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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版]一，历史虚无主义重新泛起的六大原因。 1.历史虚无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形势下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是对西方反共势力企图“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一种呼应。 近来，在研讨“历史虚无主义何以挥之不去”这一问题时，出现了这样一种论调，称：“现在之所以出现部分学者和网民对我们的英雄进行诋毁和质疑，是因为我们在过去的舆论宣传中对英雄人物过于政治溢美，才会出现如此强烈的反弹”，进而指出，“自古以来御用文人就爱对英雄人物歌功颂德，大加吹捧，甚至是将其神圣化。譬如《史记·五帝本纪》中就说‘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这是如何荒诞可笑?随着科学文化的日益昌明，有识之士怎能不群起质疑?所以我们在今后的宣传工作中，一定要竭力批判颂圣文化，坚持实事求是。” 这种论调看似温和理性，实则居心叵测，其目的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把“历史虚无主义阴霾再现”的罪过全部推给我们的宣传策略。老实说，我们在宣传一些英雄人物时，为了激发全民“人定胜天”的斗志和“精忠报国”的理想，的确存在一些夸大，可这在当初“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国内一穷二白”的情态下，不仅是“势之所迫”，更是我们用以团结众人、奋发图强、积极进取的有效措施。而况我们的“夸大”，是在原有事实的基础上“精雕细刻”，进行艺术加工，并没有背离“阶级性”和“人民性”，这与封建时代的犬儒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帝王与财阀的美化，是有本质区别的。 要知道，(美)布林克利“奉命所著”的历史教科书，至少对George Washington、John Adams、Thomas Jefferson、James Madison、James Monroe等十位美国总统有过“重而无基”、“华而不实”的描写，更有甚者，对后帝国主义时期内“国会议员的软性腐败”、“法律保卫金钱选举”、“金融危机期间以邻为壑”等等现象曲笔回护，但美国的主流学者和平民大众却并没有对此稍加置喙，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更将“约瑟夫·利文森纪念教学奖”双手奉上;在东京的金鸡学院内，学院学监、日本著名学者安冈正笃、川田瑞穗等人对天皇的吹捧就更加肉麻，他们在草拟的《日本停战诏书》中称：“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时局，兹告尔等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拳拳服膺者……(原文：朕ハ帝国政府ヲシテ、米・英・支・蘇四国ニ对シ、其ノ共同宣言ヲ受诺スル旨通告セシメタリ。抑ゝ帝国臣民ノ康宁ヲ图リ、万邦共荣ノ乐ヲ偕ニスルハ、皇祖皇宗ノ遗范ニシテ、朕ノ拳々措カサル所。曩ニ米英二国ニ宣战セル所以モ、亦实ニ帝国ノ自存ト东亚ノ安定トヲ庶几スルニ出テ、他国ノ主权ヲ排シ领土ヲ侵スカ如キハ、固ヨリ朕カ志ニアラス)。”如此公开美化自己开战前的“狼子野心”和战败后的“投降目的”，纵览东亚，亦属少见。 美、日两国的“公知”如此苦心孤诣的为其国内统治阶级文过饰非、大吹大擂，未见丝毫翻江倒海般的“异见”涌出，为什么我们对自己的开国英雄略加赞赏，就成了“宣传策略有问题”?!可见问题的要害不在于此。推销历史虚无主义，是布热津斯基、熊彼特等人在制定美国的冷战计划时就蓄谋已久的，换句话说，即令我们将自己的英雄以“纯粹白描”的手法展现在世人面前，也还是注定不免谣诼! 正如学者龚云所说，自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如何把社会主义国家从地球上抹去，就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痴心梦想。当武力达不到不他们的目的后，他们就转变了策略，在不放弃武力颠覆的手段同时，更多地把希望寄予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势力的和平演变，加强思想文化的渗透。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就成为他们进行和平演变的一种重要策略和思想武器。 早在苏联还是西方的盟国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一场演说中，就提出要在苏联内部找到同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人，找到资产阶级的同盟军。他建议把布尔什维克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对列宁主义的狂热。他还建议从青少年抓起，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把青年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 1957年7月2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几乎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这种“和平演变”不是一两代人能实现的，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当有记者问：“赫鲁晓夫的孙子是否将有自由了?”时，他回答说：“我并没有对这件事定过日期，但是，我愿意这样说，如果他继续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1]他们将“和平演变”的希望寄希望于共产党的后代，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说：“我们仍旧相信，中国的局面在最近的将来无论可能是怎样悲惨，无论伟大的中国人民的一部分可能怎样地处于为外国帝国主义而效力的一个政党的剥削之下，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中国终将推翻外来制度。我认为我们应当在中国鼓励现在或将来能促进上述目标的一切发展。”[2]艾奇逊的用心很明显，希望中国将来共产党内部出现颠覆分子。对于西方的这种用心，1964年，毛泽东在当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指出：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这话讲的灵不灵?我不希望灵，但也可能灵。像赫鲁晓夫，列宁、斯大林希望吗?还不是出了!”[3]帝国主义之所以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新生代有可能对革命历史淡漠，对革命传统、理想信念淡忘，有可能向往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毛泽东对于帝国主义的用心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所以他晚年提出要培养千千万万个无产阶级接班人思想，“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为了让共产党的后代对共产党的历史淡忘，西方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对共产党的历史和革命史采用虚无的做法，否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历史认识，扭曲共产党的历史、社会主义的历史。