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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因●津市文史丛书(风物卷)》连载(六)
第一章《文化源流》
第二节 市镇形成
一、先民遗存
澧水流域，处于神秘的“地球玉带”北纬30°，这里地貌奇得雨量充沛，气候优良，四季分明，适合生命体的成长。考古发现，看水流域是长江中下游平原人类文明重要发源地之一，拥有湖南乃至长江中下游最早的成系列成谱系的旧石器文化。津市“虎爪山遗址”的发现，可以将历史回溯到 50 万年前。在澧水中游的澧阳平原发现的一系列古文化遗存，见证了古人类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足迹，其中包括距今一万年前后诞生的湖南乃至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批村落，如澧县八十垱、彭头山等;到了 6000 年前，这些地方又出现了中国名副其实的城市 --澧县城头山。城市的产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稻作农业到村落，再到城，人类文明开始加速度向前发展。
1.虎爪山遗址
地处津市澧水南岸虎爪山，1988年发掘，遗址年代总体上属于华南砾石石器文化传统(约50万年前)，遗址发掘出一批特色鲜明的石器,有石片、石球、石砍斫器等,是早期人类生活繁衍的地方。1987年,考古人员还在虎爪山不远的澧南乡鸡公垱，发掘了稍晚于虎爪山的鸡公垱遗址，被研究者命名为“鸡公垱文化”。
2.城头山遗址
地处澧县大坪乡，1979 年发现、1992年开始发掘，其发掘面积达9000多平方米,先后出土有古城、氏族墓葬、大型祭坛、灌溉设施等,属于中国南方史前汤家岗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约6800-4000年前)遗址，也是中国发现的时代最早、文物最丰富、保护最完整的古城总址，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城市”。城头山古文化遗址代表了长江流城新石器时代古文明的发展高度,对研究人类文明的起源、早期城池的建立以及阶级、国家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
3.彭头山遗址
1985年，考古人员在距城头山遗址直线距离仅1.3公里的彭头山，又发掘出一座新的古人类遗址，距今约 8300-9000 年，是长江中下游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被命名为彭头山文化。2001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彭头山遗址的文化面貌，与以往所发掘过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完全不同，经发掘,遗迹有地面式和浅穴式建筑、灶坑、墓葬、灰坑等,出土陶器以夹炭红褐陶夹砂红褐陶和泥质红陶为主，全部为原始的贴塑法制成，其纹饰有绳纹、刻划纹。在彭山头，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痕迹--稻壳与谷粒，为长江中游地区在中国乃至世界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奠定了基础。
除以上遗址外，考古人员还先后在澧水流域发现并发掘了澧县孙家岗、八十垱鸡叫城、石门燕子洞、临澧县杉龙岗、安乡汤家岗等十多处遗址，对稻作起源与原始农业的产生、对研究中国史前聚落起源、形态和环境的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除以上考古发现的远古文化遗存外，中古时期澧水流域的文化遗存更加丰富，如津市筑田湖、罗家台商代墓葬和遗址，春秋战国时期的白公城、申鸣城、宋玉城、九里楚墓葬群等，更加清晰地勾勒出了澧水流域人类活动、文化发展的脉络。
