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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湖南人 建功大上海（十一） 五、肩负重大使命 做出历史贡献
紧接《一群湖南人 建功大上海》（十） 罗章龙：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 罗章龙，1896年11 月，诞生于湖南浏阳东乡的一个农民家庭。 1912年，罗章龙就读于长沙第一联合中学。1915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名义发出征友启事。他是最早的响应者，与毛泽东结为“管鲍之交”，几乎“形影不离”。毛泽东在延安时仍然念念不忘，他对采访自己的美国记者斯诺说：“征友初得三个半友人，第一个为罗章龙，另外还有两个半。”1918年4月，与毛主席、蔡和森等人一起创办新民学会，罗章龙分担着学会里大大小小的事务，劳苦功高，毛泽东曾经感激地说：“新民学会要是缺了罗章龙，可就失去了左膀右臂啊！” 1918年8月，罗章龙与毛泽东等人一同到北京。罗章龙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毛泽东则认为“北大的课程既陈旧又腐朽，考北大太浪费时间了”。一边在北大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一边选择社会革命这一条道路。 1919年，罗章龙积极参与五四运动，他加入秘密行动小组，火烧赵家楼。1920年初参与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与组建北京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11月加入北京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任中共北京大学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书记部主任，中共北方区委委员。一大召开后，中共在全国8个区建立地方组织，罗章龙为北京区书记。 1921年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罗章龙1921年7月在北京参与创刊的《工人周刊》，1922年改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在上海出版，仍由罗章龙主编。此时，他与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在上海共事。1993年，他把当年使用过的一方“菊花砚”，作为珍贵礼物赠送给了来中国访问的马林的女儿。后来，马林的女儿再次来到中国，又将“菊花砚”作为珍贵文物交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现展示在马林的生平简介下，静静地诉说那段火热的革命历史。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会议上，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罗章龙为中央局会计。7月，中央局机关从广州迁回上海，入驻临山路“三曾里”。这是一幢二层楼的石库门，住着毛泽东、杨开慧夫妇，蔡和森、向警予夫妇及罗章龙3户人家。他们对外称“王姓兄弟”，职业是帮人填写外文表格到海关报税的“报关行”。此后一年多时间，他们都住在这里，罗章龙把它称为“三户楼”。 据罗章龙后来回忆：“三户楼设有公共饮食，由向警予管理，平常吃饭有七、八人，……为了工作，我们口头约定了一些共同遵守的纪律，不成文的公约，即不准到外面上餐馆，不看戏，不看电影，不到外面照相，不在上海街上逛街。”除了他们3户，陈独秀和青年团中央书记恽代英也常来此开会。一件件中央通告和文件经委员长和秘书联合署名后由此发出。小小三曾里，在当时居然是堂堂的中共中央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局。 1923年11月间，罗章龙接替陈独秀主编《向导》。在他的一篇文章里有“延误革命的佳期”一句，陈独秀偶然看到，失声笑道：“以革命与佳期联用，实为新颖，形象非凡，气氛乐观。” 1924年6月，罗章龙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五大，接着又出席在汉堡召开的第四次国际运输工会代表大会，当选为该会中国书记。回国后负责主编《中国工人》，至1925年5月前后，虽然只出了5期。但经编委会审定的稿件，累计约几十万字。《中国工人》当时在国内销量仅次于《向导》，为革命阵营第二大刊物。1929年复刊，仍由罗章龙主编，1931年再次停刊。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罗章龙奉命与毛泽东一道回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湖南省委委员、工人部长兼宣传部部长、行动委员会执行委员，协助毛泽东组织工农武装力量、发动土地革命。同年11月，奉命回到上海，任中央工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 1928年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9年出席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第三次会议。1930年9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罗章龙在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期间，先后组织领导了陇海铁路、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及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至1930年，他主要从事工人运动，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为党的早期工人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策划和主持，米夫意在扶植王明等人上台。罗章龙带头反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王明、米夫等人气势汹汹，占据主导地位。罗章龙带队退出会场，另外成立“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其本人当选为主席，与王明等人对着干。罗章龙客观上起到了分裂党的作用，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定》，被开除出党。此后，罗章龙在上海著书立说。 1933年4月8日，因叛徒告密罗章龙在上海商会图书馆被捕，关押在上海市公安局，北京大学原校长蔡元培闻讯后，立即派遣律师探视，公安局以案情重大为由拒绝探视。蔡元培只好给时任民国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写信求救，罗章龙才得以释放。 