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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往事 （参军篇） 市工信局离退中心轻工支部 蒋祖发
一九五零年十二月的一天，父亲从生产队开完会回家，把我母亲、三哥和我喊到一起，开了个家庭会，大意是朝鲜在打仗，要动员年青人参军，家中若有两个到了年龄的男子，必须报名去一个，我们两兄弟都符合报名条件。究竟让谁去呢？父母亲商量后，决定让我去。不让三哥去的原因，一是父母年纪大了，身体有病，田里的农活做不了多少，有三哥在家，全部农活就不用父母亲操心了，再说三哥已经定婚，第二年就要娶媳妇了。父亲讲完这些后征求我俩的意见，我马上表态，说我去报名，留三哥在家比我在家强。全家人取得一致意见同意我去报名。当天我就到队上报了名，队长很高兴，要我去县里体检，等通知。 一九五一年春节过后，报名参军的十多名青年得到了通知，赶到村里集合。大队部领导致了欢送词，给我们戴上大红花，每人骑上高大的马，人群敲锣打鼓，扭着秧歌，欢送我们。那场景好像就在眼前。当时心情很激动，“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同时也有些难舍！舍不得离开父母、舍不得离开养育我的故乡，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回来！ 县城离我家乡六十多里，天快黑时才到达县城，当晚住在接待站。第二天吃完早饭后，就在接待站进行体检。刚开始，我们这些受检的年青人都非常紧张，医生一再安慰，都还是静不下来，心跳得好像要掉出来似的，生怕选不上，回家多丢人呀。 轮到我了，只见医生和一名军人低声嘀咕了一会，医生说我身体合格，就是身高差了一点，体重轻了一点。那位军人想了一会，又大量了我一下，说：“部队生活好，过一段时间就会长高、加重的，定了吧”就这样，我就荣幸的成为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心里特别的高兴！之后，我们这些合格的青年编入了县大队。当时没有发军服，大家依然穿的是农民服装，我记得我穿的是一件蓝布做的长棉袄。 到部队后，先是政治教育，忆苦思甜，解决为什么当兵，为谁当兵的问题。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除了政治学习，就是队列操练，还有一项任务就是站岗放哨。当时刚解放，反革命分子活动猖獗，为了维护治安，要把反动分子抓起来并关进“木笼里”。我们这些新兵仅发一支步枪，在“木笼”旁站岗放哨，监视被关人员的一举一动，及时报告老兵。 这年九月，县大队有七名同志调到了常德军分区侦通连，我是其中一员。我们从澧县出发，扛着步枪，背着背包，步行了三天到达常德，这是我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非常疲惫。行军在公路上，偶尔看到汽车经过，心里想，要是有车坐该有多好呀！ 侦通连驻在常德西门外“春芳中学”。这所学校是一所女子中学，解放初期已停办，部队暂时驻在这里。我在这里生活了半年，这半年完全是按正规部队的要求度过的。除了政治学习，队列操练外，还要学习电话业务，如何放、收电话线，修理电话机，看守总机，要求每个人都能达到独立操作。 这年底，我调到军区司令部电话班。司令部驻在常德市内的“白云中学”，这所学校的建筑当时是常德市最好的，四层砖楼，除后勤部驻在另外的地方外，司令部的其他机关都在这里，电话班安排在第四层的西头，总机房也设在这里。 没多久，我又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暂编十四团电话班，部队驻扎在桃源县陬市，还有暂编十三团，后来才知道这些部队，都是去朝鲜的志愿军预备队。当时天气很冷，我们的冬装有厚棉衣、“大头鞋”，全都是按照朝鲜的气候配发的。部队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上级出发的命令。有一天，具体时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部队就安排当晚午夜，在陬市船码头上了船，将一路沿沅水到岳阳再转乘火车去往朝鲜。就在这时，接到上级命令，朝鲜停战谈判有进展，部队暂停北上，所有已经出发的部队返回原地待命。没过几天，部队调到湖北，参加了宏大的“荆江分洪”工程。我又回到了军区电话班。 年底，接到一个不好的消息，由于刚解放不久，湘西慈利县与湖北交界的地带还有土匪活动，还杀了民兵和“土改根子”，闹得当地群众十分恐慌。 湘西的土匪，人数众多，极其彪悍。经过人民解放军大部队的围剿，大多数已被歼灭，但由于地域广阔、众多高山，还是存在一些被打散了的漏网之鱼，趁部队离开，他们经常出来残害人民。 慈利曾有个叫“朱巴子”的匪首，任过国民党的师长，组成的所谓“神兵”，就是一伙残匪，在围攻慈利县城时，被解放军团团围住并彻底歼灭。