二、澧州沿革
1.建置与演变
澧水流域是古人类聚居地，有悠久的城邦历史，在封建社会初期，就是封藩置郡之地。西周时期(前1000年左右)，周成王封熊绎于楚，居丹阳(约在今湖北省枝江市)，已接近澧水流域。东周时期的周赧王 37年(前278)，楚置黔中郡(故城在沅陵县西)，辖贵州东部和湘西地区，是史载湘西北地区置郡之始。《史记正义》:“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盘瓠之后也”。秦王政廿四年(前223)，秦灭楚;廿六年(前221)，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将原来楚国设置的巫郡与黔中郡合并,称洞庭郡。此时的洞庭郡为天下大郡,所辖地域很广。《直隶澧州志》载:“贵之平越、威清、普安、思州、思南，湖之辰州、靖州、施州、常德即澧诸县隶属。”汉高祖五年(前202)，汉朝撤销洞庭郡，设置武陵郡。分设零阳(约今慈利、克(约今水定、永大邢)，糟阳《约今临澧、澧县、石、津市部分)脚段(药今公安、安乡大部，澧县东部)三县，后又增设索县(约今汉寿、鼎城大前)。当时，武段都这个名字即设即改，先后改为义陵郡，雒阳郡，但历史记习资于汉武陵然一以名之，武陵都基本继承黔中都地域，辖湘西北、黔东等个月，王弗新莽元年(9)，改武陵都为建平那，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年(44)，将平都恢夏为武陵郡，孱陵具更名为作唐县。汉末三国鼎立，吴景帝永安六年(263)武险都析分为两都，其西部分没天门郡，郡治在今张家界市(天门山古称满梁山当时山体崩坠，现巨洞如门，朝廷视为祥瑞，因此赐名天门，并置郡)，天门那铭零阳、充、作唐县，后又析充县增置溇中县，析作唐县(孱陵)增置南安县。其管辖范围基本上属于澧水流域。天门郡的设置，是澧水流域州、郡建制的开始，标志其行政范围从沅、澧一体状态中剥离。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280)，将作唐县从天门郡分割出来，设置为南平都辖作唐、孱陵、南安、江安四县，大体包括今公安县、安乡县、华容县全境及澧县东部(含津市)。其时因战争频仍,郡治屡有迁徙,今公安县南平镇、津市新洲镇安乡县孱陵镇都曾作为郡治。作唐县分割出去后，天门郡将原辖各县进行区划调整，新建临澧、澧阳两县，临澧县治在今慈利县境，澧阳县治在今石门县境。其区域大致为澧水上游山区和洞庭湖西部近山地区。这一时期，澧水流域设置由一个郡增加至两个郡--天门郡和南平郡，在县置中出现了以澧水为特征的命名-临澧和澧阳，这充分说明澧水流域在当时政治经济社会中的位置越来越突出。
南北朝时，澧水流域属南北交替割据地区，西魏恭帝2年(555)，撤销天门郡置澧州,更置石门郡于零阳县,隶属于澧州。当时国家的行政建制分州、郡、县三级澧州是澧水流域州级建制的首次出现，并且以澧为名，再无更代。北周建德四年(575)，撤销溇中、临澧二县，以其地设置北衡州，后又撤销充县，建崇义县，隶属北衡州。这是澧水流域并置两州的历史。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改澧州为松州(旋即恢复为澧州),撤石门郡为石门县,撤南平郡，作唐县并入孱陵县，与澧阳县、安乡县、零阳县统属澧州。开皇十八年(598)，改北衡州为崇州，将零阳县改名为慈利县，划归崇州管辖。隋炀帝大业三年(608)，撤销崇州，将所辖地划归澧州。改澧州为澧阳郡、辖石门、澧阳、孱陵、安乡、崇义、慈利六县。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改澧阳郡为澧州。太宗贞观二年(628)，撤孱陵县并入安乡县。高宗麟德元年(664),撤崇义县并入慈利县。肃宗乾元年间(758-760)，改澧州为澧阳郡，又复为澧州。据《旧唐书·代宗纪》载“(大历)十四年(779)春正月壬寅朔，以楚州刺史李泌为澧州刺史”和《舆地纪胜》载“(新)城乃李邺侯改筑”的内容，在唐朝后期，澧州州治曾移至新城(今津市新洲镇)。新城，曾为晋南平郡故址。
