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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市松秀班简史
（三）
作者：乐山
“松秀班”艺人处境和遭遇
“松秀班”生活在封建社会里，旧思想、旧意识、旧风气、旧的规章制度牢固地控制着艺人，使艺人长期过着非人的生活，状极可怜。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1.封建迷信严重
旧社会“松秀班”入班学戏的学徒，虽有艺人子弟，但多数为穷苦农家孩子，也有极少数是街头流浪儿。他们进班社都立有字据:“生死祸福，听天由命，私自逃跑，打死勿论。”每科一堂学，少则20人，多则三四十人不等。进科班后只有饭吃,别无其他补贴。学徒进入戏班，首先要向老郎菩萨叩头，接着是拜师三叩头，然后是“剁尾巴”:男学徒打屁股12板，打时嘴巴要啃住板凳角;女的要打手心12板， 预示学艺时12月“月月红”。以后便开始练基本功，学身段，走摆步。过一时期再根据学徒嗓音、扮相、形体等条件分行当进行训练，训练期间，稍有过失,轻则罚站、罚跪，重则打屁股。 到学徒可以授戏时(口述或发单杠本子)，学徒要向师傅叩头以示感谢。学徒学戏一百天期满，准备登台演出时叫“挂衣”(将衣服挂起来换上戏服), 登台前，先向传艺师傅、掌管三箱传艺师傅和文武两场面师傅叩头，请求关照。当艺人转到另一戏班演出时, 也要向班内师傅拱手作辑，请求关照。 谁要是这些礼节不周到，定会遭到责难和麻烦。“挂衣”演出收入全部交本家后再分得一点点报酬。得了“赏钱”要奉敬老师一部分，以示酬劳。戏班里还有许许多多的忌讳，如不准讲“散”字，雨伞要叫“雨盖”；不准说“梦”字，见到姓孟的要改口唤作“醒××”:放鞭炮不准放单鞭，单鞭意味着散了股、炸了箍，因为这都是不吉祥的字眼。新戏“踩台”时，扮演《杀无常》的无常要喝雄鸡血酒，挨家逐户讨钱，演《风波享》时，后台要供岳飞牌位，烧纸钱。扮演花脸的演员如果用珠笔在小孩额上点一下,便会“长命富贵”。化妆时穿什么“行头”，用什么“道具”，不能随便挑选。妆化好后静坐候场, 不得谈笑乱走动。还规定旦行坐大衣箱，生行坐二衣箱，净行坐头箱，丑行则大小衣箱、盔头把子箱都可坐，任何人不得坐打小锣的位子。 以上这些规定，都反映出“松秀班”和别的戏曲班社一样，班内封建、 迷信色彩是极浓厚的。
2.社会地位低下
旧社会，戏曲艺人社会地位是极其低下的，“松秀班”也不例外，长期被人讥之为“戏子、忘八、吹鼓手”，列入下九流。那时, “松秀班” 一年四季有三分之二时间在农村演出, 如果是被地方上约去为庆丰收，或是为地主豪绅家祝寿、嫁娶等喜庆演出, 安排较好一点；如果是为了谋生到乡下演出, 情况就不同了，先要由班内管事到地主豪绅家登门拜访,取得允许后，再请求点戏，点好戏才能“开锣”。演出时，限定一场分上下两本，上本戏前要加“垫台戏”,下本戏完了要加“压台戏”(通称“杂戏”)，每场演出时间长达四五小时, 艺人弄得疲于奔命。 即使如此，还会遇到刁难，演出中间, 要临时换戏、换角，稍不服从，便会鸡蛋里挑骨头。如演出《仁贵扫雪》，仁贵扫雪回到窑洞将扫帚在门边敲两下， 清掉帚上雪，如果多敲一下或少敲一下，便认为功夫不到堂，不是扣钱便是箍台、哄走，分文不给。 “松秀班”在津市演出, 日子也不好过, 往往剧场客满了，地方官僚、恶霸一到，便必喝着前排观众让座, 管事只得下台来几方面说好话，又是递烟，又是送茶。演到中途，不仅又会出现要求换戏、换角的，甚至还给坤角(女演员)出难题、添麻烦。稍不顺意，便借“打彩”之名，将铜钱、光洋、石头对准台上的演员打去，打得演员头破血流，急忙躲开，演出被迫停止。遇到流氓地痞去剧场内惹是生非,还会出现茶碗满天飞，观众一哄而散, 而管事还得在散场后到这些地头蛇家低头请罪的情况。 更有甚者，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官僚、地主、恶霸看准哪个女演员时，还要强迫拜干爹干妈，收作三房、四房小老婆。这类事，在“松秀班”和其他一些戏班里是不乏其例的。