从1934年起，罗章龙先后在河南大学、西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湖南大学等校经济系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湖南大学、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任教。先后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中国国民经济史》《中国职工运动状况（1928年—1930年）》《椿园载记》等 ，译有《康德传》等。 1995年2月3日，罗章龙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家人按照其遗愿，在墓盖上刻写了生前自撰的一副对联：“章龙文虎，有道亢斋一支笔；浪起潮落，不愧椿园百岁翁。” 彭述之：一度成为党内二把手 彭述之，化名张次南，1894年出生于湖南隆回羊古坳乡转角丘村。1912年起在长沙、邵阳等地上中学；1917年在邵阳任小学教师。1919年入北京大学，参加五四运动。 1920年夏，毛泽东等人在长沙发起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彭述之听说后决意去报考。有一道考题为“拟南北政府书”，彭述之在考卷上写道：“先贤有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故吾辈应胸怀社稷，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同年9月底，他从长沙乘船到达上海，进入外国语学社俄语班学习。学习期间，他与任弼时等被批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8月，彭述之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共莫斯科支部负责人之一。彭述之口才好，滔滔不绝，擅长演讲，为人称道。留苏期间，他与瞿秋白、罗亦农被称为中共党内“留苏三领袖”。 1924年，彭述之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和李大钊一同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同年8月回国，担任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编辑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和党的理论杂志《新青年》。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彭述之担任大会秘书长，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委员。中央局决定：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当时，党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思想发动和马列主义宣传，在中央局5名成员中，有3位领导人是做宣传工作的，由此可见其地位和责任之重，彭述之也由此成为党内第二把手。10月，蔡和森赴莫斯科开会，彭述之接任《向导》周报主编。他接任主编后，发表了很多文章，还参与了上海工人第二、三次武装起义的有关准备工作，为上海和中国革命作了许多贡献。
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会议上，彭述之当选为中央委员。9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12月北方局撤销，彭述之改任中共顺直省委员会书记，后因不同意中央的路线而被解除领导职务。 1928年4月，彭述之因坚持右倾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将他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29年，他同陈独秀等人结成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进行反党活动，同年11月被开除出党。 1932年10月，彭述之等人因发表抨击日本侵华及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的文章、宣言和传单，被上海市公安局以违犯《国民紧急治安法》名义逮捕入狱，1937年出狱。 后来，彭述之成为“托派”组织负责人。上海解放前夕，他将托派“中央机构”撤到香港，1952年12月，我党和政府宣布取缔中国托派组织，香港待不住了，只好流亡到西贡、巴黎等地。1983年11月在美国因病去世，终年89岁。弥留之际不忘故乡，嘱咐女儿一定要回湖南老家看看。 任弼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骆驼” 1920年8月，有一位16岁的年轻人，从湖南长沙乘坐江轮，来到上海淮海中路渔阳里6号的外国语学社学习，并在这里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后，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奋斗30年，并在20世纪40年代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并列，成为领导全党的“五大书记”之一，他就是任弼时。 任弼时，原名任培国，湖南湘阴（现划属汨罗市）人，1904年4月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5岁随父亲读书，7岁入明德小学，12岁去长沙考入师范附属高小，后入长郡中学，在校内受“五四运动”影响，积极参加游行宣传等爱国活动。经历五四运动洗礼后的任弼时，拯救国家、改革社会已经成为他的人生理想和志向。他得知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成立了留俄勤工俭学团的消息后，欣喜若狂。和同学萧劲光一起找到毛泽东，把想要出国勤工俭学的想法说了，毛泽东笑着说：“上海有一批青年要到俄国去留学，如你们愿意去，我可以写信介绍你们一起去。”他俩听后，十分高兴地说：“好哇，我们一定去！”毛泽东也十分高兴地写信和上海联系。于是，任弼时与萧劲光来到了上海。 1921年春，任弼时与萧劲光等青年一起，搭乘一艘日本客轮，从上海前往海参崴，踏上了奔向十月革命故乡的漫漫旅途。他们历经种种艰辛到达莫斯科，进入培养革命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大学。1922年初，任弼时转为中共党员。 1924年秋，由于中国革命的需要，任弼时提前毕业回到上海。党组织开始安排他到上海大学任教，并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担任团的苏浙皖区区委委员。随即又任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的编辑员，并向《团刊》《平民之友》供稿。同年10月，团中央局决定任弼时担任团中央俄文翻译，他开始参与青年团中央局工作和青年团三大的筹备工作。 