五代时期，澧州的行政设置及所辖地域未见变化。
宋太祖初年，改直隶澧州为澧阳军州(军州为宋时所置，多为军事重镇)，隶属于荆湖北路(宋时行政建制分为路、州、县)。终宋一朝，未见变化。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升澧州为澧州路，隶属于湖广行中书省江南北道。澧州路下辖慈利州(由慈利县升格)、安定州、杮溪州。此时的澧州路，所辖诸州虽多为羁縻小州，却拥有相当于行省的地位。
明太祖吴元年(1366)，改澧州路为澧阳府(明代地方行政架构为省、府、州、县四级)，隶属湖广布政使司分守荆南道。撤销安定、柿溪二州，降慈利州为大庸县。稍后又改大庸县为大庸卫，恢复慈利县，仍属澧州管辖。洪武九年(1377),降澧阳府为澧州，隶属常德府。撤澧阳县为州直属地，另辖石门、慈利、安乡三县。洪武二十五年(1393)，澧州改属岳州府。明初，为镇压湘西北少数民族的叛乱，澧水流域设置了许多屯田卫所，如添平卫、羊山卫(后改为大庸卫)、九溪卫、永定卫、桑植安抚司、安福所、麻寮所等，这些卫所，清初改土归流后，部分演化成县治，陆续归入澧州管辖。
清康熙六年(1667)，改荆南道为岳常道，澧州及所属各县归其管辖。雍正三年(1725)改土归流，升澧州为直隶州，裁并九溪、永定二卫为安福县，划归澧州。雍正七年(1729)，岳常道更名“岳常澧道”，道署驻澧州，下辖二府、一直隶州、一直隶厅，共十四州县。雍正十三年(1735)，割慈利、安福二县部分置永定县，归入澧州。至此，澧州所辖为五县，即永定、慈利、石门、安福、安乡。光绪二十五年(1899)，岳常澧道署治移驻巴陵(岳阳)。
1914年，湖南省政府废除府、厅、州，保留“道”，岳常澧道改为武陵道，原常德府、直隶澧州各县由武陵道直辖,道治设常德。1922年,湖南省撤销“道”制,仅存省与县两级,常德各县属省直辖。1936年，国民政府正式设立专员公署，石门、临澧、澧县划在第二区,治所在慈利县。1937年湖南省设立行政督察区,澧县、安乡、临澧、石门、慈利划归第二区，专员公署治所由慈利县迁往常德县。1938年11月，第二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从常德迁往澧县，也称常澧区专员公署。1940年，湖南省调整行政区划，第二行政督察区改为第四区。
1949年8月初，常澧地区相维解放。8月4日，南下途中组建的常澧区行的专员公署及全体工作人员抵达常德。常澧专署为湖南省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软常德、华容、南县、安乡、澧县、临澧、慈利、桃源9县。8月中旬，各县相绝立人民政府，并分别于8月5日和8月15日建置常德市、津市市，成立人民政府。
2.人口变化
明、清及民国时期的州、县志记载了澧县部分年份的户口情况，记录如下:
洪武壬申年(1392)，户7783，口33113。
永乐壬辰年(1412)，户5703，口26232。
宣德壬子年(1432)，户5030，口23247。
景泰壬申年(1452)，户4893，口27083。
成化壬辰年(1472)，户5079，口32118。
正德壬申年(1512)，户5976，口32050。
嘉靖壬子年(1552)，户6553，口35376。
--《嘉靖澧州志》
嘉庆二十一年(1816)，户60950，口300310。
同治二年(1863)，户61430，口302854。
同治七年(1868)，户63814，口313205。
--《直隶澧州志》
1939年，户73943，口511462。
--《澧县县志》
