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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基因●津市文史丛书（风物卷）》连载（十三）
第三章《码头春秋》
一、跑三斗坪 三斗坪是湖北省宜昌市境内的一个山区小镇，离宜昌市50多公里，地处长江西陵峡谷内，位于长江南岸。1939年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宜昌以下均为日寇侵占，长江上中游水运中断，长江中下游货物只能从陆路迂回经津市转运至三斗坪再经长江入川，于是石牌要塞下的三斗坪成为战时运输的枢纽。
▲三斗坪 (网络图片) 当时进川物资主要有布匹、棉纱、百货、药材、瓷器等，均自浙江金华、温州等地辗转来长沙，或购自广州、柳州至衡阳。出川物资以盐、糖、药材、土产为主，主要运销到长沙、衡阳等地。津市处于此交通线水陆衔接处，是此线物资的中转站。津市至三斗坪一段，路程约240公里，因公路阻断，只能通过人力挑运，俗称“跑三斗坪”当时参加挑运者达万余人，每天发运物资数百至千余担。其规模之大，历时之久，运途之长，道路之艰险，为交通史上前所未闻。 跑三斗坪的挑运者主要是津市箩业、轿业工人，其余为附近农民及外省逃准者。挑运的组织形式有三:一是由工人自行组合，自觅货主，但仅限于少量物资，且多为本地人;二是受雇于运输商行，以外地人为主;三是通过盐务大队组织排运。挑运队伍由津市箩业公会组织并确定带队人员，每队50人，每人负重一百至一百五十斤，带队有大小之别，大的有三四个队，小的仅一个队。由“带队者"写下“交保”纸，箩业公会开出路条，才准予发送担子。参加挑运者只要愿交业入百分之十的管理费，来者不拒，去来自由。故当时为生计所迫者多走此途径。带队者还需持有当地把头的片子(名片)，以应付沿途军警和关卡，其形式颇似清末镖局走镖。津市组织货源和转运货物的老板主要有三家:新华公司、九华公司天成福洋行，另外澧县城有一家专事棉纱经营的川湘赣公司。 跑三斗坪，东起津市，历经澧县、湖北松滋、宜都、长阳、宜昌县境，西讫三斗坪。一般行程7天，每天约走70里。即由津市出发，第一站歇高河堰或者清泥潭;第二站歇西斋(此处需过渡);第三站歇荟园寺或余家桥(此处要摸水过河)；第四站歇安子岭:第五站歇魏家河(此外亦需过渡)第六站歇鄢家坪或赵家坪(鄢家坪至赵家坪需搭船一里);第七天到乱茅溪或馒头嘴，过蚂蚁坡到萝卜垱，再行35里即到三斗坪。蚂蚁坡最为险要，山陡路窄，仅容一人通行，上山如登梯，徒步尚且艰难，挑拍则犹如挣命。开始此线走的是江边小道，途中有一叫手扳岩的地方，全是光滑岩壁，经过此处需一手攀住岩缝，一手按住扁担，脚踏岩缝，一步一步向前挪动，令人心惊胆战。后在这里架设木桥才好走，但因隔江日军常向此处放冷枪，而被迫改道。 百多斤担子，近500里路程，且多为山野崎岖小路，他们“装备”的行头是什么呢?就是一条扁担两个筐(旧称挑八根系儿)。不用说，肩上一个密密缝制的多层土布褡包是少不了的，既保护肩头肌肉少受磨损，也保护衣服多穿“几水”。赤裸的脚上一双草鞋，即使寒冬腊月也如此，下雨下雪防滑，再在草鞋脚掌系上一个铁制“脚码子”，就算上了保险。据老箩工余老爹回忆，跑一趟三斗坪大概能挣到千多元法币(相当10个光洋)，利用农闲时一年跑三五趟，比在家种地要划算，因此津市周边农民趋之若鹜。但后来沿途旅店、饭食费不断涨价，箩工们的实际收入有所缩水。沿途农民专门开店赚钱，客栈、饭铺一家挨一家。澧县边境一带饭钱便宜点，入湖北境不远就贵起来了。茶杯大的碗，一碗米饭要价三角，最高时要一块。箩工辛苦，每餐要吃十五六碗才饱，这还不算菜钱。少数人还搭扯路边女子，落的钱就更少，还有人嗜赌，往往白跑一趟。跑三斗坪最大的风险莫过于过手板岩，跌跤子、中冷枪，都是要命的。余老爹虽然没有亲眼见过受伤、殒命的人，但他见过路边的血迹，也听闻过一些凄惨的故事。此外，箩工们路上雨雪寒暑、疲累染病者，那就数不胜数了。不少人殁于路途，被同伴“软抬”而归，情景令人悲怆。当时箩工中流行这样一句话:“上七下八千层过，肩挑背驮汗成河。这正是他们挑运生活的真实写照。 跑三斗坪虽然是政府号召，有“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宏大历史背景，但商家逐利、百姓搏命的利益驱动也是其重要因素。当时，川湘两地物价悬殊，三斗坪一担盐约只合五，六担谷值，津市则担谷一斤盐。所以尽管跑三斗坪辛苦、危险，还受中间人盘剥，但利润丰厚、酬劳可观，人们仍甘愿冒险。 