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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基因●津市文史丛书（风物卷）》连载（十八）
第四章《万里航船》
第三节 船运轶事
一、澧水放排 千百年来，伐木、扎筏、放排是澧水上游山民的生计之一。上游桑植至中游石门段，河道长仅226千米，但水流落差竟达600余米，故而沿途险滩毗连，水流湍急，险象环生。木材以杉、枞为主。上年的冬月伐倒，来年趁溪峒发水，沿山涧溪流集于上游各条支流(俗称杀靶子)，然后再串成大排汇入澧水，所谓大排，长者达50余米，宽近10米，远远望去颇为壮观，大排抵达津市，常吸引沿岸市民眼球。
▲澧水放排(徐立斌/摄) 人类的生存是在与大自然抗争中延绵至今的。放排是极其危险的行业，澧水上游下来的木排，要穿越激流险滩，其中艰险自不言说，作家叶蔚林先生的小说《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描绘得相当细致。到达津市的木材，除满足沿途市镇的需求外，大部分再组建为一两百个立方的大排销往岳阳、汉口以及长江各大口岸，需要横穿数百里的洞庭湖。排过洞庭，若是遇到大风，便是一场“大劫”，排毁人亡的事时有发生。在这命悬一线的放排劳动中，排工们苦中作乐，面对高山激流，纵情歌号，于是创造了一种溶劳动号子与情感抒发为一体的特殊音乐，那就是放排号子。 澧水排工号子也称澧水船工号子，其乐调大量运用苗族、土家族原始音乐及澧水流域方言俗曲中的衬词，高亢有力，节奏明快，其唱词生猛粗犷，直抒脑臆，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是澧水排工们对中国民族音乐的杰出贡献，已纳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二、津市板划 划子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对小船的别称，“板划”的全称是木板小划子。板划不设帆篷，平底、舱面宽阔，上搁舱板以临时载货，其载重量一般在十吨以下，一人一桨，机动灵活，适用于短途运输。津市的板划多用来从事码头驳运货物，亦有用来渡人过河的，其形制略小，平时不搁舱板，留浅舱以坐人。 当时，货船一般只泊河中或市区两端，商家到货须用板划驳运至码头，然后运至仓库或店面。即便是可直泊装卸码头的盐船，起货时仍需以板划“垫档”(浮桥)。凡此种种，俱为津市码头不成文的规矩，由来已久。可见板划业的兴起既是码头装卸的客观需要，也是流寓津市之底层人民谋生的手段。 板划业与箩业一样，也以码头分。其所谓码头，乃指以该码头为中心的一定区域，即其默认的业务范围。凡属此范围的货物只能由此码头的板划转驳，其他码头的板划不得插手。当时有驳运码头5个，板划约110只。清末时津市码头有“九旱五水”，“九旱”指9个箩行，“五水”指5个板划码头，其分布为: 五通庙码头 包括杨湖口、甘家巷、龚家码头、关爷楼码头，其业务范围包括驳运货物及渡人。 大码头 包括观音桥、紫谷巷、水府庙码头。包括驳运货物及渡人。 新码头 包括祁家巷，只驳运货物。 新建坊码头 包括徐家巷、三元宫。只驳运货物。 汤家巷码头 包括拐子巷 油榨坊。包括驳运货物及渡人。 从事板划运输者，首先须向码头所有者“买股”或“租股”，其性质类似于箩行的“箩租”，同时须宴请码头同仁，否则，不仅无货可运，甚至码头边都不能停靠。当时全市码头共定180股，每个码头36股，从业者或数人1股，或一人数股，但最高者不能超过3股。拥有股份者方能从事此业。如改行也可出卖或出租其股，租股以年为期，民国时期租费约当谷十石。 板划业以码头为单位自行维持。码头负责人称为“总船头”，由股权所有者轮流担任，半月一轮换，公差也按股轮转，两月一期。业务则各船依次序轮档，运费以“位”计。南货、盐以100斤为一个“位”;百货无论包装大小，以一件为一个“位”;瓷器菜碗，以16筒为一个“位”……另外也有包船、包吨位形式的。每年农历三月十八，板划船民到“不二庵”举办“娘娘会”，祭祀喝酒，祈求平安，算是他们的节日。 1950年9月，板划工人成立了“津市板划业工会”，乃合并五通庙、观音桥、汤家巷、油榨坊四个渡口的渡人板划，成立渡务所;编全市货运板划为3个队，由工会进行统一管理、调度，收入按业务量比例分成。至1953年，部分农村工人先后回家后，全市共有板划 70 余只。