他们以“民主交流，求同存异”的名义，去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学家，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高唱赞歌。洪振快、黄钟、冯玮之流就是被“带到沟里”的典型。 2.愤愤不平的自由主义分子、非法私营企业主、党内的腐败变质分子三者沆瀣一气，积极否定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历史。 在建国之初，为了避免封建时代的历史周期律以及抵御西方的颜色革命，建立健全以工农阶级为基础的社会功勋与全民监督机制，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的发起了多次思想革命运动。 这对党内民主个人主义者，特别是个别高级知识分子造成了一定冲击。但他们不能正视和理解毛泽东同志的高瞻远瞩和良苦用心，而且自身又傲上矜下，自命老子天下第一，受不得半点委屈，于是开始将个人的痛苦无限放大，牢骚不断，把“前三十年”说的一无是处。 非法私营企业主支持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获得巨大发展，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解决民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绝大多数非公经济人士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是尊重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的，相信社会主义可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不可否认，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身，随着私营企业主的阶级意识的萌生，一些私营企业主从本能会排斥马克思主义，自然而然地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制度，这些人也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重新泛起的社会基础。他们支持一些知识分子，以“学术”的名义，采用映射史学的手段，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 党内的腐败变质分子，支持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党内极少数腐败变质分子，利用人民赋予的国家公权，迅速地暴富。他们已经蜕变为剥削阶级，马克思主义成为他们的思想禁锢，社会主义成为他们的制度束缚，共产党成为他们的政治障碍。为了摆脱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他们支持社会上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党内的社会基础。 3.一些历史研究者首先在历史观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丢掉了阶级分析的观念。 长期以来，在历史研究领域中，精英史观和人民史观一直龙争虎战，互不容让，好像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究竟是“先王有服，恪谨天命”，还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有些人搞不清楚。直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诞生以后，我们才解决了谁才是推动历史的源动力以及历史研究工作是为谁服务的问题。 鼓吹“精英史观”和“智能史观”的人试图以之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此来向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挑战。首先，这个论点是违背劳动创造世界这个伟大真理的。任何科学技术，如果要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首先必须进入生产过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是与劳动创造世界的唯物史观相一致的。单靠少数几个有智能头脑的社会精英是不可能推动历史前进的。其次，它是违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个伟大结论的。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方式的主体，也就是社会历史的主体，而“精英史观”论者看不到人民群众是一切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因而是不正确的[4]。 一些颇具学养的文人墨客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但由于身份地位和物质条件的改变、职务含权量的提高，他们逐渐对此视而不见，更愿意信奉“马尘车驰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一旦对底层大众失去了阶级情感，自然不想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轻视、否定，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就出现了对正确的理论思维的忽视，或是热衷于琐细的研究，或是生吞活剥地搬用西方的史学理论或模式。 有的研究者面对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由于缺乏理论思维能力，或缺乏正确的理论思维，陷入历史资料中而不能自拔。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结果就无法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历史资料，无法从总体上对历史事实进行全面的把握和本质的分析，一到对宏观历史进行解释时，就堕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这样就出现恩格斯所说的：“无论对一切理论思维多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在这里，问题只在于思维的正确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进行思维，因而是错误地进行思维的最可靠的道路。但是，根据一个自古就为人们所熟知的辩证法规律，错误的思维贯彻到底，必然走向原出发点的反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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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16 08: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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