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古渡源 于 2023-4-17 17:38 编辑
辛树帜，1894年8月8日出生在湖南省临澧县烽火乡辛家嘴一个贫穷农民家庭。全家只有3亩田，另佃地20多亩，自家耕种，其兄帮人打零工。九岁丧父，小时候曾给地主放过牛，后由其兄抚养长大。9岁入私塾启蒙，1906年秋入高小4年级，1910年进常德师范学校，1915年秋21岁时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前身)生物系。辛树帜在武昌高师学习时，受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主义思想影响，刻苦攻读，决心振兴祖国，以教育和科学昌明政治，解万民于倒悬。当时，他支持孙中山、黄兴的主张，信仰三民主义，并加入国民党。 1919年春实习期间，得到原籍临澧县政府的100元津贴，随同学到日本考察了一个月。1919年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为了筹措出国留学资金，他不辞辛苦，在长沙明德中学、湖南第一师范、长郡中学等处任教。教学中，他注重引导学生从实际和实践中学习科学知识，常带领学生到野外去采集标本，对学校和学生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时蔚为风气，使不少学生由此走上了科学的道路，如后来成为知名专家、教授的植物生理学家、农史学家石声汉，植物学家吴印禅等，都是他当时的学生。 经过4年的艰苦努力，节衣缩食，他积攒了2000多元钱，便于1924年赴欧留学。他原打算以勤工俭学方式到美国留学，但当时美国实行的移民政策，限制华人入境，便改变主意去英国伦敦大学学习生物学。一年后，又转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 1927年冬，正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时，辛树帜突然接到当时在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正副校长的戴季陶、朱家骅发来的电报，约他回国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寄给他2000元作路费。他本想在柏林大学再深造一二年，但因一再电催，又寄来路费，就只有先踏上归程。 但是，他当时一心想的是如何发展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根本不想从政。加上在柏林大学，他的指导教授笛尔斯曾告诉他，"中国的广西瑶山地区，在动植物分类学上，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他一心向往要到那里去作认真的考察，填补动植物分类学上的这一空白点。因此，回国后，他首先婉言谢绝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委任，并再三向戴、朱两人说明自己的想法:"我国地大物博，素为世界所重视。而我们的科学落后，尚没有我国人自己作的精密调查，历来所见关于中国生物之记载文献，多出自外国人之手。其中虽不乏治学之士，但也有居心叵测，为本国利益搜集资料存心侵略之辈，听其深入各地从事采集，丧失国家主权，实是我们莫大耻辱!今日为求我国学术之发达，查明各地物产实际情况，以供祖国开发之参考，自行着手调查，实属刻不容缓。桂省交通不便，外人尚未调查，尤为亟待考察之区。俟桂省调查完毕，然后再扩至滇、黔、蜀、湘、赣诸省……"(参见《国立中山大学广西瑶山采集日程》1928年版)。经他一再争取，终于被中山大学聘为生物系教授兼主任。 广西瑶山不仅有天然的原始森林和丰富的生物资源，又是少数民族居住区。瑶山中的语言、习惯、风俗、民情，都未曾有过专门考察。虽然地方志上有一些零星资料，但往往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也很不完善，更谈不到详细。于是，中山大学决定由辛树帜带一考察团，对瑶山的动植物资源、历史、语言、民俗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1928年5月，考察队向当时人迹罕至的广西大瑶山、大明山进发。 瑶山是中国甚至世界动植物资源宝库之一，且在生物分类和生态上都很有利于观察，是生物学工作者理想的天然大学校，也是当时我国西南部的一个神奥领域。为了采集到尽可能多的动植物标本，他们攀险岩、穿蓬蒿、钻竹林、斗恶蜂、避山蛭、躲毒蛇，战胜诸多难以想象的艰苦。白天，他们在山上兴致勃勃地采集动植物标本;晚上，他们回到山村，在昏暗的油灯下，采集民歌民谣，标注少数民族语言，调查民风民俗。 同年11月，辛树帜又组队进入大瑶山进行第二次考察，其规模比第一次更大，考察的区域范围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直到第二年2月才返回学校。 瑶山考察，开国内大规模科学考察和生物采集之先河，其考察和采集范围已远远超出瑶山地区，涉及贵州苗岭山脉的云雾山、斗蓬山和东部的梵净山，湖南南部的金童山，广东的北江、永昌、瑶山及海南岛等地，共采集标本6万余号。其中植物近千种3万号，哺乳类动物40余种100余号，鸟类210种4000余号，爬虫类40余种500余号，两栖类20余种300余号，昆虫类600余种2000余号，鸟类中有60多种是首次发现，揭示了中国南部的动植物宝藏。发掘出许多新属新种，其中最突出的是辛氏鳄蜥、鳄蜥亚科、辛氏美丽鸟、辛氏木、辛氏寄生百合、辛氏铠兰等20多种以辛氏命名的动植物新属新种。