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永志 于 2022-9-7 17:46 编辑
回顾一生，自我评价：只是一介书生
2022年8月28日，在长沙好大夫口腔医院治牙病
昨天，2022年9月4日，壬寅年八月初九日，我满75岁的生日，诞辰应该是76岁了，也就是俗话说的进76岁了！光阴似箭，此刻感受更强烈！ 我的出生地是安乡县安昌乡作育垸，时间在解放前，民国36年丁亥八月初九日，公历是1947年9月23日。我的档案里还有一个出生时间是1948年，以致后来身份证上的年龄也是1948年，这是恢复高考报名时招生年龄即使放宽到30岁我也超龄了，公社文教办朋友帮忙改的。但我在退休前组织部部长说我的档案里出生时间有两个，我对组织说了真话，仍按真实出生年月退休。
1977年11月9日在安乡县城拍摄的参加高考的准考证照片
一辈子很快就要走到头了，自我评价我只是一介书生，尽管没有专职做学问，但能说做出点成绩的还是“文化”方面。最初是受姑父家两个大学生表兄的影响，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她表示即使“讨米叫化”也要让儿子读书，向斯炎哥（姑父）学习，要出大学生。尽管家里困难，在生产队靠吃照顾，我们兄弟和妹妹都读到高中，只是因为“文革”没有大学可读，才辍学。
本来1967年我高中毕业要考大学，但因为“文革”，我们真正的高中读书时间到1966年上期就结束了，下学期停课闹革命，“闹”到1968年3月，我报名当兵了。当了五年兵，新兵训练在宝鸡，下连队在“兰州市二十七支局”，实际在戈壁滩，在酒泉卫星基地，小地名2号，神舟飞船上天的地方。1970年初出基地到陕西丹凤接兵，在太白山里挖洞，到蒲城建天文台，到邯郸建小钢厂，峰峰修铁路。1971年3月探亲后，我借调到总字三五五部队政工组，即师政治部，同时进去的还有兄弟部队的郑必昌（湖北人）、孙宏志（东北人），他们二位都比我离开早，我差不多干到复员前。1972年年初，我和达庆晓干事（江苏六合县人）到沈阳参加工程兵报社举办的通讯员培训班。结束后，我突击写了一组稿子寄北京，北京通知我改稿，我在北京住了差不多半个月，达干事出差到北京，我要求和他一起回峰峰，想再写些稿子。我现在也不记得是什么原因我没有在这方面努力。我只记得达干事和峰峰矿区的侯蕾蕾结婚不久，我和他一起到瓷厂买瓷器，他还要给我买一套。他说响堂山是古迹，邀我去参观，我没兴趣错过了。年底，我被通知回连队，虽然没有明说，但知道是准备让我复员。复员应该在1973年年初。当兵几年，虽然是施工连队，但我仍然做的是“文化”工作。在戈壁滩，很长一段时间是在营房画毛主席像，写毛主席语录，出黑板报，墙报。我们一排的营房有我的“泼墨画”大海航行靠舵手，占了一整面墙。有一次，工程兵51师文工团到基地慰问演出，我出了一期黑板报，欢迎他们演出 ，有我写的“诗歌”，听连里文书告诉我，文工团首长很感兴趣，想调我去北京。后来当然仅此一说。到峰峰政工组，我有“高尔基”美称。得益的是我闲暇无事，整理了一个图书室，文革中小说类文艺书籍洗劫一空，剩下历史哲学类图书。当时部队最多的是“干事”，从解散停办的工程兵院校下放来的教员，他们劝“小应”多读点书，今后有用！我读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复员时还带回来不少。有没有用，天晓得！