从数据变化来看，宋、元、明、清四个朝代交接之际，是澧水流域的灾难时期,由于战火不断，民不聊生，本地居住民惨遭杀戮，被迫逃亡，使原住民损失十之七八。明洪武年间，偌大澧县，虽有江西填湖广在先，也仅人口三万余。而后百余年，人口屡减，至嘉靖年间，始达三万五千余，说明终明一代，澧州社会生产力始终发展缓慢，商业经济亦未兴起，百姓生存状况艰难。明清鼎革，经“康乾盛世”休养生息，嘉庆年间澧县已有人口三十万余，相比明代，人口增加约为十倍说明国家安定之后，生产力水平得到较大提高，生民百姓，乐事农桑，而基于农耕之上的传统商业得到发展，更为百姓生存繁衍创造了良好基础。 三、津市由来 1. 地貌演变 据地质考证，在地球中生代末期(大约在一亿年以前)，受燕山运动的影响，洞庭湖区形成堑型盆地，在第四纪初受喜马拉雅山运动影响，凹陷成湖。自下重新世(又称洪积世，大约在300万年以前)以来，又受构造运动的影响，整个湖区陆升，呈现河网割切平原地貌的景观。新石器时代以后，洞庭湖平原缓慢沉降至先秦、汉晋时期，逐步形成了一些局部小湖泊。东晋、南朝时期，荆北三角洲迅速扩展，荆江南岸出现景口、沧口两股长江分流的强大水流，注入洞庭湖平原使湖面迅速扩大，洞庭湖平原由沼泽平原演变成大湖。唐宋时期，洞庭湖进一步扩大，使靠近巴陵的洞庭、赤沙、青草三个分隔湖连成一片浩瀚大湖。《巴陵志》载:“洞庭湖在巴丘西，西合赤沙，南连青草，横亘七八百里。”洞庭湖不断西进，直到津市东南新洲镇的嘉山脚下，可见当时津市以东，一片泽国。 元明时期，荆江和湘、资、沅、澧四水上游的泥沙带入，致使洞庭湖湖床不断升高,大量的湖洲拱出。此时,位于关山以北、与澧水相通的鱼鲧湖(后称渔丝湖)也淤积起三个小洲(即后来所称的晒网洲、落雁洲、棋盘洲)，附近渔民始向洲上迁居,逐渐形成以渔猎为主的集市。元泰定年间(1328),翰林宋襞至津市,曾写下《津市留题》:“烟霏空翠瞰芳洲，杨柳依稀古渡头。斜日扬鞭倦行役，自惭不及贾胡留。”可见当时街市渡口，颇称热闹。明代元之后，明太祖朱元璋诏谕天下，并委大臣到湖区督修水利，围垸筑堤,迁徙居民，嘉山周围大小星罗棋布的湖泊被围筑成田。至明朝中叶，这里已发展成澧水尾闾热闹的集镇。正德年间，诗人何景明偶过津市，为津市风情所动，留宿一晚，大嚼一顿，并写下了著名的《津市打渔歌》。“夜来水涨没沙背，津市家家有鱼卖”“江边酒楼燕沽客，割髻砍不论百。楚姬玉手挥霜刀，雪花错落金盘高”的情景，令多少南来北往的迁客骚人牵萦于怀! 2.黄金水道 津市位于九澧总汇之处，素有“九澧门户”之称，北连长江、东衔洞庭。密如蛛网的水道连通湘鄂山区与江汉、松澧两大平原，湘西北、鄂西南广大地区的物资均趋向取给于此。 澧水从津市上行经澧县、合口、石门、慈利、大庸(今张家界)至桑植。全程约 300 公里，虽然水急滩浅，但航路不断。上游主要支流均可通行小型船只就连深山里的小溪洲，也是菜运木材的最佳通道，澧永上游的山民，一般在秋天进山我米，然后蒋果伐的未村散驶在演洞边，等到来年雨季来临，春水暴涨，伐来工们就会把未利翻流下波，再在下游水游，大河滩涂捆扎成排，集中运输。港大上游航运条件虽熬不传，但上干年的劳动实践，让人民的智想有了充分的发挥。他们因地制窗，除判用获持运输大宗物产外，还发明了船身坚固、吃水浅的“上间船”用来装客获费、方便快捷。上河船按其船身大小,有“高平板”“低平板”“高跑跳”“低跑跳”等不同名称，分别可行驶于澧水上游不同水域。 澧水下游的澧阳平原，河网密布，其主要河道均可通航。如溇、渫、道、涔。增等各条支流，都与漕水在津市周边交汇，是天然的通行水道。 津市东南澧水尾闾的滨湖航道由澧水洪道、四口连线及开湖航道组成。其市至茅草街航线是澧水经岳阳出长江的必经之道，也是网连津市与省城、湘中湘南的重要永路。津市至常德、桃源航道，只需经汇口折向西南，过麻河、茄子窖、牛鼻滩便可抵达。松滋河、虎渡河、藕池河与澧水贯通，成为津市北通长江，直达汉口、沙市、宜昌的要路。长江水与澧水的相通，不仅加速了澧水尾闾洲渚的孕育与发展，最终促成了津市诞生，而且还将松滋平原与澧阳平原融为一体，与洞庭湖乎原诸县襟连，形成一个大的格局。 津市以下水阔浪高，船仄体轻的澧水帆船显然不适合在这样的环境下航行,我来的货物只能在此卸载。反之，来自长江和滨湖的船只也不能继续在水浅滩多的澧水河上逆流而行，于是，货物只能在此上岸。津市，就成了天然的码头，担负起物资集散的责任，商业随之得到空前的发展。 3.工商业兴起 明嘉靖年间，官府疏浚虎渡河，荆江之水分泄于澧水，出津市东侧六家口(今小渡口)，西水与北水顶托交汇，泥沙沉淀增加，市区三洲逐渐扩大。