1953 年，板划工人加入“津市船民协会”进行水上民主改革;1954 年，板划业加入“搬运联合办公室”;1956 年，成立“津市划驳高级运输合作社”，所有板划折价归公;1957年，“津市划驳高级运输合作社’并入“津市木帆船高级运输合作社”随着后来港口建设的发展，板划，作为一个古老的行业，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三、汉口械斗记 码头是打出来的。在旧中国，各种势力充斥于社会之中，治安混乱，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为争得一栖之地，往往要付出血拼。“打码头”是常见的社会生态。 民国时期，湘西北船民多栖止于津市，跑长沙、跑汉口是其日常的路线。鉴于湖北人辨别不清湖南船的帮口，湘西北船民便自称为“湘西帮”或“九澧帮”。当时，九澧船只多停泊在汉口泊石码头，与湖南的永州船毗邻，永州帮船多载多，时常泊过码头，双方为此时有争执，几乎械斗。1946年某日，永州帮邀集船民，手持器械，气势汹汹向九澧船杀来，九澧船民事先并不知悉，张皇失措。幸好此时湖北咸宁县长(慈利人)来船上看望其岳父，带有两名警卫，永州帮船民见船上有枪，乃铩羽而归。一场械斗虽被制止，但火种并未浇熄。 为安全起见，“九澧帮”经九澧驻汉口庄客(采购员)宴请在武汉三镇任职的同乡，有警备司令陈协谋(石门人)、宪兵团长龙波(汉寿人)、宪兵营长李柏州(临澧人)、平汉铁路主任袁炳凡(石门人)、第二航空大队长王育根(慈利人)等，请求支持。席上，龙波表态:“湘西、九澧帮有事，只管来找我!” 1947年冬腊之交，两帮船民又发生争执，慈利船民苏海宁挨了几耳光，未敢还手。当晚，有21艘九澧船运煤抵汉，得知此事，无不气愤。次日，一永州船因走滩打锚不住，想抛缆搭在九澧船上借力上行，石门船民陈文发见状，手持菜刀坚决不允，于是争端又起。不久，永州帮 400多人，向九澧船泊船码头蜂拥而来。为首3人，手持铁剑，其余帮众提刀抡棒，丢砖抛石，一时间将孙福堂、刘海清等船砸得篷皮乱飞、千疮百孔。当时，孙福堂的妻子正在船中分娩，孙只能跪在船头磕头求饶;胡依卯等三只船正在开饭，其炉锅也被砸破。九澧各船慑于其人多势众，均躲入舱中不敢露面。围观群众，止于呼吁，连站岗警察，也溜之大吉。 此时，年已六旬、行伍出身的大庸船民徐达武挺身而出，大声招呼九澧船民奋起抗争，当时有周会栋、覃善芝、徐玉明、张三等17人踊身响应。徐当即吩响妻子拿出17条白布发给众人，又从舱中取来铜锣递与刘海清(津市人)，叫刘听其命令发锣，锣响则进，锣停则止。安排就绪，只听得一阵锣响，喊杀声大作，刀光闪处，17人头裹白布、各持两把菜刀杀上码头。所谓擒贼先擒王，勇士们径直向3个首犯杀去，几个回合，3个首犯便被砍翻在地。此刻，汉江两岸川帮船民也齐声呐喊，与九澧邻近的辰帮船民更是鸣锣助威，永州帮为声势所震，群龙无首，纷纷溃逃。张三等人一直追赶对方至汉正街，将其中一人耳朵砍掉1只。 这一战，九澧帮以少胜多，无一伤亡。永州帮为首3人被砍成重伤，轻伤无数九澧民众果敢勇毅、决绝无畏的精神与性格可见一斑。械斗之初，有一个细节很是动人。起初，辰帮船见九澧帮只17人上岸，恐难为敌，便有麻阳籍船妇12人，头裹丝包头，手持船桨欲上岸助阵，后见九澧帮未落下风乃止。仅此一念，亦可见英雄美人，自古惺惺相惜，又岂止是乡关情怀! 事发当晚，为防止永州帮报复，遂请求宪兵营长李柏州派了八条短枪来船坐镇，以防不测。 械斗发生后，茶馆酒肆流言四起，有说九澧船帮都是贺胡子的刀客的，有说鹦鹉洲的湘西排古佬明天将来助阵的。永州帮原已斗败心怯，闻此消息，更加胆战，当天深夜，便有二三十条船悄然离开。 翌日，九澧帮仗有宪兵撑腰，组织人员进行报复。永州帮哪敢交手，纷纷弃船避逃。九澧帮乘势将对方船砸乱捣毁，铺盖行李抛入江中……正在此时，当地警察大批赶来，封锁江岸码头，将九澧船民捉去32人。宪兵团长龙波得闻消息，当即打电话给警备司令部:“九澧船帮被捉去的人，如差一根汗毛找你们算账!” 刑警队将抓住的32人在汉口游街后送往水警队，水警队说:“谁捉的人由谁处理!”又改送早警队，旱警队说:“水上发生的事我们管不着。”再送往市政府，也无人理落。无奈之下，只好放人。 此次械斗，九澧帮虽得理在先，但其后报复过甚，也属仗势欺人，政府畏于当权，虎头蛇尾，印证了民国末期乱象。当时，汉口各报纷纷报导此次械斗经过都说九澧船帮雇请四川打手参与云云，其实不符。 四、长泰轮航难 “长泰轮”为长津轮船公司行驶长(沙)津(市)线的小火轮。1935年端午节前的一天，“长泰轮”从长沙返回津市，满载着一百多名乘客，并帮带有“浏阳秋”木帆船一艘，木船上也满载着津市“晏庆昌”“刘润记”“黄庶记”三家商店的面粉、糯米及赶节货物。