1973年复员，贯彻“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哪里来，哪里去，我也有一闪念，我是从安乡一中应征入伍的，应该回一中。不过当时即使让我回一中，又能做什么呢？那年推荐上大学，没我的份，后来出了张铁生。我们村徐冬菊是长沙下放知青，被推荐，复习应考，数学不会，向我请教，居然我懂，她很意外。我复员是托老婆的福到村里的学校教书的。毛伟人提倡反潮流，我与曾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现任修防会主任的李宏辉闹了一点误会，一气之下写了一张大字报，公社书记看中了，调我到公社，先在评法批儒小组，仅在公社大礼堂给全公社下放知青做了一次报告。后来到何家埔大队筹备学小靳庄现场会。最后到白粉嘴五队，公社书记易华斌的点上办点，也叫“搞三分之一”。我没忘记读书，住在生产队的我自嘲的“土地庙里”，在木板搭成的“书桌”上，摆放的书籍有我复员从部队带回来的斯密的《国富论》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等经济学著作，甚至认为自己是在做经济工作，有向这方面发展的想法。上级动员搞“稻稻麦”，喊出“一季完成征购”的口号，即靠一季麦子就完成全年国家的征购任务，农民抵触，公社书记怪我不积极。1976年春节后，在县里的三级干部大会期间，我提出仍回大队教书，批准了，我又和文化挂上钩了。 好 在公社召开的大队书记会上，六合大队书记周光文知道了这一消息，散会时我们两个人骑单车一道回六合。他“骂”我蠢，在公社当干部比当老师强；如果不是自己要回来，等公社安排，起码也会让你当大队书记啊！我只是说我适合教书。下半年，六合学校因为有我这个文化人办起了高中班。这是学校的首届高中班，也是唯一一届高中班。 在部队与哲学沾边，这时起作用了。1977年恢复高考，我抓住招生简章中的一条在学业上有成就的婚否不限，年纪可以放宽到30岁，我说当兵期间在工程兵报和邯郸日报发表过文章，有学习哲学等著作的读书笔记，应该算“成就”，请朋友帮忙抄了两份交上去。报名被批准了。考上湘潭大学，许多同学不满哲学专业，说是招生部们“乱点鸳鸯谱”，只有我说是自投罗网！读书期间尽管我不减“热血青年”本色，但我读书是认真的，第一次教学实践，老婆结扎，我请假回家照顾老婆，挤时间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毕业论文也是以此为题。所以大学毕业，系里想我留校，特别希望我当老师教西方哲学。我有意向，但抵不住我有农村妻室儿女的考虑，毕业前夕，因为常德师专有堂兄，特地来常德找工作，到了地委，当时的宣传部又有我在文革开始认识的那年从文教科到一中工作的余先好，极力鼓励我就到宣传部。于是，尽管系领导杨昌嗣明确说想让我到省委，我坚持要回常德。早在1973年，部队好友曹世成干事就评价我说应国斌是秀才，不是帅才。但我仍想到政界闯闯。1983年机构改革，重用“地大压”，提拔干部不少，机关有一定年头的勤杂人员都当上了副科长、科长。我大学一个同学，毕业后留校，1983年闹离校，开始和我联系，想进宣传部，部里同意，但雷志刚副部长告诉我，等些日子组织科先去学校考察考察。这个同学读书带薪，是县办公室考出去的，一气之下干脆回县里了，年底传来消息，这个县里选拔了一个大学生当县委办主任，水平很高。湘大知道我的情况后苍南教授派他的研究生罗萍老师到常德调我，希望我回学校当老师。罗萍和当时的地委宣传部长庞道沐是武大同学，庞道沐请罗萍家宴，我出席。庞部长说主要因为我是“新兵”，我们马上会提拔他。我自己也不坚定，于是失去了最后到学校教书的机会。
我不是当官的料再次被证实了。在宣传部、讲师团，宣讲政治理论，小有名气，说一片赞扬声，夸张成分不多。但是政治上一有风吹草动，自然被人议论。最严重的是1989年“六四”后的清理，我被列为对象，有两件事情需要“说清楚”：一是我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五月四日的常德日报上，题目《反传统，论五四精神的真谛》；二是“六四”后不久，人民日报报道北京农民游行，烧方励之的像。晚上在传达室取报纸，我参与市委统战部部长和一位宣传部副部长的争论，一方说好，农民觉悟高；一方说不要再游行了，刚刚平静。我站在后者立场上，这位宣传部副部长曾是我一个科的同事。我只同意“说清楚”第一件事，因为第二件事我只是后来的参与者。第一件事，写文章的时间是1989年的4月15日，即使我的文章有错误，与“六四”也没有关系，五四精神的真谛“反传统”是毛主席说的啊！讲师团只开了一个生活会，我做发言，表面上平静过去了。但不久，传言说市委领导说我不适合在党委部门工作，先是安排我去师专，后又安排我去一个县里当副县长，都没有成行，最后到市文联当副主席，平调，仍是副处级。
