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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因●津市文史丛书（工商卷）》连载（六）
第一章 津市市场
第四节 市场演变
三、“文革”时期的商业 1.破“四旧”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最先冲击的就是商业。8月17日，湖南大学学生数人来津市宣传“文化大革命”。经他们宣传发动，8月29日，由津市一中红卫兵数百人上街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首先砸烂市内商店中所谓带有“封、资、修”意识的招牌，第一家被砸烂的招牌，便是副市长王明富的南货店“德和大”，随即更名为“破旧”商店。人民路“美丽”理发店，时为津市乃至九澧最为“奢侈”的理发店，清一色芜湖牌的靠把椅，落地式的面镜，大厅安有吊扇。“美丽”招牌被砸后改为“友谊”。后有人贴了幅对联，上联:“美丽改友谊黑乃黑”，下联:“乌龟变团鱼原复原”,横批:“封资修”。药店名号“协和堂”三字，镌刻在石库门上，因工具不强，砸了半天仍未砸烂,最后只得作罢。一街门面，全改称“反帝”“反修”“工农兵”“东方红”之类的政治口号招牌。90余种化妆品、装饰品勒令下架。随后开展对“利润挂帅”“效益挂钩”及“管、卡、压”的大批判，不讲成本核算，取消各种奖励制度，一律实行固定工资制。 2.大包大揽 通过对流通决定生产论的批判，津市商业由以前有选择性地购销地方工业品，重回归到大跃进时期的大包大揽的老路，给产销关系和收购供应工作带来危害，造成产品、资金积压的不良后果。一方面紧俏商品供应紧张，另一方面滞销商品压库。1972年，百货公司被电池、圆珠笔、袜子三大地方产品压得喘不过气来，这其中既有产品质量的问题，又有销售不对路的问题，三项商品共占有资金200多万元，每月支付银行利息1万多元。 3.商品匮乏 城乡集贸市场的取缔，直接导致日常生产、生活用品的短缺，津市传统的日杂生产、生活用品大多来自澧水上游的石门、慈利等地，大到农村的各种农用工具，小到家庭的竹木用品。一次，历年与津市有着贸易往来的湖北公安、石首等地急需一批竹木用品，津市有货，但怕途中受阻，只得向省里有关部门请示，后来文答复是，此事需按程序一级一级上报，由上面平衡调剂，而不能由县、镇直接销往省外。由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导致农村家庭副业的猪、鱼、禽均视为非法。1969年津市市场管理委员会组织“贫下中农管理市场”，在郊区四周成立11个小组，95人，市区15个小组，183人，可谓天罗地网，农民卖只鸡、几个蛋都要加以限制。丝绸、呢绒、化纤布、毛巾、毛线、棉线、肥皂、洗衣粉、胶鞋、白酒、香烟、煤油、火柴等日常用品均需计划供应。至于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三大件更是一票难求。“文化大革命”前，津市有小商品8245种，直至1970年，仅剩下6883种，比1966年以前减少了1362种。 4.经济单一 1966 年之前，津市市场是以国营商业为主体，集体商业为帮手，集市贸易为补充的三位一体商品流通渠道。1970年，集体所有制的供销合作社并入国营商业，改为全民所有制。在这之后恢复的原合作商店，人权、财权集中归口到国营公司。改组为国营商店。而集市贸易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和破坏。此时市场上的商品流通完全由国营商业一家来承担。独家经营，没有竞争，职工坐大船，划懒桨，吃大锅饭，毫无危机感，从而导致服务质量下降，俨然成了“官商”。 5.网点萎缩 1969年冬，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下，掀起一股城镇居民下放农村的高潮，按当时人口比例以及对象标准，首当其冲的便是商业这一块，集体人员以及原工商业者(多是商业精英)，几乎占了下放户数的70%。加之关闭合作商店及合作小组，以致网点丢失、人员紧张，而此时又恢复了按行政区划组织商品流通的做法。1969 年，澧县各国营专业公司成立，不再在津市进货。其他各县纷纷仿效，不惜商品倒运，自成体系。据1970年统计，津市供货区仅局限于临澧、石门、慈利、鹤峰四县部分公社，包括本市人口及流动人口，供应人口仅33万余人，相当于一个小县的人口规模。市场区间大为缩水，由从前的一个巨人变成一个小矮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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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9-8 10:27: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