此外，他们还收集瑶族服饰物品数十件。对当地风俗习惯作了大量笔记，先后整理出《瑶山两月视察记》、《正瑶舞歌》、《甲子歌》、《瑶山采集日程》等大量民族民俗资料，并在1928年《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出版发行"广西瑶山调查专号"。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称赞这次调查"真是一件大功绩"。由此为中山大学建起了比较完整的动植物标本室，培养和吸引了一大批从事动植物研究的专门人才，扩大了中国学术界在国际生物学界的影响。 1932年春，辛树帜由广州北上南京，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审处处长。次年，该处扩充为国立编译馆，辛树帜任馆长，审查发行大、中、小学教材，统一整理科学名词，使许多从外国音译过来的同物异名科学名词，有了我国统一的名称，极大地方便了教学、科研和中外交流。此间他还主持编纂出版了我国第一本《教育年鉴》，主编《黄河志》、《图书评论》等，大力赞助中华自然科学社，组织青年学者撰文介绍国外科学成果，普及科学知识，为我国科教文化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由于大半生从事农业教育，辛树帜深感整理祖国农学遗产的重要意义，因而他早就想集中全国研究农史之人才，用10年以上的时间，整理古代农书及古籍中的农事部分，整理栽培技术和农谚、时令等。他认为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国农学，其地位决不亚于中国医学。加之他国学功底深厚，广涉群籍、勤于探索，因而对整理研究我国丰富的古代农业科学遗产和农业史，有许多深刻独到的见解。并在这一领域亲自从事卓有成效的探索性研究，对农史学科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我国水土流失问题严重，直接影响农业生态环境，从历史角度研究我国古代水土保持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水土保持学，是辛树帜多年的夙愿。1956年，他发起组织"陕北农业生产和水土保持工作考察团"，对陕北地区18个县，尤其是丘陵沟壑区进行了综合考察，并与各地、县党政领导、技术人员和农民群众座谈，整理出考察报告，在次年举行的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作了专题发言，阐述了解放后祖国水土保持事业的发展和根治黄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周恩来总理听完他的发言，亲切地鼓励说:"讲得不错呀!我希望在今后50年里，依靠我国水利和水土保持科学技术的发展，解决水土保持问题。"这为他致力于中国水土保持研究，增添了极大的动力。经多方搜集资料，艰苦探索，辛勤钻研，1958年国庆前夕，他写成了《我国水土保持的历史研究》，发表于《科学史集刊》第2集。 1974年，辛树帜倡议组织力量编写《中国水土保持学》的意愿，得到陕西省水土保持局的支持，一整套编写构想也已由他酝酿成熟。1976年，他已届82岁高龄，不顾同事、亲朋再三劝阻，亲自带队前往四川、云南、广西、湖南、江西、湖北等省区，考察南方水土流失情况。这次考察，使《水土保持学》编写人员深刻认识到我国水土流失问题，不仅北方黄土高原地区严重，南方红壤地区和丘陵山区也一样严重。同年，《中国水土保持学》初稿写出，但他因视力减退，不能亲自执笔校阅，只能让编写组同志逐章逐句读给他听，他边听边提修改意见。全书完成后交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定名为《中国水土保持概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辛树帜积极参加九三学社西安分社的筹建工作，担任九三学社西安分社副主委兼宣传部长。他善于团结人、关心人，对九三学社的组织及其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他十分关心祖国统一大业，为争取台湾早日回归，做了大量认真细致感人的艰苦工作。1971年，他还在"牛棚"没有出来，得知陕西省对台办公室要他给台湾的科技、文化、教育界友人写公开信时，他毫不考虑自己尚在"难"中，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感人肺腑的言辞，向在台友人致意，期望共同致力于祖国的统一和国家民族的繁荣昌盛。在台湾的黄少谷先生是他早年在湖南明德中学任教时的得意门生，解放前与他过从甚密，后任国民党中央常委，是国民党的重要智囊人物之一。他写信给黄少谷先生"再施鼎力之才，为国家民族之昌盛做出贡献。"并多次亲自草拟对台宣传广播稿件。直到他生命垂危之际，犹念念不忘在台友人，希望他们回来看看，为祖国统一尽心尽力。辛树帜1922-1924年，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时，曾与毛泽东同事。1957年辛树帜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应邀参加了毛泽东主席主持的最高国务会议。时隔30多年，两人再次相见，毛泽东热情地握着他的手，直呼他的名字。在听了他对发展全国农业生产和开展古农学研究的汇报后，毛泽东称赞不已，并说他的名字取得好，"辛辛苦苦，独树一帜。"
| 
发表于 2023-4-17 17:22:57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