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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市市人民法院法院志 （连载 25）
第七章 审判监督
第四节 申诉复查
(一） 津市市人民法院案件申诉复查，始于镇压反革命运动后期。镇压反革命运动声势浩大，群众激情高涨，在执行政策上有一些偏差，发生了错捕错押现象，经复查，这一时期判处的反革命案犯中，可捕可不捕的有4名，可杀可不杀的有4名。在“三反”运动转入思想、组织建设阶段前后，津市法院对“镇反”和“三反”时期的案件再次开展复查。
1956年1～2月津市市公、检、法三家组成联合检查小组，重点对1955年肃反运动中处理的案件复查，有问题的案件24件，其中错判的1件，可判可不判3件，重罪案案情没弄清就草率结案的12件，检查小组对有问题的案件提卷分析，核实证据，研究相应的处理意见。8月，副院长张邦栋带领3名干警对1955年到1956年7月审结的案件中的23件复查，检查先量刑不准9件，其中属错判2件，轻罪重判4件，该判未判1件，主要事实不清2件。对2次复查出有问题的33案，分别作出不同的处理，其中减轻刑期8件，交付管制1件，教育释放4件，继续调查16件，维持原判4件（其中三件中案犯已重新犯罪）。
1956年9月，根据湖南省“三长”（法院院长、检察长、公安局长）会议精神，以法院、检察院、公安局“三长”组成三人小组，协调3名干部，成立津市市“清案办公室”，历时2个月清理在押未决案犯。10月中旬检查1955年后处理的案件，发现其主要问题有：对有反革命身份与一般罪恶的人，仅有一般的违法或错误行为而被当作反革命破坏判罪；对反动会道门分子在取缔后的道务活动与一般迷信活动混淆不分；对以反革命为目的的造谣破坏与一般的不满言论划分不清；违法与犯罪区分不清，将已处理的事实又当成判刑的依据；对劳动群众基于个人报复的言论与有意识的破坏中心工作不加分别。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首先是审判人员对1955年肃反政策领会片面，在批判右倾思想后，没有及时注意防“左”，领导也存在“左”的思想，因而一时助长盲目多判多捕多杀的情绪；其次是公安、检察、法院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相互制约作用，过分强调相互配合，有的案子是“一篙子插“到底”，从预审到判决全由一人承办，甚至有的案件公安局写好判决书，法院只盖个公章，影响案件审判质量。
1961年8月，在津市市委领导下，公、检、法三家抽调干部5人，法院院长孙国忠任组长，组成“清理领导小组”，对1958年至1961年7月所处理的案件全面复查。1958～1961年，共判处各类案件443件，案犯452人（包括管制等134件），仅从判刑（指实刑）的309件案件的性质看，所谓粮、牛、猪、盗（大部分属流窜盗窃）案73件、匿名信1件，反革命案40件，其他刑事犯罪案195件。此次复查，以破坏生产、破坏合作化、破坏人民公社反动匿名信、杀害耕牛、盗卖牲畜、破坏森林、违法乱纪、盗窃案等148案为重点，经认真审查，确定15件案子存在量刑有误后分别作出不同处理，对不应判刑的6件，宣告无罪，予以释放，对判刑较重的2件减轻处罚，重罪轻判的1件加重刑罚，提前释放2案罪犯，撤销管制4件。雷xx因抵制“五风”，向上级写信反映真实情况，被以投写反动匿名信判刑4年，此次复查被确定为错判，宣告无罪。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津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和市人保组代行公检法的职权，法院的审判权由其下属机构审批组行使。1971～1972年，审批组对其所处理的刑事案件先后2次开展复查，但因处于极“左”思潮泛滥时，事前想路线，事中看路线，事后查路线，两条路线分是非；坚持经验从路线上总结，矛盾从路线上分析，复查从路线上对号。在坚持路线斗争的大形势下，案件复查要服从阶级斗争这个大局，复查工作不彻底。