虎渡河通航后，成为常澧地区通往湖北汉口、荆沙各地的捷径孔道，至此，东西南北舟楫畅通，津市成为湘北水运枢纽，入境商旅及移民随之增多。万历三十七年(1609)、文学家袁中道著《澧游记》，,称津市有“千户之聚”。时值明代中叶,土地兼并加剧不堪忍受赋税与徭役之苦的农民，纷纷流落津市，或为雇佣，或为工匠，以服务水运,农产品加工为主体的手工业应时而兴，生产水平日益提高。明隆庆六年(1572)(岳州府志》有“津市盛产青布，列为贡品”的记载。明末清初接连不断的战事，四方流民徙居津市，使津市人口逐年增长，而相对宽松的政商环境，使流民逐渐定居为土民，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到雍正时期，津市已是“市长数里，约万余户”的商业大镇。人口的骤增，商业的迅速发展，使津市突出于一般市镇，逐步成为澧州的中心城市。雍正十一年(1733)，因“人事繁杂”“移嘉山巡检司驻此”(《直隶澧州志》):乾隆三十一年(1767)，移州判驻此。这是津市设官治的开始。到清朝中叶，市区日趋繁荣,“舳舻蚁集，商贾云臻，连阁千重，炊烟万户”，已成为“商业辐辏之区”。是时，街长七里，有正街、河街、后街三条主要街道，有大小街巷48条。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市区常住人口1500余户，暂住人口1410 户，拥有各类店铺723家，行业帮会11个，津市已真正成为湘鄂边境和九澧流域的中心商埠。民国《澧县调查笔记》载:“澹之津,有商埠名津市者，因之近百年商肆繁昌，蔚为九澧重镇。” 鸦片战争以来，海禁大开，受欧风影响，国内有识之士掀起兴办工业的热潮。津市亦不乏其人。光绪三十四年(1908)，本土商人龙于成创办惠中纺织公司，为埠内最早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民国初年，随着政府经济政策的进一步开放，大量外国资本涌入中国，津市先后有美孚火油有限公司、英亚细亚火油公司、英美烟草公司设立办事处，英国太古公司、怡和商行、日本日清株式会社、三井洋行、德国受理司洋行、胜家公司设立商行，竞相倾销本国工业产品，大量收购土特产品。仅1919年，经岳阳出口的津市土特产品就达10余种，交易额10815两(关平纹)。1915年，宁波人殷仁卿在津市开办昌明电灯公司，为湘西北首创。继之，民族工业企业纷纷问世，先后兴办达 30 余家，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健民织布厂、九澧平民工厂。 抗日战争时期，南京、武汉等地相继沦陷，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域布雷御敌，江湖阻断，唯内河可通。战事初发数年，津市尚能偏安一隅，由是成为沦陷区难民侧身之地。当时仅1.45平方公里的市区，人口由不足3万骤增至10多万。一时街巷沸腾，郊野爆满，各路人马挂牌树帜，开店设坊，津市商务臻于鼎盛。据1942年统计，市区有茶馆300余家，旅社酒店76家，饭铺53 家，药号36家，熟食店25家,戏院剧场5所,商家3300户,小商贩1000多户。烟馆妓院,纷纷出笼。此时的津市，浓艳奢靡，日销万金，是所谓畸形繁荣。抗战胜利后，外地商民相继返乡，津市商业，趋于平常。 从明代中叶至此，津市历经沧桑，终于脱出渔镇窠臼，商务之盛，称雄湘楚，名埠之誉，蜚声遐迩。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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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21 18:2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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