经过一日一夜的逆水行驶，第二天下午二时左右，轮船已过了古镇新洲，津市在望。 因长时间待在船上，乘客们大多在舱室内昏睡，少数性急的人，开始收拾行李，作上岸的准备，只有几个长期来往于此线的庄客、水手，连轴转的一场“雀戏”还在鏖战……当船行至孟家洲时，突然一声巨响，船身断为三截。一时钢铁四飞、血肉迸溅，呼救哭号，如临末日。原来是轮船锅炉爆炸了，锅炉残体冲至半空，崩落在河岸之上;烟囱飞坠于两里外的田野，砸死耕牛一头;一少妇被烟囱带至空中，幸落水被救;浏阳秋木帆船也被炸毁，面粉货物，遍洒江中;而那些吞云吐雾、昏睡未醒之人，大多还在梦中便已成他乡之鬼;最哀谑的当数几位赌仙，尚有手捏幺鸡死不放手者。因事起仓猝，逃生不及，尸横当场、或落水溺毙或受伤苟延，鲜血淋漓，惨不忍睹。一场横祸，共计死亡80余人，侥幸生还者只60余人，也多数伤残。 造成事故的原因，有说锅炉工赌牌而忘记给锅炉加水、导致烧干爆炸者，有说是装载过重引致锅炉不堪负荷爆炸者，因直接当事人多已遇难，无法弄清原委。据说该轮大副落水未死，但深感责任重大，事后潜逃无踪。 长津轮船公司因此事件，损失巨天，但毕竟是财力雄厚的大公司，赔偿事结后，运转如旧。留下永久伤痛的，是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和捡回半条命的残躯。 五、汽笛一声到客船 澧水流经津市已是尽头，之后东入洞庭，北出长江，南往常德，津市实为江湖枢纽。水岸七里，大小码头鳞次栉比，满河舟楫，如同过江之鲫。然而，最吸引眼球的当属客运码头。这不仅是它具有搭物载人的功能，单就起航的形式也独具一格;轮船开时，鸣一长两短汽笛，船头徐徐朝西，逆时针在河中绕一大圈，尔后鸣一长笛径直向东驶去，船尾翻腾的浪花上，翩飞着几只白色的渔鸥，渐渐地。客轮在众人的目送下于远方凝缩成一个影子。 津市的客运码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仍是一副老旧的样子。候轮室设在水府庙内，坐在长条椅上，仰头能望到上面梁栋斑驳的油彩。外墙西侧的灰墙上。绘有一幅巨大的白色轮船，轮船的烟囱逶迤着一缕青烟，仿佛朝你驶来一般。这种带有广告形式的画面能激发人们无尽的向往。那个年代，乘船去趟省城是件很 稀罕的事。每到上下船的时间，台阶两侧的栅栏处，便围观着许多人。这其中既有迎送客人的大人，但更多的是来看热闹的孩子。从岸上到系船要下几十级台阶。乘船的人看到人们投射过来的一注注羡慕的目光，总会滋生出一股莫名的荣光。 每到征兵季节，来自澧水上游各县域的新兵云集津市，由此乘船去长沙。虽临时增派了船只，但仍有新兵需在津市滞留几天。那些日子，大街小巷全是新兵，虽然军装不是那么合身，但无不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和走出家门的兴奋。多年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依旧循了这条去时的路返回到家乡。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而津市大码头的繁华也就在他们的口中得以传播。 改革开放后，人们出行已开始选择汽车了，但仍有旅客绕道津市来搭轮船。个中原因，可能是会一会津市的老朋友，也可能是航行更能体现旅行的意义，或者干脆就是留恋津市的美食，难舍望江楼的佳肴。记得1982年，编者的几位好友去长沙，特意绕道津市，时逢大水，轮船不开，朋友们聚于津市吃玩一周，过后每每谈起，共视为天作之好。那时长沙班零点出港，下午五时回津，轮船靠岸，汽笛长鸣。汽笛声音，几乎成了津市人报时的钟表。每当汽笛响起，迟迟未眠的人会说该睡觉了，而沉湎于下午茶的茶客们也会放下手中的纸牌，说一声告辞。 然而终究听不到那汽笛了，时代的前进无人能违。或许是为了这座城市不至于失去这番记忆，在后来的城市建设中，大码头的近处，修建了一座钟楼，人们只有从夜半时分的钟声里，仿佛能咀嚼到旧时的光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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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5-30 21:18: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