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永志 于 2022-6-15 19:00 编辑
前三十年人生琐忆（24）
1976年春节后，我参加在县城召开的三级干部大会（县、公社、生产大队三级），私下我向丁安辉要求让我仍然回大队教书。丁主任说他做不了主，要我直接跟易化斌书记和李开勋副书记（他是公社管委会主任，即通常说的公社社长）说。在会议休息的时候，我乘两位领导都在的时候，真向他们说了。我和李书记混得很熟，白粉嘴大队离公社近，好几次，他吃完晚饭后到白粉嘴邀我一起到田头看灯光杀虫。他为人随和，不修边幅，可能是怕夜里凉，容易感冒，夏天里他都披着一件薄棉衣。我揣摩在我向他们直接提出要求前可能领导之间有过议论，李书记开玩笑的口吻说：“让你回去好说，但是你要花点本钱，请我们在馆里吃一餐啊！”我满口答应，事情就这样定了。
老书记李开勋（前排右一），后来在县粮食局长位置上退休
尽管我复员回地方，不久就调公社，当老师的时间并不长，但“不安分”却小有名气。1974年上学期，“学黄帅”，反潮流，批判“师道尊严”，公社文教办组织各学校负责人到六合学校开现场示范会，学习、参观如何发动、组织学生向教师写大字报。公社发了一本油印的范文，其中有一篇署名某某学生写的《生水喝不得》的文章，批评学校老师不关心学生的健康，不给学生准备开水。我在安排学生依葫芦画瓢给老师写大字报的同时，自己也署名写了一张大字报，题为《屋漏住不得》。意思是说烧开水的事情，确实是学校和教师应该办而且办得到的事，没有办是错误的。但是，教室漏雨，无法上课，这是学校和老师无能为力的，应该由文教办和公社以及大队当领导的来管，为什么一直无人过问呢？参加会议的教师们久久停留在我写的大字报前，讨论热烈。这个活动是由文教办副主任刘荣华主持的。刘荣华是我安乡一中的校友，读书时高我一班，是高13班的学生，曾任学生会主席。文革中，他参加“红革会”，成了我的“部下”，我俩关系不错。会议结束后，他留下来与我谈心，劝我控制情绪，有些事情他也有不同看法，但不敢表露，希望我谨言慎行，不要犯政治错误。
学生时代的刘荣华同学 我写作《前三十年人生琐忆》时，刘荣华他送给我这张照片，文章收录在《澧沅俊彦》一书中， 于2008年出版。我送书，送照片，在安乡见到刘荣华，不知竟成为永诀，荣华同学已于2017年元月去世。
刘荣华同学的微笑永留人间（1946—2017）
总的说文教办的头头们还是器重我的，因为我从公社回来了，六合学校下学期办起了高中班。我成了全能教师，开始我教语文当班主任；徐邦智教数学。本大队青年杨正明也安排学校教过数学。但因为和原来的大队书记的女儿恋爱，不为女方父母接受，被辞退了。于是，我只得接手教数学，一度由杨春和老师当班主任教语文。因为“文革”，高中三年级的课程我们没有学习，尽管这时的高中数学，要求也不高，但仍然蜻蜓点水的涉及到。我有追根究底的习惯，如三角函数的一些知识，我在备课的时候都进行了认真地复习重温，这对我后来考大学起了作用。刘月华是公办老师，教化学，住县城，当时她还没结婚。我与徐邦智老师、杨春和老师关系很好，亲如兄弟。
应国斌、徐邦智（中）和杨春和（右）三位老师 都曾担任高中班教学任务（1978年3月1日）
邓小平复出后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在各行各业搞整顿。教育部的周荣鑫是积极分子，我在最底层遥相呼应，有一份全国性教育杂志，不记得刊名了，我每期必看，认为只有这样做教育才有希望。我狠抓教学质量，经常考试，搞成绩排队。秋天，公社副书记、社长李开勋，到我所在的六合大队召开扑灭稻飞虱的现场会。在公社时我们两人关系很好，他很朴实，喜欢与我海聊。这天，他开完会后不走了，要到学校与我同住。两人谈起教育，我对近些年不重视知识、不抓教育质量进行猛烈抨击。我的很多观点与当时“翻案风”是一致的，甚至更激烈。年底，一个叫刘冰的人引起的“大辩论”以及反击击右倾翻案风，这次谈话以及我的一些做法便成了“罪状”。在公社党员整训会上，李书记不点名的批评了我，说有的青年教师的观点和做法，我看就是右派言论，希望他能够猛醒。会后，我们照常见面，打招呼，我没有做任何声辩，他也再没有提及。在分组会上，学校负责人秉承上级指示，要我做检讨，我并没有认为自己有多大错误，保持沉默。因为政治上颠来倒去，弄得我和没有多少文化的女校长关系有些紧张。
——转自应国斌著《澧沅俊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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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6-15 12:16: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