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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修经，一个知名的党史人物，也是井冈山斗争时期存在争议的人物。杜修经１９０７年１０月２０日出生于湖南慈利县，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曾经与毛泽东、朱德、陈毅并肩创立革命根据地，因机械地执行湖南省委指示导致八月失败。在复杂的政治环境里，他对党坚贞不渝，他先后三次入党，两次失掉组织关系，但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党外，他都关心党的事业，任劳任怨地为党工作。电视剧《井冈山》26~28集上演的就是红四军冒进湘南，导致八月失败的故事，其中主要原型人物就有杜修经。杜修经也曾协助杨尚奎、陈丕显为组建新四军立过功劳。 2007年11月13日，历经一生风雨的杜修经，在湖南文理学院（原常德师专）家中与世长辞，享年101岁。
1928年5月底的一天，井冈山茅坪，一位二十出头，工人打扮的青年人兴奋地走进毛泽东住处，双手递上一封信，毛泽东立即阅读起来。 这位年轻人就是杜修经，他代表湖南省委第三次上井冈，前两次因故中途折回。 1928年4月，湖南年关暴动后，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砻市会师。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非常关心这支革命军队，想尽快取得联系，湖南省委选派杜修经为代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等人会晤。 此时，杜修经来安源不久。1925年冬，杜修经由郭亮和陈佑魁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起他先后担任铜官特别支部书记、华容县委书记、醴陵县委书记。1927年冬，中共湖南省委遭到破坏，省委转移到安源。醴陵刚建立起来的工农政权也失败了，杜修经也到了安源，任湘东特委并兼任安源市委秘书，由于没有设书记，他负责安源市委工作。 第一次上井冈山是四月中旬，杜修经一行三人，扮成山货生意商贩结伴而行。可是只到莲花县南坑，就遇到国民党的团防队，被迫折回安源待令。 4 月底，通往井冈山的“交通线”已经建立，杜修经只身第二次上井冈山。前三天都很顺利，第四天黎明出发不久，他和交通员便被国民党清乡部队冲散。他既不熟悉路，又是慈利口音，敌人起了疑心，杜称是安源工人，敌团长准备把杜押到安源对证。杜修经乘其不备而逃脱，抄小路返回了安源。 这一次，杜修经带着湖南省委的指示信，在“交通员”的护送下，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终于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边看信边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应该这样！”省委的指示信，要求红军应有一个根据地，而且要把这个根据地巩固好。 为让省委指示深入军心，次日，毛泽东陪着杜修经首先来到葛田村，召开了二十九团军人大会。下午4 点左右，毛泽东陪杜修经来到了红军的军部。朱德在房间热情接待了杜修经。晚上，在军部召开了由陈毅主持，朱德、毛泽东、王尔琢、何长工等人参加的军委会议。杜修经代表省委慰问大家，传达省委指示精神，听取大家发言。会后，杜修经还就地召开座谈会，了解红军的建制和党的组织建设等情况。 第三天，毛泽东、朱德、陈毅陪杜修经到大井，晚上又返原地住宿。第五天下山，经过黄洋界时，毛泽东等人陪杜修经察看工事。下山后，毛泽东在被服厂主持召开了工人大会，杜修经作传达报告。在茅坪，和毛泽东一道又召开三十团、三十一团干部会议。 茅坪会议后，杜修经在毛泽东的房间里又住了几天。 杜修经回到安源后，向省委作了详细汇报。由于他对毛泽东创立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总结，特别是对宁冈一带的战略地位及对这支红军的存在和发展的意义，认识不足，只侧重谈军事，尤其关于敌我力量的对比讲得比较多，更没有汇报土地革命和政权问题。杜修经还说：“现在边界特委工作日益扩大，一切工作与指导都集中在毛泽东同志身上。而毛又负军党代表责任，个人的精力有限，怎顾得这么多，实际上也就有很多地方顾及不到了。目前，需派得力的人去参加特委和县委工作是最重要的。”省委的同志很关心红军的安危，普遍认为湘南群众基础好，适应红军生存，于是很快做出了转移湘南的错误决定。 1928年6月底，杜修经带着省委的决定，同省委派的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一道，第四次上井冈山。此时边区已形势大好。6 月23 日红军在永新源口同江西的王均等部的两个师激战，大获全胜，红军进占了永新，攻占了莲花。