1925年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根据党中央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弼时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青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担任团中央的组织部长，和张太雷、恽代英等同志一起领导共青团中央的工作。张太雷离职后，任弼时开始接任临时书记，7月担任团中央局总书记。 任弼时主持团中央工作时，不辞辛劳，夜以继日，几乎每天晚上都到上海大学在苏州河畔工人聚居区兴办的“平民学校”上课。同时他以“平民学校”为掩护，把曹家渡纯善里52号的学校，办成了党团组织基层干部的训练班。他经常到工人们居住的棚户区做调查研究。在他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共青团组织发展很快，“五卅”运动以后，全国团员人数达10000人以上，更为可贵的是工人团员占了全体团员数的将近一半。他非常重视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几乎每一期都刊登有他的文章。他拿出相当篇幅刊登青年来信，并热情回答青年们在思想、处境、生活、恋爱等方面的许多问题，使《中国青年》成为青年人最好的朋友。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了日本纱厂资本家无理开枪打死青年工人顾正红事件，党中央决定首先在上海发动反帝示威运动。任弼时马上召开团中央会议，迅速发动上海各界青年积极参加这场斗争。5月30日，上海学生2000多人，走上南京路街头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和示威游行。他和恽代英、萧楚女等都出现在示威游行的行列里。 1927年5月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选出任弼时、李求实、杨善南等组成新的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任弼时在团中央全会上被选为团中央书记，直至1928年3月奉调到党中央工作，在此期间，任弼时一直领导共青团工作。他注意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青年运动和共青团工作的实践相结合，为中国共青团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做了开创性地探索。 通过开展团的青年化、群众化工作，到大革命后期，团员的数量和成分发生了显著变化。1927年共青团四大召开时团员数量由1925年初的24000多人发展到37638人，童子团员15万人；到了1928年，团员中工农青年的比重由59%上升到75%，共青团省委委员以上的团干部工农青年占比75%。大革命时期的共青团工作，在百年团史中，成为大放光彩的一页。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军事部在上海正式成立，张国焘兼任部长，任弼时、王一飞为成员。3月，党组织安排王一飞把指腹为婚、青梅竹马，长任弼时2岁，阔别6年的陈琮英从长沙接到上海。4月，在北四川路大德坊的一间亭子间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这一年，任弼时24岁，陈琮英26岁。 1927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任弼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大革命濒临失败的紧急关头，他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错误进行斗争，一连三次代表团中央向党中央提交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将他的意见书撕碎摔在地上，任弼时仍然坚持正确主张。党内同志深感他与陈独秀争论时的观点正确，“八七会议”上他被选入政治局，成为中共党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随后4年间，他一直从事地下工作，在严酷的白色恐怖包围下，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沉着奋战，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参与纠正党内的盲动主义错误。
1928年、1929年，任弼时曾两次被捕，受到敌人严刑折磨，但他大义凛然，始终坚贞不屈，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 1933年，任弼时奉命前往湘赣边区，在长征中担任红六军团和后来的红二方面军的最高政治领导人。1937年秋，他随八路军总部东进抗日前线，在政治方面负总责。1940年，他回延安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45年，中共在延安召开“七大”时，任弼时任大会秘书长，并成为五大书记之一。 1950年10月26日夜，任弼时还在长时间研究抗美援朝的战局并思考对策，病情突然恶化，次日去世，年仅46岁。叶剑英在追悼会上这样评价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刘少奇：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刘少奇，1898年11月生于湖南宁乡炭子冲的一个农民家庭。1916年，他到长沙就读于驻省宁乡中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从湖南赶往北京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由于无力承担学费，他无法报名录取他的大学，只好考取不收学费的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1920年8月，由于听说有到法国的学生被强行遣送回国，法国当局开始阻止中国学生入境的消息，赴法勤工俭学的愿望化为泡影。 1920年8月，22岁的刘少奇在长沙从《大公报》上读到一条消息：湖南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过了几个月，他又听说长沙正在筹备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他找到长沙船山学校的校长贺民范，贺校长看到刘少奇要求进步，对他十分赞许，介绍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为他写了一封致“上海外国语学社”负责人杨明斋的推荐信。 同年初冬，刘少奇带着这封信，与几位湖南青年结伴而行，乘坐江轮来到上海。他们找到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大门口挂着一块并不显眼的木牌，上面写着“上海外国语学社”。在这里，刘少奇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民国日报》《劳动界》等。就是在这个地方，改变了刘少奇的命运和人生轨迹，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1年春，刘少奇和任弼时、萧劲光等20余名学员先后离开外国语学社，分3批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同年冬，刘少奇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委员。 1922年春，刘少奇在东方大学仅学习了8个多月，就接到党的通知，要求他立即回国工作。一回到上海，刘少奇就被党组织分配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他立即投入到工人运动之中去。 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刘少奇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和副委员长。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带着妻子何宝珍前往上海，他们寓居宝山里82号的总工会机关。在这里，他协助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经常召集工会代表开会，研究反帝罢工的策略和具体斗争步骤。