父子合影。 1994年5月23日，父亲到我工作的单位小住。
到文联，我被认为是吃政治饭的，年纪大了（快50岁），属于安排性的，等着退休。我自己也没有信心，对司机开玩笑说：“送德山火葬场就只得麻烦你了！”但我随遇而安，分管行政，我整治机关大院，房顶治漏，铺场坪，抓创收。忙了两年后，也想从文化上发展，于是请缨主持编写一本报告文学集《远望楼畅想曲》，我当主编，有一小半文章是我写的，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但第二年市里开文代会，我把这本书作为我的作品，有作家嘲笑我“这也能算作品！”我还不入行。
2014年3月29日，我在市文联的住房出售后，彻底离开文联， 作家彭其芳（左一）和宋守顺夫妇送我，在我调走后新修的办公楼合影。 过了五十岁，为自己这一辈子究竟能为世界留点什么苦恼。我想写小说，自己政治上没搞出名堂，我就创作一个政治人物，写“政商吕不韦”。我开始准备，读《吕氏春秋》，打算写一本有深度的历史小说。我像学生，晚上读《吕氏春秋》原著，看注释，看译文，早上朗读。用了一年的时间，通读了一遍。1996年一个偶然机会，我到津市药山看望一个工作队员，当地公社领导陪我参观药山寺，讲惟俨和尚的故事。我当时对佛教知之甚少，但我想佛教书上一定有记载，于是我回家后翻书，知道药山寺是佛教曹洞宗的祖庭，发了第一篇研究地方文化的文章，于是转入地方文化的研究，1998年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写上“应国斌著”的沅澧流域历史文化研究之一，以后还接连出了三本书，成为一个系列。
出版第一部书时，因为是时任市委书记的吴定宪作序和支持，1998年年初主动调我回市委，到党史办工作。开始分管党史，我写了一本研究党史人物的著作《杜修经访谈录》，我自诩这本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首先，因为在我之前没人敢写杜修经，他是毛泽东第一卷“井冈山斗争”中点名批评的人物：其次，我访谈杜修经有整整十年时间，这是杜老从九十岁到一百岁的最后十年，杜老去世时已经是101岁，我之后谁再有我们这样面对面采访的机会呢？我还应邀写了一本《中华女杰》，写贺龙20军机要秘书陈兆森，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回常德，任湘西特委军委委员，被杀害。后分管方志，主编《常德市志》，以及常德、澧州两部旧志点校，辑校《清安乡县志》。2007年退休后，我又主编了《常德市人民政府志》《常德市统计志》等，出版著作还有《我的高中》《澧志举要校注》《琉球入学见闻录校注》，陈启迈编纂的《武陵县志校注》，辑校的《赵必振译文集》历史、人物、社会政治哲学卷等，有28种30多卷（册）。 以上回忆的是我人生走过75年的历程，虽然“寿比南山”“健康长寿”的祝福不绝于耳，但说我一生快走到头了，也不是危言耸听，是自然规律。回首往事，自我评价只是一个“文化人”，应该是中肯的。今后的日子，至多也只能在“文化”上做点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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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9-5 13:43: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