二十九团已进入莲花开展群众工作。杜修经觉得，省委的决定显然已经不符合这里的实际情况了。 6月30日傍晚，杜修经来到永新毛泽东的驻地，里面正在召开“军委、边区特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毛泽东、朱德、陈毅都站起来欢迎。毛泽东握着杜修经的手说：“修经同志，你来了就好。我们一切问题都好解决了。”杜修经说：“我这次来是向大家传达省委决定的。不过这个决定已经不适宜了。”杜修经的话使人家有些疑惑，都急于了解下文。他忐忑不安地宣读了决定： “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毛泽东同志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袁文才同志参加特委，出发湘南的四军军委应取消，另成立四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陈毅、龚楚、宋乔生及一名士兵代表和一名农民代表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派杜修经同志前来担任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 毛泽东脸色突变，沉默不语，其余人也不发言。冷场良久之后，毛泽东才宣布大会讨论省委决定。好在会议没有发生什么分歧，顺利地通过了不执行省委意见的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前，尚不能离开宁、永、莲往湘南。7月4日，毛泽东以特委和军委的名义向省委发出书面报告。
正当大家全力经营永新的时候，湖南的敌人吴尚所部却乘虚侵入宁冈。毛泽东立即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杜修经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打宁冈。三十一团留永新挡住江西的敌人，以巩固永新。 朱德亲自布置攻打宁冈的战斗，杜修经跟随朱德协助工作。就在红军发动进攻的那一天，敌军与红军在永新的心源嘴错道而过，离开宁冈，逃往永新方向，红军扑了一个空。 第二天，红二十八、二十九团乘虚向西攻占酃县，准备攻打茶陵。但是在行军路上，杜修经发现士兵纪律涣散，经与朱德、陈毅交换意见后，将部队返回沔度宿营休整。当晚，召开二十九团士兵委员会会议，决定回湘南。杜修经参加由朱德、陈毅主持，何长工、王尔琢、龚楚、胡少海等人参加的团以上干部会议。由于受二十九团的影响，部队没有弄清敌情，也没有考虑到边界党的路线正确，群众基础好，能够与敌周旋的有利条件，会议重提执行省委的决定，贸然作出了部队南行的决策。当时有人认为这是个“围魏救赵”的良策。杜修经没有坚持永新联席会议精神。第二天，杜修经专程去茅坪和毛泽东通气，不料毛泽东已于当天去了永新。特委书记杨开明说：“既然决定了，你们就走吧！润之(毛泽东）那里我跟他说。”杜修经也没细想，觉得没有什么不妥。 7 月17 日，红军开始向湘南进发。7 月20 日上午，杜修经在行军路上接到了毛泽东写给他、朱德和陈毅长达三页的书信，要求主力部队回边界。晚上在水口宿营，召开了一次连以上的干部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意见。杜修经认为现在离边区不远，不如回井冈山。龚楚连忙解释，现在回边区来不及了，还不如去打郴州。大家又重复了一遍“围魏救赵”的道理，形成一致意见：攻打郴州，再不动摇。 7 月24 日凌晨，我军兵临郴州。这一仗由王尔琢指挥打，中午12 点便攻占了郴州城。下午四时，敌人援军到了，开始反扑。这时，我军部队集中在去资兴的桥头阻击敌人，因寡不敌众，只得撤退。次日早晨部队集合，发现二十八团无损失，二十九团各营已各自行动，分别先后向南去宜章，只剩下党代表和团长等百余人了。 攻打郴州的失败，特别是二十九团的瓦解，是对分兵湘南的决策的沉重打击。部队经过初步整顿之后，即派出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率所部机枪连为前卫，向罗霄山脉靠拢，扫清背后之敌，其余部分由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负责就地整训，同时由陈毅领导开展地方工作。二营出发多日后，杜修经收到袁崇全的信，要求他杀掉朱德和陈毅。杜修经速派一营营长林彪，追到沙田，除机枪连因行动不便还被叛徒裹挟着外，其余部队陆续归队，停下来往沙田休整。 8 月18 日，林彪打下桂东。8 月22 日，毛泽东率三十一团三营也到了桂东。杜修经、朱德和陈毅闻讯后，即从沙田动身，与毛泽东会师。杜修经见到毛泽东很内疚地说：“这次到湘南，没有搞好！”毛泽东显得宽厚客气，只是说：“当时你们要不走就好了。” 8 月23 日，在桂东县的唐家大屋召开会议，各自就分兵后的情况作了交流，特别是就失败情况作了分析，杜修经表示承担责任。8 月24 日，晚上继续开会，决定红军主力重返井冈山。由杜修经任书记、龚楚参加组成湘南特委，领导资兴、汝城、桂东、安仁各县及赤卫队，开展湘南工作。8 月25 日由毛泽东、朱德、陈毅带领主力重回井冈山，杜修经、龚楚则向资兴龙溪进发。
