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初中的那两年

于乾松

读初中的那两年

       雷元成



小学延迟一个学期，等待上中学的那种急不可待终于结束了。经过教书佬舅舅（我舅舅多，外甥们都这样称呼我三舅）的努力争取，我上中学了。只是没能上到想读的闸口公社中学，到村办初中，那时候称为戴帽初中的老木学校。



开学的时候，也才初秋！可是清晨出门感觉不同现在，已着实有了几分寒意。柏樟虽与老木山水毗邻，但从家里到学校却有十里之遥，须翻越老木寨这座大山岭。我们从南坡上去过羊肠小道，登百十级石阶，到达蔡家垭半坡，有一眼泉水冬暖夏凉，水清澈。


每当至此，便俯下身，用手轻轻拨一拨水面，大口大口吮吸泉水，及至饱嗝涌上。那时候我们以为这岭叫泉眼垭也不无道理。离山岭约三十米处有一大片宽敞平地，长满绿茸茸的肉马盘根，躺上去感觉特别舒爽。每每至此，必有小憩。一是爬上这个高坡已经很累，二是等待同伴聚齐，一同浩浩荡荡向前进发。然后翻过山岭，走过花鼓垱，越过张家垭，来到叶家屋场，绕过坟山湾，最后到达座落在坳儿口的老木学校了。学校没有寄宿，我们都是跑通学。周一到周五基本两头黑，周六放学会早一点儿。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包括自行车。花鼓垱一段路遇上天雨，泥泞不堪，张家垭至学校有一段简易公路，铺着烧石灰的窑渣，容易烂鞋刺脚。上学往返的故事可想而知。


开学了，班主任是王立柱老师。那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教我们数学。语文课开学时是孙际询老师教的，湖北松滋口音，带磁性的感觉舒服。教我们《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一课至今记忆犹新。不久调到金山公社去了。两周后，戴作神老师从沿溪学校调老木学校当校长，教我们语文课。那时候，大力推行开门办校，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开学典礼上，汤永法老书记作重要报告，这是必须的一项仪程。课程的设置中，每周都会安排两天有劳动课。我身材矮小，每每带劳动工具就成为了致命伤。学校有学农基地，还给周边生产队支农。终于，在进入初中的第一个学期，我便受了一个大大的处分。本来，学生适度的劳动锻炼是必要的，可是，那时劳动却成为了学生的负担。



那是一个北风呼啸还飘着雪花的日子，我们照常带上劳动工具去上学，听老师布置任务是要参加坳儿口水库筑坝。说实话，我们打心眼儿里不乐意。行至蔡家垭草坪，躺在冰凉刺骨的草地上，大家七嘴八舌抱怨开了。也不知是谁说声“我们干脆在山上挖蔸儿烧火烤不去算打！”这还真是一呼百应，同路的十多个同学迅速钻进了树林。这是我读书历史上唯一的一次逃学，也没有想过逃学的后果。第二天去上学，我颤颤惊惊，心里如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不知道怎么进的教室，只听到班主任王老师在严厉批评我：“雷元成，身为副班长，不以身作则，逃避劳动，影响极坏。给予停职反省处分，以观后效。”这可糟了！我甚至一度后悔怎么没有某某聪明，搞几颗喉片说是生病去看医生，幸许躲过这一劫。



然而，没过多久，便到期末鉴定的时候，王老师在班上宣布恢复我的班干部职务，我才如释重负。现在想起来幸好没说谎，不然老师永远对我失去了信任。之后王老师要我和班长李逢岩负责全班同学期末班委会鉴定任务。一九七五年的春天，临近开学，我在我家门前看到王老师和师母挑着棉被和脚箱儿从老木学校方向往南赶，心生诧异。原来教革会考虑到王老师的实际困难，把他调到了离家相对较近的沿溪学校。恰好我舅舅也从柏樟小学调到了沿溪学校。沿溪学校相比老木学校要近一点，更重要的是不用爬那累人的高山坡。于是，我决定转学。由于我舅舅和王老师的双重原因，转学的事没费吹灰之力。到了新的环境，我没有丁点儿的不适应。王老师依然是我的班主任，一进班级直接任命我当副班长，因为原来的班级有副班长，这样就有了一正多副。这样的举动让同学们对我刮目相看。王老师的数学课在闸口是一流的好，这是大家公认的。不但解题思路和方法清晰前卫，而且板书漂亮，粉笔字流畅得体。后来才知道原来王老师的毛笔行书还是闸口一枝独秀呢！


在沿溪学校，我得到了王老师的悉心教导和无微不至的关怀。解题答疑不漏掉一个知识点，有时候还补充一些练习题。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学校开门办校如火如荼，每当劳动课都把我安排体力有优势的同学一组。下雨天，常将我留宿学校，尽量让我少走那泥泞的黄泥路。王老师是有胃病的，师母为他准备的腊猪油，他用一个酒精小炉炼化了给我煮了面条吃，由于我几乎常年未沾荤，肠胃不适还拉肚子了。我那时不敢同老师说，回到家母亲叮嘱我要永生不忘！在沿溪学校一年半，我还受教于戴作春老师，他可是全科老师，文理兼修。还有余志权老师，年轻、英俊、潇洒。叶明兰老师是校长，女老师当校长让我们感觉特稀奇。还有段传清老师经常给大家作报告，老师们都特别敬重他。还有庹学智老师必须说一下，他高个，国字脸，身宽体胖，走起路来大步慢悠，俨然一学究，后来受了冤屈。


初中两年，虽然劳动占据了我们许多文化课时间，但是我却也收获了激励终身的精神原动能。我的父母目不识丁，家里兄弟姐妹六个，年岁相差最大两岁，四个上学了。不仅缴不上学费（当时初中一学期7.5元），就连生活饱肚子都难。七四年冬天，我父亲远上石门，指导当地人制作红薯粉丝，每周趁夜晚回家一趟，挑回百来斤干红薯沫，又连夜赶过去。红薯，几乎是我家的主要食物，我们变着花样吃：整个煮、块状蒸、擦丝、剁沫掺饭、火烤、磨粉做成丸子……但是，我从未抱怨。相反，这更加激发了我刻苦读书的决心。读书买不起一张白纸，我从田间捡回水泥、钙美磷包装纸，让母亲一针一线为我装载成练习本，先用铅笔写、再用钢笔写、然后用墨笔写。


我买不起图书，即便是再廉价的连环画。我利用辅导同学家庭作业的机会向同学借阅。《战地红缨》是我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为了能及时归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两晚上读完……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我的老师们从没嫌弃过我的家贫如洗，相反的给予我无尽的关爱……无论是以家庭困难还是用优秀奖励的由头免除我的学费等等，其中都饱含老师山高海深的恩情，我唯有勤奋好学无以为报。今年，王老师该是八十大寿，愿老师健康快乐，安享晚年！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