5月3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刘少奇何宝珍夫妻二人一起参与领导了五卅运动。6月初，他作为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兼上海总工会总务科主任（相当于秘书长），与李立三、刘华等并肩战斗。6月20日，刘少奇在宝山里2号主持召开全市各行业工会代表大会，进行紧急部署，60余个基层工会都派人参加，并通过了相关决议。7月6日，刘少奇在闸北宝通路顺泰里30号建立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并由他总负责，李立三担任组织部长，林育南担任秘书长。9月18日，上海总工会机关被军阀当局查封，刘少奇不顾个人安危，在闸北金陵路（今秣陵路）德宝里重建上海总工会秘密机关，继续开展工作。这场罢工运动持续4个月，9月30日，英、日厂商逼不得已在条款上签字画押，答应上海总工会提出的条件，工人们在这场罢工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 1929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刘少奇担任上海沪东区委书记。到任后，他利用合法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维护工人利益。老怡和纱厂3000多名工人吃的午饭是各人带些已煮熟的饭菜，于中午12时在厂内蒸一下，停机30分钟吃饭。5月，资本家借口节省能源，停止工人中午蒸饭制度，工人每天中午只能吃冷饭冷菜，导致许多工人生病不适。刘少奇听说后，立即召开区委会，提出“要取得斗争的胜利，必须提出正确的口号。”提出“要求恢复蒸饭”和“停机一小时回家吃饭”的口号，对资本家施加压力。他还派代表以上海总工会的名义与纱厂资本家谈判，资本家被迫同意恢复工人中午蒸饭的制度，最终取得胜利。6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调刘少奇赴东北，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 1930年春，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奉调再次来到上海，在沪东领导工人运动。他临时居住在高郎桥（今长阳路桥）附近一家豆腐店楼上的亭子间，条件很差，除了一张床，连办公桌都没有。为掩护身份，自称在一家湖南籍聂老板开的恒丰纱厂打工。他经常穿着工作服到各工厂调查研究，很快与工人们建立深厚友谊，被大家称为“阿刘”。 1930年3月，刘少奇赴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大会，回上海后担任中共临时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1年6月，刘少奇被指定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932年1月28日，日军悍然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设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临时中央职工部迅速行动起来，积极领导工人群众开展抗日运动。他通过领导反日大罢工，打造一条支援淞沪抗战的后方战线。2月中旬，他在沪西召开上海各业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上海各业工人反日救国联合会。确定该会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民族之完全独立与解放，增进工人本身利益”为宗旨。大会决议，各业工人都要抵制一切可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生产服务。水手们撤离日清、大阪等株式会社，让他们的商船无法运送军用物资；英商马迪汽车公司的工人们，不维修日军在战火中损坏的车辆；日军一艘兵舰在浏河被十九路军击伤，英商瑞镕船厂的工人们坚决拒绝维修。全市工人在反日罢工、援助十九路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刘少奇等人的参与和领导下，沪西同兴、喜和、日华、丰田等日商纱厂的数万工人罢工，沪东、闸北的大批工人同时罢工。为解决工人的生活问题，罢工委员会采用多种形式开展募捐活动。在刘少奇的直接指导下，罢工委员会动员部分工人参加“民众义勇军”，上前线配合十九路军救护伤员，承担运输、挖战壕等任务；而且，还建起宣传队和纠察队，在工人聚居区进行宣传鼓动和维持秩序。3月初，十九路军由于腹背受敌被迫撤离后，上海的反日大罢工仍坚持了两个多月。直到1932年底，刘少奇才离开上海，前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4年10月，刘少奇参加长征。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领导了开创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同陈毅等一起恢复和发展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华中抗日根据地。1943年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少奇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59年4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受到错误的批判，于1969年11月12日病逝，终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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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8-22 10:3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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