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一部分）一文中点名批评杜修经：
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同志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意见，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设我大队不往湘南，……，使割据地区推广至吉安、安福、萍乡，和平江、浏阳衔接起来，是完全有可能的。
五十天后的11月1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写给党中央的报告）又三处点名批评杜修经：
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成分是宜章农民）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 …… 杜修经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军委、特委、永新县委举行联席会议，认为往湘南危险，决定不执行省委的意见。数天之后，由杜修经、杨开明坚持省委意见，利用二十九团的乡土观念，把红军拉去攻郴州，导致边界和红军一齐失败，红军数量上约损失一半；边界则被焚之屋、被杀之人不可胜数，各县相继失陷，至今未能完全恢复。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这两篇重要文章，1951年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并于1964年再版、1991年二版。《毛泽东选集》所选文章，是经过修订才正式出版的，凡文中人名也经过谨慎的选择，而杜修经的名字却始终保留了。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杜修经的错误可能始终没有原谅。 面对“八月失败”和毛泽东的批评，杜修经在《八月失败》（1987年）一文中说：
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时候，我作为湖南省委的代表，携带着省委对边界红军的错误决定上井冈山，从而导致红军大队冒进湘南，造成了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 …… 我那时思想水平低，只停留在承担责任的认识上，还简单地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造成‘八月失败’，使年轻的红军损失一半，边界政权尽失，被杀之人，被烧之屋，难已数计，几毁中国革命根基，其错误是非常严重的！半个多世纪的今天，重忆‘八月失败’的经过及其先后，我仍是内疚之深，寝食不安！
在《杜修经访谈录》（2005年7月中国实言出版社，应国斌著）一书中，杜修经说：“八月失败仍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在我心头，我常常内疚和自责。”但他又说： “永新联系会议，由于开始我就做出‘省委的决定已经不适宜了’的表态，没有发生什么争论，顺利地通过了不执行省委意见的决议。现在想来，我当时表态是大胆的。我这次来井冈山的任务是传达和执行省委的决议，但一开始就否认了这个决议。我看到近些年的一些回忆录和文学作品，说在永新联席会议上我和毛泽东斗争激烈，这纯粹是胡编乱造，当时大家意见是一致的。” 笔者也经常看到与事实不符的文学作品，说杜修经到井冈山参加永新联席会议时的年龄是三、四十岁，并戴着一顶礼帽；说杜修经闯进毛泽东和贺子珍的住处，身后还戴有警卫员；说永新联系会议“大家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有人还拍了桌子。” 在一片责难声中，也有为杜修经说话的。如谭震林说：“‘八月失败’，不只是杜修经的责任，朱德、陈毅同志也有责任，朱德同志是军长，陈毅同志是军委书记，要是他们坚持不听湖南省委指示，不去湘南，杜修经是无法把部队拉走的，‘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嘛！”
