了詹乐贫烈士的在该校投身革命的资料。
4月14日
自学党史，又有所得，为烈士点赞，为常德自豪！ 1945年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闭幕式，通过了《关于以“七大”名义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定》，并公布了六十位著名烈士。6月17日，”七大”代表与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了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再次撰写王尔琢烈士的文字，缘起于他那份家书的感动。 王尔琢是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100位英雄模范人物之一，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1924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参谋长兼第28团团长，为保卫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1928年8月25日，在江西崇义追击叛徒时，英勇牺牲，年仅25岁。毛泽东为他撰联哭泣，朱德为他致悼词，陈毅为他主持追悼会。 多年来，我一直被这位”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视死如归的年轻先烈感动着，曾先后撰写《1928年毛泽东为何挽联哭悼常德石门王尔琢》《毛泽东为其撰写挽联的王尔琢及发妻郑凤翠》等纪念文章。今年再学党史，重温烈士英雄事迹，又被王尔琢烈士的“托孤书”深深感动。
这几天泡在国家图书馆，关注党史常德故事，有幸阅读到《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此书第六册有周恩来总理关于荆江分洪工程决策过程中的三篇文稿，其中《关于荆江分洪工程会议情况给毛主席并中央的信》（139页—142页）我全文拍照，回家后全文打印。 1952年2月10日，毛主席在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转报的常德专署专员柴保中对荆江分洪工程勘察报告上的批示：“此事请周总理商水利机关查明情况，速于处理。” 柴保中报告认为，1951年长江水利委员会加固了荆江分洪区的老堤，这样的做法损害了洞庭湖滨湖地区群众利益。报告提议，在进洪闸未建成前暂不分洪，以免使长江改道，湘西北受灾。
5月3日
读党史回溯五四运动，再被常德先贤震撼。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五四运动，湖南常德人也是弄潮儿、急先锋。临澧县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三年级的学生俞劲，他不仅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而且是火烧赵家楼的火种提供者，点火者。《中共常德地方史第一卷》载：“1919年5月4日，常德有俞劲等学生直接参加北京五四爱国运动，有许多在外学生就地投入声援五四运动的行列。”《常德地区志 人物志》载：“1919年5月4日，俞劲以北京学联代表身份，参与组织各校7000名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浩大的游行示威。队伍到达曹汝霖公馆时，他带领十余个身强体壮的同学冲进公馆，投入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战斗。”
5月30日
这几天，在查阅黄爱烈士相关史料时，又意外发现了可以佐证俞劲是五四运动急先锋的五份档案资料。 北京档案馆藏有190万卷(册)珍贵档案资料。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北京市档案馆与北京青年报社，为了用档案记述解读五四运动，组织馆内中青年史料工作者，在前人已进行的五四运动档案史料挖掘、整理、公布的基础上，仔细研读，深入探究，编写成《五四时期的三次请愿，为民请命云集总统府》发表在北京青年报，再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在这些档案中，有关常德临澧俞劲的有5份档案：1919年8月12日京师警察厅派员侦查俞劲行踪的报告；被警察厅扣留的8月1日俞劲写给湖南长沙明德学校《明德周刊》编辑的信及投稿《国民自救》；俞劲被关押京师警察厅“特别优待室”后于8月24日和8月26日俞劲写的两份自供状。
8月6日
几年前，我曾发表过《“五一劳动节”深切缅怀中国工运先驱黄爱烈士》《毛泽东与中国工运先驱黄爱烈士》两篇内容基本一致的文章，主要是从”毛泽东与常德“”这个主题简单撰写的。其实，黄爱烈士尽管年轻，但他的故事激烈而震撼、精神特别感人，影响极其深远。 在党史教育学习活动中，我再次走近了黄爱，感悟黄爱为崇高信仰而英勇献身的不朽精神。惊喜发现，无论是图书还是网络，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湖南还是天津，无论是共青团还是中华总工会，无论是党史档案机构还是学术研究机构，无论是领袖大传还是人物传略，关于追念、缅怀、研究黄爱的相关文章，比常德任何一位烈士的资料多出许多。究其原因，除了被黄爱烈士的求索精神、担当精神、斗争精神、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感召外，一是他乃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位为无产阶级惨烈牺牲的年轻人，并且惊动全国，二是他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密切相关。《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毛泽东大传》《青年毛泽东》等毛泽东传记都有黄爱烈士的相关内容。 从5月28日开始，一边学习一边发表，前后8次：
9月15日
近日在国家图书馆读李涛《毛泽东与巾帼英豪》颇有收益。《毛泽东与巾帼英豪》查阅了大量权威的文献资料、珍贵的历史照片和当事人的亲身经历，以纪实的手法，详细记述了毛泽东与宋庆龄、杨开慧、丁玲等十几位杰出女性的交往过程。读该书第九章《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毛泽东与丁玲》，用手机打字摘录部分文字备用：丁玲回忆毛主席；丁玲对《三八节有感》的反思；丁玲对毛主席赞赏《田葆霖》的体会；丁玲获斯大林文学奖时感慨；丁玲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
9月21日
中秋夜，圆月当空时，我的【毛泽东与常德】专辑又添新篇。 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毛主席不顾个人安危，亲临重庆43天。 关于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与常德人的故事，前几年，我撰写了《肝胆誓同日月浮—毛泽东与常德覃振》《国共重庆谈判期间，三位常德籍人鼎力保卫毛泽东安全》两篇文章。一篇写的是覃振不仅为毛泽东安全担忧，而且两次宴请毛泽东。另一篇文章讲述了重庆中将宪兵司令张镇、少将宪兵一团团长蔡隆仁和行政院职员钱剑夫三位常德籍人直接负责毛泽东安全的感人故事。 其实，在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在开展广泛的统战工作和社交活动的同时，还看望并奖励了常德人鲁自诚。
10月7日
在收集编撰《毛泽东与常德》的过程中，我曾于2015年国庆节撰写了《毛泽东和开国大典主持人林伯渠》，今年9月撰写了《笔记：1923年9月毛泽东给林伯渠写信汇报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的情况》。 最近，有幸在线上细读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年编撰的《毛泽东传》、1993年编撰的《毛泽东年谱》和中央党校1986年编撰的《林伯渠传》等著作。大量信史佐证，在第一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和常德林伯渠两位国共两党高层人物，两位湖南老乡，在工作上凝心聚力、互相支持、配合默契，成绩斐然，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林伯渠都是中共一大代表。1923年，毛泽东30岁，林伯渠37岁。 1923年1月，林伯渠任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协助廖仲恺筹备改组国民党的工作。4月，毛泽东从中国湘区委书记岗位调中共中央，帮助筹备中共三大。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毛泽东当选中央委员，担任中央局秘书；林伯渠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委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林伯渠和毛泽东中央候补执委，林伯渠任农民部长；毛泽东任国民党上海执行表组织部秘书兼任文书科主任。1925年8月，林伯渠任国民党中央执委、执委常委，直接参加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1925年10月，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林伯渠当选中央执委、执委常委，继任农民部长；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委，任代理宣传部长、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1926年5月，根据《整理党务案》，毛泽东离开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岗位，出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6月，林伯渠离开农民部长岗位，后任第六军政委。11月，毛泽东任中共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11月18日 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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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16 10:10:38
发表于 2021-12-16 10:38: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