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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十年人生琐忆（3）
初中毕业照片（1964年5月）
50年代的学制，小学区分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也称完小），学习时间是四年和两年。1959年下学期至1961年上学期，我在西李家读了两年完小。初小升完小要统考，当年大安昌垸，包括后来分出去的安宏公社，只有三所完小：格道湾、西李家和黄狮嘴，西李家好像还称中心完小。初中升高中当然要考试，现在称中考，当时有没有这个称呼我不知道。全安昌公社小学升初中考试的考点就设在我们学校。我现在已经没有备考、迎考紧张情绪的记忆了，但等待通知倒真紧张。我知道父亲得到我被录取的通知是在紧张的双抢过后，父亲为没有钱交学费发愁，态度淡漠：“没有钱就不读了！”母亲态度坚决：“讨米叫化都要读！”记得我没说话，拿着一个蔑篓子到地名叫“五十亩”的湖田扯猪草。父亲直到暮年，都不忘在大队蹲点脱产干部侯组长，是他指示大队支助我学费，才不至于让我辍学。
1961年秋季，我考入三岔河附中。这所学校离三岔河镇约1.5公里，在与南县北河口陈家渡交界的一个叫牛屎洲的荒洲上。学校有一栋无木料纯窑砖结构类似一组窑洞的建筑物，被称为薄壳房子，是大跃进的产物。我们这一届招收两个班，即九班、十班，我编在十班。学校有大片勤工俭学的基地，种瓜果疏菜，晚上由学生轮流值班。次年，政策放宽，兴“三自一包”，允许挖藕、捕鱼、种湖田，学生为填饱肚子，几乎一夜之间，跑了大半。我们两个班入校时110人，毕业时仅剩下18人，合成一个班，称为九、十班。与我同村的，从小学一直到初中的同学张正英，就是在这股潮流中被家里喊回去学织布而辍学的。她比我大两岁，在初小读书时就比较照顾我，我们是寄宿生，有时她称自己食量小，将缽子里本来就不多的饭拨些给我吃。上初中时，两家的父母商量，要我们在三岔河镇一个叫郭立梧的家搭餐，后因实在不方便而作罢。她关心我，经常要我将换洗的衣服让她洗，但我没有让她洗过一次。她以为我客气，实际上冬季我只有一套像样的外衣，只能在回家后才方便换洗。从读小学五年级起，就有同学取笑我们是男女朋友关系，我尽量回避她的关心。 三岔河镇上的李谦友也是受这股辍学潮的影响而终止学业的。他在回忆录中说：读初中二年级兴起的辍学潮对我有很大影响，求知欲望因此减退，以前我一直喜欢的语文课受情绪影响变得枯燥乏味。特别是由36个子目组成的俄语，变格、变位，弄得人头晕脑胀，一段时间我从不听课，很少做作业。在回忆录中，李谦友讲了一个“窗台辞学”的故事，恕我直录： （初中）“离第四个学期的期终考试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同学们都在紧张地复习功课。俄语成了我的拦路虎，好像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老师对我平时的成绩很不满意。在一堂俄语复习课上，老师提问我，我无言以对。接着，老师将我的一本撕得只剩下几页的作业本给大家看，非常生气，命令我在两天时间之内，将本学期的全部课堂作业和课外作业重做一遍。否则，就不允许我参加他给大家上的俄语复习课。听口气，毫无回旋余地，无异于是对我下的最后通牒！两天时间，太苛刻了，即使通晚不睡也完不成啊。这是八年求学路上从未遇到的老师对我的非难，弃学之念，闪电般出现了。最后决定，离开这条艰苦跋涉的道路。 下课后，我迅速清理书包，还没来得及抬步，上课铃响了，发现班主任曾广吟老师直朝教室走来。不想被曾老师发现，我灵机一动，决定从窗口爬出去。可是，窗口离地面太高，搭帮坐在窗户边的同学孙佑其，主动用肩膀顶着我爬上窗台，……真是“慌不择路”啊！就这样，我跳到教室外面，这里是校外的荒地，头也不回的走了！”“窗台辞学”，成了同学们的笑柄。 慈祥的叔祖父叔祖母 两位老人很喜欢我，亲自为我做饭。他们做的锅巴粥特别香， 每餐我吃两小碗饭，一碗粥，成了习惯。
上初中，第一位班主任叫章桂珍，是位教俄语的女教师。继任者，游亚方老师，教数学。我们师生关系不好，男学生认为他偏爱女同学，让某某当班长，不服气。主要因为这个缘故，当然也有经济困难的原因，我读了一期跑学。从家里到学校至少有4公里，中间还隔一道河，确实是起早贪黑。也是在这一期，受高年级同学影响，我也逃过学。后来父母考虑我来回跑太辛苦，与住在学校附近即南县北河口陈家渡的伯父应克珍联系，在他家搭餐，住在学校里，这是1963年下学期的事情。伯父的父母健在，照顾不同生活习惯，四个人分灶吃饭，叔祖父母坚持要我和他们一起吃饭。叔祖父应忠福（1896—1979），与我家同是三世祖正爱的后人，时年68岁，叔祖母王银秀（1891—1984）年纪大一些，已经是73岁了。两位老人很喜欢我，亲自为我做饭。他们做的锅巴粥特别香，我每餐吃两碗干饭，一碗粥，成了习惯。初中快毕业时，叔祖母还要为我介绍女朋友。有一天，在她的劝说下，带我到一个地方去相亲，结果因为那位女青年外去没见到人。我至今还记得老人有些扫兴而归的情景。
安乡四中九、十班团支部合影 中排为老师李光远、刘志文和龙望舒；前排杨月英、张湘君、张善英； 后排任服元、袁中光、应国斌、刘清海。
在叔祖父家里可以听到学校上下课的铃声，一般不会误事。有天吃早饭，没等我吃完饭学校里预备上课的铃声响起，我丢下饭晚，一阵猛跑，结果还是迟到了。那天，教导主任张修富抓考勤，逮住了好几名迟到的同学。开始我也很规矩地站在操场上等候发落。我站了一会儿，旁边河堤上有一群朝三岔河方向去参加冬修的青年民工嘲笑我：“这么高的小伙子罚站，多丢人呀！”我被激怒了，喊着“我不站了”，直接往教室冲，张主任怎样阻拦、喝斥，我全然不顾。因此事，平时待我一直很好的张主任觉得自己威信扫地，硬要处分我。班主任龙望舒，家庭出身不好，很听学校领导的话，在班上召开我的批评会。同读完小的同学，并且相互之间有好感的陶顺亲在发言时，还“揭露”了我的新问题：入团后骄傲自满，有一次在她面前晃动团徽，炫耀自己。班上每个同学都必须发言，公开为我辩护的仅有袁中光，他的发言被龙老师制止。
张修富主任 结果，我还是受到学校通报处分。记得向我宣布处分决定的是刘志文老师，不久还用布告形式公示于众。后来文革中，四中（此时不称三岔河附中了）的造反派安了张修富主任一个罪名，“迫害贫下中农子弟”，还派代表到安乡一中向我取证。我说受处分是实事，但我确实是态度不好在前。张主任很器重我，教我的政治课，每次考试前规定我的成绩不能低于95分，否则就要批评我，师生关系一直很好。从此，我们自然疏远了。 附：这次在老干网上刊发的《前三十年人生琐忆》，是我已经出版的回忆录，已经按原来的章节发了三次。有朋友提建议说每次内容安排少一点，阅读轻松些。从本期起，我打乱原来的章节，重新编辑。 ——转自应国斌著《澧沅俊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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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22 12:2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