1938年夏，长沙杨第甫家，一间小屋里，杜修经和两位同志，面对列宁画像，进行庄严的入党宣誓。这是杜修经由唐引斋介绍，第二次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杜修经由郭亮、陈佑魁介绍入党，1929年底，在复杂的环境中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八月失败”后，8月25日，杜修经与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分手，8月28日湘南特委就在资兴龙溪正式成立，杜修经任书记。特委依靠各县的武装，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两个月后，获得了“杨家坪保卫战”的胜利。 1929年初，长江局书记李维汉宣布杜修经为省委常委。不久，杜修经根据省委安排，从上海去湘鄂边境与鄂西特委周逸群及常德、益阳部分县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9月，他受命再次回湖南，去贺龙部队贯彻中共六届二中全会精神。在慈利与贺龙部错过联系机会，不知部队去向。1929年年底，从报上看到湖南省委再遭破坏的消息，他只能呆在慈利老家。从此，杜修经脱党了。尽管与党失去联系，杜修经仍参加当地党组织的一些活动，办学校，成立青年进步组织。 1932年，杜修经辗转来到上海，为了提高学识水平，报考了上海中国公学。1935年—1936年，杜修经在上海加入左联，与陈企霞、叶紫等人从事文学活动，组建抗日救国会。 1937年秋天，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边界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杜修经几经周折来到江西大余，帮助杨尚奎和陈丕显做宣传工作。几个月后，杜修经受命将湖南桂东沙田一支四、五百人的游击队接到大余整训，并负责部队的政治课。后来，这支部队被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三营，成为新四军的基本队伍。之后，因为在上海一段时间的活动不明，项英让他离开了大余。 1938年春天，杜修经只身来到长沙，徐特立介绍他到湖南省文艺界抗敌后援会工作，担任救济部总干事。杜修经要求恢复党籍，但没批准，就只得重新申请入党了。 第二次入党后的8月间，杜修经等十二名共产党员被派往国民党第70军干训班受训，在该军中发展党的组织和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干训班结束后，杜修经回到部队，在鄂南一带抗击日本侵略。1940年夏天，他又被派去西安国民党军校第七分校学习3年，其间也随部队与日本人打过几次仗。毕业后回二五集团军司令部，主要是训练干部。 1946年，国共开始打内战，杜修经就随李觉军长一起离开了７０军。当时的湖南省委规定７０军的中共地下党员，不能直接和湖南省委发生关系，失散了也不准找党组织接头。所以，杜修经就又脱党了。1947年春节过后，杜修经拒绝了李觉的再三挽留，离开重庆，返回湖南常德。当地地下党组织要求他先解决组织问题再和他发生关系。但是，杜修经一时做不到， 便回到家乡，担任慈利一中历史教师，直到家乡解放。 在蹇先任同志（贺龙同志前夫人）的关心和支持下，1949年11月，杜修经担任政府秘书，不久又当上了慈利县副县长。1957年春，被黄克诚、周惠请到长沙，任省委观察员，后又成为省委农村部的干部。杜修经工作积极，主动到湘乡、宁乡花明楼等地办点，还组建了农村经济调查研究室。 1962年，杜修经任常德师专（湖南文理学院前身）副校长，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做出了重要贡献。“文革”期间，杜修经被打成反党分子，可他仍然不忘共产党员的本色，讲政治、讲正气，多次在专案组面前，为被打倒的老干部、老战友仗义执言。他坚信自己是无辜的，为学校养猪，掏大粪，什么苦活、累活都干。1975年，杜修经同志离职休养。 1985年，杜修经再次提出入党申请，并上报到中共湖南省委，终于被批准了。从此，杜修经不仅心在党，人也在党了。1986年7月，杜修经重游井冈山，并题词。现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内，陈列着杜修经1928年写给湖南省委的报告的影印放大件、杜修经重游井冈山的题词。井冈山烈士陵园碑林里，也专置一碑，刻写着杜修经的题词。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为杜修经立传，评价说，“由于各种原因，他先后三次入党，两次失掉组织关系，但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党外，他都关心党的事业，任劳任怨地为党工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拙作发表于《环球人物》2008年第5期标题为《杜修经负疚而去》；本人散文集《善德鉴》（2011年中国文联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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