这次又出现有土匪杀人的情况，军分区司令员决定派部队前去消灭这些残匪。 过了年，即由司令部参谋科白庆祥同志带领一个连去慈利围剿这股土匪。白庆祥同志是北方人，打过不少仗，作战经验丰富，指挥能力很强。我被抽到这个连队当通讯兵，配发了一支铁把的冲锋枪和四十发子弹，一部美式电话机，两“拐子”电话线。 部队到了慈利县城后，白参谋和当地的武装部张凤祥部长交流了情况，派武装部的张参谋随队参与剿匪行动。张参谋是本地人，熟悉本地情况。慈利山多，山路很难走，翻过一座山就要大半天。部队走出县城向“马合口”进发。 出城即面临一座叫“牙门关”的大山，上山的路就像是电影华山所展示的那样，“自古华山一条路”。一条窄路上山，半山腰建有一栋木屋，人只能从木屋楼板窗口中经过，只要把窗口关上，任何人休想通过。 到了傍晚，部队达到目的地---“马合口”。这里是个有十多户人家的小集镇，每逢“赶场”日（一种集市交易活动），人们就在这里交换物资，买卖商品，很是热闹。 部队分散住进十多户人家的家中，连部扎在一栋两层的木屋里，白参谋在楼上办公。我随即安装好通讯设备，及时和上级取得了联系。部队分散住在老百姓家中后，马上就分头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动员大家检举揭发土匪的活动，同时派小分队到被土匪杀害的民兵家中了解情况，做好安抚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基本摸清了一些情况。这伙杀人的土匪有十多人，尤其是其中有一个女的特别凶狠。 前期大部队清剿时，有两个任过国民党师长的匪首没有抓到，一个是覃国柳，另一个是白瑞林，现存的这伙土匪就是他们的残部。这伙残匪很狡猾，群众向部队反映了土匪活动的线索，部队连夜赶往那儿，土匪已逃得无影无踪，部队一旦离开，他们又出来活动，像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搞过几次。 根据上述情况，白参谋请示上级决定改变策略，将部队分成多个小组，有分有合，并化装成群众埋伏在群众中，只等土匪出现，小分队就合围将其消灭。 摸清了土匪的情况和布置好了清剿方案后，除留下部分兵力外，其余人员回到原部队，我也回到了司令部电话班。没多久，传回来消息，杀人的那帮土匪被全部活捉，那个厉害的女土匪也在其中。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有群众发现，有一座山上冒烟，民兵上山搜查，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白胡须老者在生火做饭，经审问，他就是匪首白瑞林，其终于落入了人民的法网。 我回到司令部没几天，上级通知我去汉寿县兵役局（后改为县武装部）当油印员。 兵役局除了我一个士兵外，都是当官的。我的任务是：刻写钢板，抄写文件，收发文件。因为我年轻，做事卖力，只要是当官的要办的事，我都积极去办，所以当官的很喜欢我，给了很多关心。在这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介绍人是魏生儒（兵役局秘书）、王俊杰（民兵科长）。 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兵役局要缩编，部分人员要转业到地方。三个去向，一是去华南植物园，二是去北大荒，三是当地安置。我属于第三种去向，即就地安置。 部队是一座大熔炉，经过七年部队生活的锻炼，我这个原来什么都不懂的“放牛娃”，成为了不怕困难，勇于担当的共产党员，为我以后的人生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要感谢党，感谢部队领导和亲爱的战友。 过了年，我们有四位同志去了汉寿县委组织部报到。 曲长胜同志是北京人，部队时任武装部民兵科长，转业后安置在县民政局任局长； 孙永成同志也是北方人，中尉军衔，安置在纽扣厂任厂长； 王斯斌同志是益阳人，少尉军衔，有文化，能写材料，安置在县团委，坐办公室； 我年轻，身体好，安置在县组织部当干事。 对这次转业安置，大家都很满意。说明了县委对转业安置工作的高度重视，也说明了武装部领导对转业到地方去的同志，高度关心和照顾。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县委和武装部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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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6-25 22:3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