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览清嘉庆《常德府志》，兴趣集中在《科第坊表》上。原以为杨嗣昌三代立了两座牌坊，已经是空前绝后了。何曾想到，在常德，仅明代杨褫一人竟然先后被立解元坊、进士坊、都谏坊和银台坊四座牌坊，一举创下了“吉尼斯记录”。又查明嘉靖《常德府志》，卷之十八载有杨褫的《复黄巡抚书》、《山庄言志》和《复邓巡察书》三篇文章。 我虽然反感这种劳民伤财的牌坊旌表纪念形式，但又不得不佩服这三篇文章体现的民本理念、桑梓情怀，以及抨击弊政的耿直。杨褫这位从善卷故里走出去的古代朝廷命官，一生中无论是在什么地方，无论级别多高，始终把家乡人民的冷暖放在心上，为解决老百姓的困苦鼓呼。尤其是在朝野对藩王的崇敬和颂扬声中，他却以明睿的眼光和胆略，毫不留情面地真实揭露和记录了藩王之害给常德人民带来的痛苦。 杨褫，字介福，武陵人。弘治五年（1492）乡试第一，弘治九年（1496）进士。他直言敢谏，正德期间以忤逆宦官刘瑾致仕回乡，在大西门内建闻山精舍，同蒋信、冀元亨等一道讲学。刘瑾败后，起用为吏科给事中，转官右通政使，晋升南太仆寺卿。 享国日久的明朝，以皇子王孙为主体的寄生群体越来越大，京城不堪重负，只得分封藩王以减缓皇族的压力，但人民却因此深受其害。杨褫在《复黄巡抚书》中说：常德本来贫瘠，又当水路之冲，靠天吃饭，没有工商厚利。而土特产收入，却又尽归荣藩王府所有。每遭旱涝，百姓坐以待毙。因此，惨不忍睹：
夫今日之患，实非它郡它时可比。闻诸天顺八年、成化五年虽尝以灾告，第未有若是之酷且烈也。夫岁饥而市若田产鬻若妻子，此常理也。悬膏腴之田，廉其价以缓旦夕之死，累日积月，而竟无与易者。此其理何哉！芥视其妻子而推以与人，始也斗粟易以妻，升粟易以子，今也不责升斗，漫以与人，而人弗之愿。势何岌哉！
这段话是说，常德百姓今日的灾患，实在不是其他地方也不是其他时候可比的。听说天顺八年、成化五年也曾因遭灾而告遇到困难，但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惨烈啊。人们因饥荒常常被逼得出卖田产和妻室儿女，这好像成了习以为常的事件。现在为了防止早晚被饿死，将肥沃的田土压低价格出卖，竟然几个月来无人交易。这哪里有什么天理呀！无奈之际，竟将妻室儿女看成小草而推给人家，原来妻子还可以换一斗粟米，孩子还可以换一升粟米，现在连一升米都不要了，随便给人家免得被饿死，别人还不愿意接受。情势是多么危急啊！ 出现上述惨状的原因，除了天灾，还有人祸，即藩王府的残酷掠夺。自从荣王封在常德并世袭之后，常德府城以北太阳山直至今津市境内的大片山林，太阳山以东直至今汉寿境内的大量湖面，“尽入藩封”，成为荣王府收取租税的地盘，而常德原来正常的赋税和徭役还是要照旧。杨褫在《山庄志言》中，借一位老人之口揭露了上述事实：
天地固不加大于古也，五谷之生，五材之用有限焉；邑土固不加大于昔也，水路迓送之烦之费之外，重之以藩封焉。先王弛其利于民，多旷荡弗征之区也；今悉登税籍，岁佣其身，鬻其子以偿负焉。殚入竭出，额课恒不足以供也。而藩租，虽涝且旱，亦倒不容免焉。夫民恫若兹，孔哀也！
老者说，天地自古以来没加大，资源有限，田土无法增长，但是除了繁重的税负，还要负担荣王藩府的沉重赋租。先前的君王放弃许多利益给人民，很多方面从来就不征收赋税；而现在却全部登记在税册，老百姓成年服劳役，甚至卖掉儿女来偿付拖欠的数额。尤其是荣王府的租税，即使旱涝交加，也一概不免除。 在《复邓巡察书》中，他说得更为直接：何况一个小小的常德，荣藩王府建立以后，用作俸给的稻米、藩王的租税、土地税，歉收的年份也要照例缴纳。而正常需要操办的年赋、综合杂项的征税、草料需求，敦促催缴命令同时下达。 面对这样的情形，杨褫在《山庄志言》结尾处称：
夜枕，忆“长空有鸟度，白骨无人悲”之句，肆泫然涕下，重念吾邑悬命待尽，往援时，无可与谋者。袖手旁观，付之永叹。隐然一方之望，不亦大可恧与？野乏瓶粟之储，而阖门薄具饍粥，乃何德以堪兹福，不亦大可惧与？
夜间，常德人民的好儿子杨褫躺在枕上，吟咏着“长空有鸟度，白骨无人悲”的诗句，禁不住潸然泪下。家乡百姓危在旦夕之间，他想去援救，却连个商量的人也没有，只能发出无奈的叹息。面对一方父老的期盼，感到十分惭愧。家乡民间父老没有粮食储备，连吃点稀粥的最低诉求都无法实现，难道不让人揪心吗？ 当时，荣藩王正处兴旺时期。在对藩王一片崇敬或者赞赏声中，杨褫能够独自一人真实地披露藩王的另一面；而明嘉靖《常德府志》的编纂者陈洪谟又能够将杨褫这些文章载入史册，我不能不佩服明代两位先贤的心系桑梓、刚直不阿、客观公正的高尚品质。
源于本人博客散文集《善德鉴》(2012年10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 
发表于 2022-8-14 05:01:37
发表于 2022-8-14 06:1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