人们常说解放战争胜利是东北、华北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抗战胜利至少有一部分是湘北人民用肩膀挑出来的。我们不说跑三斗坪的历史意义，即使仅从远距离大规模挑运艰辛繁重、世所空见的角度，也值为老辈们长歌一曲。 二、宝地大码头 在湘西北，人们对码头的含义有两种解释:其一是对一座城市的泛称，它囊括城市的所有内容，如常德码头、津市码头、安乡码头，就是指常德、津市、安乡城市本身。但为何要冠以码头，大概是标明其为临水的城市，码头是其繁华的代指。其二是对某一处码头的实指，它包括环绕码头的街市、码头上纷纷攘攘的人事，譬如津市大码头。 津市大码头，位于津市段澧水水位最深处，据传下有深潭，适于大船停泊。明清以来，官船常泊于此，舍舟登岸或弃轿上船，官府迎来送往频繁，而商贾货船亦在此起卸货物，号子之声不绝于耳。从码头上岸有数十级台阶，皆为麻石垒砌上有朝阳阁，俨如城门，可避雨遮阳，也是进入市区的“中门”。朝阳阁上供有吕洞宾像，登阁凭栏远眺，关山历历烟树，澧水点点白帆，尽收眼底，为当时津市胜景之一。 津市旧习，街道命名，悉以所在地码头、宫殿、里巷之名定之。故此，从大码头至新码头这一东西走向的通衢大街就名大码头正街，为了称呼方便，后来便简称大码头，省却“正街”二字。说津市大码头，即包含大码头正街。 清末民初，这条街虽人烟辐辏，生意兴旺，但街面狭窄，鹅卵石铺路，高低不平，路滑难行。1922 年唐荣阳任澧州镇守使，率部驻津，主持修路，路面改用麻石，平坦整齐，街上始容车马通行。这时，大码头富商趁扩街之机，纷纷改换门庭，仿效外地商业建筑风格，雇请外地工匠，先后兴建石库牌楼门面，高大雄伟，轩敞明亮，令人耳目一新。津市商店铺面历来以梭板上下敞口营业，此次旧貌换新颜，大码头首开津市商店新型建筑之先河。 津市素为澧水流域各县土特产和其他商品的集散口岸，万客云集，本地的外来的殷商巨贾都看好大码头正街这块商业宝地，纷纷投入庞大资金，设店营业，鳞次栉比，百业俱全。特别是大店、名店咸集于此，人们趋之若鹜。街上万头攒动，商店顾客喧嚷，银圆滚滚，不断流入各大商店钱柜和老板们的腰包。民国时期，大码头正街著名的殷实店铺先后有吉大祥绸庄、其昌斋馆、协和生药号、喻义和金号、大生昌盐号、福顺昌布庄、裕民百货号、杨鼎新纸庄等，他们实力雄厚，原始资金都在万元以上，有的高达10万元。吉大祥在鼎盛时期，年营业额多达30万元，一年获利3万元以上。彼时，附近各县都称津市是“银子窝”，而大码头就是“银子窝”的核心。 大码头既是津市商业的黄金地段，自然尺土寸金，房地产大多操于殷实业主之手，很少易主。由于粥少僧多，供需失调，后来者想插上一足，颇非易事，因而出高价、挖墙脚之举时有发生，纠纷不断。其地房租昂贵，1920年代，罗怡和药号的年租高达1200元(银洋)。 大码头正街的老板们大多出身商业世家，有深厚的商业文化底蕴。他们重信誉，守商德，货真价实，一诺千金，不弄虚作假，不欺蒙顾客，诚实经营;他们富有管理经验和能力，在扩展业务，减少购销环节，布置网点方面各有技巧;他们批零兼营，注意沟通信息，调整策略，从而增强了经营的主动性、灵活性，有利于积累的增加。如裕民百货号为争取澧水支流小河地区的业务，在天主堂河边的小河码头设立接待点，派专人守候，安装电话，俟客商下船，即热情上前迎接，生意谈妥，即打电话回店，安排酒席住宿，使客商宾至如归。 为吸引顾客，招徕业务，各店都很重视门市打理。店内商品花色品种齐全，中高低档具备，充分满足不同层次顾客的需要;尤其注重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顾客一进门，老板、店员随即起立，趋前笑脸相迎，有条件的还敬茶奉烟，尊若上宾。那时不兴称顾客为“上帝”，也不书写“服务公约”张贴墙上，但他们在思想上、行动上，是把顾客视为“衣食父母”的。在与顾客的接触中，店员们耐心介绍商品，并做顾客参谋，主动热情，真的做到百问不烦，百拿不厌。不论成交与否，态度始终诚恳谦和。送客出门时，对未成交的顾客表示歉意，欢迎下次惠临。如顾客购货较多，携带不便，则派人送货上门或到户取款。在这样温暖的购物环境中，陌生的顾客往往成了回头客，奠定了老宾主关系。基本顾客队伍的形成。也是生意兴盛的原因之一。 “福兮祸所伏”，大码头也逃不脱这一法则。民国初年，连年军阀混战，津市地当要冲，过境军队频繁，拉伕派款，负担巨大。1920年12月30日，湘军李蕴衡部攻打澧州失利，败经津市，大肆抢劫。时值岁尾，年关在迩，大码头各店年货准备充足，在外货款，也大多收齐存店。败兵破门而入，悍然抢掠，凡贵重易带货物、现款以及家藏金银首饰，均被洗劫一空。