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永志 于 2022-6-14 18:50 编辑
前三十年人生琐忆（23）
公社党委委员丁安辉，我们称呼他“丁主任” 1998年我调市党史办，丁安辉同志是安乡县党史办主任，我们成了一个战壕的战友。 2002年初，丁安辉在桃林宾馆参加我主编的《清嘉庆常德府志校注》首发式， 办公室的同志为我们昔日的“三分之一”工作队的同事拍下这张合影。
学小靳庄活动结束后，我就下到白粉嘴大队第五生产队办点，正式成为农村“三分之一”工作队队员。
白粉嘴五队，在我下去之前就已经是公社党委书记易化斌的点，在这个生产队除我这个以农民代干部的人蹲守外，还有公社党委委员丁安辉，我们称呼他“丁主任”。同时，整个白粉嘴大队也是公社的点，丁安辉还是这个点的总负责人，工作队的队员还有驻六队的李永良，三岔河镇人，吃统销粮，属国家职工，还未结婚，有朋友了，比我年轻，下来前在公社管总务，有人缘，各方面关系好。不久，我们就成了朋友。驻三队的是席新炎，是梅家洲大队学校的校长，年纪最大，老成，有行政经验，和住户的关系好，还曾接我们到他的驻户家里做客。不记得彭书芬是驻几队，他也是三岔河街上人，是我在安乡四中读书的校友，他高我两个年级，中三、四班的学生，我是中十班的学生，老早我们就认识。彭书芬已经参加工作，是粮食部门职工。这时，他年纪快30岁了，还没有女朋友。丁安辉是我们的直接负责人，我们五人关系密切。
李永良性格活跃，肯帮忙，邀我一起给彭书芬介绍女朋友，对象是白粉嘴林场的一个长沙下放的知青妹子。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以前在大队的学校教书，因为生活上的“小过”被冷处理安排在林场工作。关于谁的过错有两种对立意见，知青妹子大包大揽，颇有女汉子做派，说完全是自己主动的，所以男方也仅仅“批评教育”。一个偶然机会，一天我回白粉嘴，突下暴雨，这个知青主动和我搭话，要我共伞。她知道我是工作队的，告诉了她的遭遇，目的是要我转告那位男人的妻子，不要恩将仇报，如果再诽谤她，就将不客气，让他坐牢。——当年性侵知青是要负刑事责任的。李永良、彭书芬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委，是同情女方的，彭书芬表示不在乎。但是，一起玩了几次扑克牌，都反馈说没找到“感觉”。以后，听白粉嘴大队的朋友告诉我，这个知青妹子看中了一个弹棉花的温州小伙子，最早“下海”去了浙江。
1967年9月，彭书芬（后排）同事们合影。
丁安辉和我走得最近。我们同住五队的文化室，同在大队干部卞耀采家里吃饭。五队的工作，虽然由我具体抓，丁党委也提指导性意见。丁安辉的年纪比我只大一个年头。开始，我有信心把一个生队领导好，在与丁安辉共住的文化室，我还绘制了一张规划图贴在墙上。我向社员表示，一定要提高社员的收入，特别是承诺一年之后，一定让大家像城里人一样，不要没日没夜的劳动，也要过星期天。工作一年，这些保证承诺都未兑现。当年工价经过公社多项照顾性减免和补助后，也不过每十分工五角三分钱；至于过星期天，因为要抓农时，每天都是中心工作，根本兑不了现。正是这段时间的农村工作，我有切身体会，搞大集体，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双抢紧张，生产队队长刘东生两口子吵架，队长赌气，早上不“喊工”，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有社员私下告诉我，好几年都是这样的，越需要队长发挥作用，他就想方设法撂挑子。八月十五中秋节前后，晚稻的稻飞虱爆发，不及时喷药，稻子几天就会被吃光。大家要过节，没有人愿意治虫，我做几个青年的工作，头天同意了，但第二天没有一人下田，一问，“走丈母娘家”了。我只得一个人提着喷粉器下田治虫。上级也瞎指挥，晚稻收割不久，离上堤冬修还有几天，我想给社员放几天假，结果我与大队书记在公社参加一个复打稻草的动员大会，说每把稻草只打一两谷，全社的稻草该打多少谷，一定要求把所有稻草复打一遍。我很着急，全生产队的稻草复打一遍，至少需要一个星期。其它参加会议的人比我有经验，他们只是口里应承，当做耳边风，应付了事。后来，我虽然也没有执行，但与诚实为人的性格不符，对“中心”不断，很烦恼。
次年春节后，我在县里参加三级干部大会，坚决要求回学校教书。
老友深圳重逢（2007年5月12日） 驻六队的李永良，是三岔河街上的人，吃统销粮， 属国家职工，比我年轻，还没有结婚。
——转自应国斌著《澧沅俊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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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6-14 17:44: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