尽管如此，通过复查，还是找出了在定案、判刑中出现的差错，如定性不准：把有一般政治历史身份的人定为反革命分子，把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没有参与过剥削的子女，定为地主分子，把有一般流氓行为的人定为坏分子；范围不明：把“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定案处理的，或已摘帽撤管的，后又无新的犯罪活动的，又重新定案，有的在审干、肃反运动中作过结论的，未发现新的问题也重新定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津市市人民法院根据上级党委和业务部门的指示和部署组织审判人员学习有关复查工作文件及政策，认识到搞好复查工作，昭雪冤案，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发展大好形势，保证安定团结，把工作的重点迅速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迫切要求，是揭批“四人帮”拔乱反正，保护人民民主权利，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的一个重要措施。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津市市人民法院根据中央（1978）78号文件精神，成立复查班子，从1978年10月开始到1982年6月间，开展为期三年零八个月的复查工作。复查工作开始时，着重清理案件，重点复查因反对林彪、“四人帮”和为邓小平同志鸣不平而判刑的案件，即“三类”案件；1978年12月中央78号文件下达后，集中复查1966年至1978年判处的反革命案件和反右派运动中判处的案件；1979年12月，中央96号文件下达后，又全面复查1966年至1978年判处的普通刑事案件；1980年9月，中央71号文件下达后，集中复查1966年至1978年判处的死刑案件，同时，开始复查“文化大革命”前判处的申诉案件；1981年3月中共湖南省委第四次落实政策会议后，开始全面复查1966年至1978年期间的加刑案件，复议“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判处的维持原判，留有尾巴的案件；1982年后主要开展清底、复议、回头看等扫尾工作。
历时3年的案件复查，共复查各类案件570件600人（含涔澹农场加刑案202件，216人），经复查，改判170件176人，占复查案件的29·8％，其中：属冤杀4人，有罪错杀2人，宣告无罪128人，免刑5人，减轻刑罚32人，改变性质、刑期不变或减轻刑罚5人。其具体情况是：一、“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处的反革命案115件，117人（含涔澹农场加刑56人），全部复查，改判86件，88人（属涔澹农场加刑34人），其中：冤杀4人，宣告无罪74人，免刑3人，减轻刑罚2人，改变性质、刑期不变或减刑5人。在此时间内，属因反对林彪、“四人帮”或为邓小平同志被诬陷鸣不平，以及因刘少奇主席冤案被株连而判刑的21人，均改判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处的普通刑事案259件，277人（含涔澹农场加刑案95件，103人），全部复查。改判32件，34人（属涔澹农场加刑案2人），其中：宣告无罪15人，免刑1人，减轻刑罚18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处的各类案件中属判处管制37人，撤判纠正23人。二、1977～1978年判处的反革命案14件，15人（含涔澹农场加刑案8件，8人），全部复查，改判12件，13人（属涔澹农场加刑6人），其中：有罪错杀1人，宣告无罪10人，减轻刑罚2人。1977～1978年判处的普通刑事案件96件，105人（含涔澹农场加刑案43件，49人），全部复查，改判11件，12人（属涔澹农场加刑1人），其中有罪错杀1人，宣告无罪1人，减轻刑罚10人。三、1966～1978年判刑的案件中，有13人被判处死刑（含涔澹农场加处死刑8人），其中：反革命案6人，普通刑事案7人。复查结果：6名反革命案犯（属加处死刑）中，冤杀4人，有罪错杀1人，改变性质，死刑不变的1人；7名普通刑事案犯中，有罪错杀1人，原判正确6人。四、在反“右派”运动中因被划为右派而判刑的12件，12人，全部改判纠正。五、起义报诚人员判刑的案件2件2人，复查结果：不应追究刑事责任1人，维持原则1人。六、“文化大革命”前的其它申诉案件共复查72件72人，改判16件16人，其中：无罪15人，免刑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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