3.生活穷困至极
“松秀班”艺徒生活艰苦,要求亦严。三年学艺时，睡地面、滚稻草，没有垫和盖，一百天学习期间不准会亲人，不准外出, 还不准剃头。他们每天睡半夜、起五更地练功, 一日两餐，粗茶淡饭，仅能饱肚子，只有在七月二十三日老郎菩萨生日时才有一点荤进口, 叫做“傍神享福”。吃饭听“盖方”，盖方响一下站队，响两下上桌，响三下动筷子，谁要是讲了话或敲了饭甑，“盖方”会没头没脑打来。
旧社会戏班唱一本戏收入只有几斗米钱，加上天早水淹，灾祸频仍，求生不得 哪还有闲钱、闲心看戏，这就给“松秀班”带来极大困难, 一年到头，全班人员生活也难顾，更谈不上添置新戏服和盔头了，旧社会有四句歌遥形容“松秀班”的穷困:“头上戴的稀巴烂， 身上穿的用线绊；我要本家添行头，本家叫我就着玩。可见其戏服、盔头破烂不堪到什么程度。
那时旧社会比喻一个人穷酸僚倒样子，便以“松秀班的行头”为出口语。“松秀班”艺人生活特遇低微。 每案戏演出后,按每股十分付酬。名角分十分账，次之九分账以下，直到三分，每股账过去以铜板计算(以后是角票)，此外,拉线子(胡琴)的可分到点“线钱”,花脸可分到一点“油粉钱”，检场的可分到一点“烟火钱”，为数也不多。过去戏班里跑手下的也还分头、二、三、未四等，头等才分到六股账 ，二等四股，三等二股, 四等的只有碗饭吃。因此，无论是“好佬”(名角的尊称）或“邹佬”(对普通艺人的称呼)生活都是极其艰苦的。于是戏班里出了名的青年演员不得不依附其干爹干妈, 从他们那里得到一点打牌的头子钱做几件衣穿穿，而艺不到家只能天天跑龙套的演员, 便三五一伙，利用空隙时间在戏场门前靠押彩字宝捞点外水，补贴零用。旧艺人处境之艰难，是局外人难以想得到的。
4.演出时风餐露宿
旧社会在农村是没有剧场的, 城市里也只1931年左右才出现剧场，但一般也极其简晒。 “松秀班” 长期在农村演唱“庙戏”和“会戏”，有时在寺庙戏楼演出，更多时候是临时在野外空坪搭一座简陋舞台，上面用斗垫遮住，称作“草台”。艺人唱草台戏， 夏有烈日晒， 冬有寒风刮， 遇到雨雪要停演。每次打场，衣箱、盔头箱靠艺人自己背和挑，住宿地方只能借堂、 庙宇, 那时一年四季，多在农村活动(正月唱土地戏，二月唱观音会, 三月唱佛祖会，四月唱单刀会、城隍戏,五月唱青苗戏，六月唱雷祖戏、禹王会, 七月唱孟兰会，八月唱丰收戏，九月唱重阳会、老祖会，十月唱阳春戏，冬月唱财神戏、水官会，腊月唱迎春戏)。戏班艺人就像是一群“苦行僧”，状极可岭。
从以上种种情况看, “松秀班”当时社会地位之低，工作条件之差，艺人生活之苦，可以说已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这样难的处境延续了近百年，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艺人才得到彻底翻身。（未完待续）
摘自政协湖南津市委员会编纂的《城市基因津市文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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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4-6 11: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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