笨重商品，器具悉遭捣毁，无一完整。事后调查，大码头各店损失均在万元以上(含捣毁器具物件)，有的近5万元。大码头劫后余生，一时间路断人稀，一片萧条。 商人是要做生意的，大码头老板们虽罹浩劫，仍挣扎复业，他们清点残存商品。另筹资金和利用原来业务往来关系争取货源，另起炉灶，惨淡经营。时逢附近农村丰收，购买力增强，市面活跃，各店业务均有起色，渐复旧观。迨至抗战中期，战局一度呈胶着状态，津市偏安一隅，偷得一时苟安。是时，豫、鄂、难民及四川湘北、湘南部分商人纷纷群聚津市，人口激增，造成畸形繁荣。当时，沙(市)宜(昌)沦陷，长江、洞庭湖布雷、水运中断，津市形成川、湘陆路运输的主要孔道，肩负了沟通前线和大后方物资交流、互通有无的桥梁中转任务。因此，川、湘道上人流如织，“到三斗坪去”，成了当时的口头禅。在这种经商热潮下，各地来津商人和本地商人，见状技痒，使出浑身解数，不择手段，大显神通，或囤积居奇，或长途贩运，或倒买倒卖，有的甚至走私资敌，浑水摸鱼，大发国难财。大码头焕发昔日青春，再现辉煌。各店生意红火，老板腰缠万贯，踌躇满志。街头行人摩肩接踵，更形拥挤。津市人常把人多的地方形容“跟大码头一样”，是亲历之谈。也是当时大码头的真实写照。 八年抗战，是国运乖蹇、苦难深重的年代，但却是津市商业的黄金时期，暴发户不断涌现。大码头的老板们，虽各有机遇不同，但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暴利。福顺昌昆仲长袖善舞，在一次生意中盈利12万元;裕明百货店、杨鼎新纸庄在时局动荡中发展壮大，财力大增，很快成为各行业翘楚;就是1942年才挤进大码头的利隆盐号，原始资本仅食盐400担，后加入三斗坪运盐行列，几经周转，至抗战胜利前，股本已有食盐1200担。当时，这都还不算突出的事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当晚，《津市日报》收到中央社电讯，印发号外，广为散发。全市人民欢呼胜利，如痴如狂。大码头各店门首很快挂上汽灯、电灯，一时灯火辉煌，街上照耀得如同白昼。有的还在门首高悬国旗。庆祝离不开鸣放鞭炮，各店嫌零星鸣放不够热闹，便出动整批抢购，整箱放置在门首不远处，打开箱盖，用炭火引爆，一时火花飞溅，爆声震天。是日，鞭炮声彻夜未停，全市鞭炮店存货告罄。次日拂晓，大码头纸屑遍地，厚可没脚。鞭炮不拆封，整箱鸣放，这在津市尚属首次，大码头的人们以此抒发爱国热情、庆祝抗战胜利的方式，可称壮观。 抗战胜利后，寄居津市的难民们复员回乡，大码头顿失几许热闹，老板们在兴奋之余，各作新的打算，筹谋在新的形势下业务更上一层楼。但策略未定，时局倏变，内战继起，货币不断贬值，物价逐日猛涨，经济面临崩溃。商人们见生意已不好做，退而缩小业务，小打小闹。临津市解放前夕，一些人深怀共产忧惧，为了保存既得利益，有的携资外逃，图在外地另谋发展:有的买房置地，留福子孙有的化商业资本为个人生活资金，仅留少量资金维持门面，采取静以待变的态势。 津市解放后，国有经济逐步占领了津市市场，1951年，津市成立公私合营的企业公司，大码头资金较大的老板们连人带资金投入了这个公司。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至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占领整个市场。 历史偏爱大码头，它虽历经沧桑，而容貌未改。津市解放后，混凝土代替了麻石路面，街道更为宽广平整;临岸轮运码头，客流络绎，客货畅流，水陆两便，形成交通枢纽;澧水大桥临空横跨南北，大桥东侧街头，百货大楼与工商银行大厦巍峨对峙。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商业步行街拓建，个体私营商业方兴未艾，数座大型超市耸立其间，临街门面鳞次栉比，因而再次被誉为津市商业的“金三角”。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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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3-27 16: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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