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刘宗燮(二)
文/刘毅
抗战胜利结束之后,国家需要休养生息, 人民祈盼安居乐业。1947年底父亲夫妻二人怀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 风雨兼程辗转回到湘北重镇——常德津市。为的是拜见从未见面的岳父岳母和看望家乡久别的亲戚朋友。 原来计划是在津市休完假期之后,即启程回武汉陆军总医院复职或者是应母校老师和同学们的邀请去上海协和医院谋职。 生活面临多种选择, 前途充满期待与光明。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挑起全面内战,道路受阻, 交通瘫痪。战争破坏了刚刚稳定的局势,也阻断了父亲的回程计划。在亲人们的挽留之下,为了爱情和他所热爱的事业,父亲留在了津市北大路诊所行医,开始了他漫长的职业生涯。父亲对待医疗工作充满热情,对待病人态度和蔼友善,加之西医诊疗诊断病情准确,治疗效果显著,患者恢复迅速。 父亲行医不久便在九澧一带小有名气。很快就被芬兰人在津市开办的“津兰医院”聘请为内科医师并主持医院内科事务。父亲谦虚谨慎的职业素养、 训练有素的专业技能、娴熟标准的西医诊疗技术、对于危重病人的救治能力以及毫无障碍的语言交流能力, 为芬兰人所钦佩和折服,也为医院的同行和津市的父老乡亲及病友所敬重, 因而知名度获得进一步提升。
1949年5月17日武汉和平解放, 同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新中国的太阳冉冉升起。为医治战争创伤, 新政府重新组建和恢复各地医院建设, 急需补充大量医务人才。父亲收到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的原武汉陆军总医院的公函, 邀请他到原供职医院(即后来的解放军中南军区总院及武汉军区总医院)报到任职。接着又收到了他在武汉协和医院和上海协和医院供职的老师和同学们的热情邀请。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即,外国人惺恐不安, 纷纷逃离中国。津市“津兰医院”面临撤离搬迁回国或遣散关门倒闭的两难境地。 当时芬兰国教会负责人和时任“津兰医院”院长的芬兰人雅德, 获悉父亲即将离职赴武汉或上海任职的消息之后,不顾一切三顾茅庐再三邀请挽留,恳请父亲留在津市,接受医院委托出任院长全面主持医院工作。 经过反复协商谈判和全面认真考虑, 父亲最后还是因为盛情难却、 乡土难离等原因而答应留在了津市, 条件是完整保留医院现有医护人员以及设备设施药品器械。 当时的医院状况,规模不大,三十来张病床,医护人员三十多人。芬兰和美国教会早已停止了资金援助,医院经营困难,入不敷出,举步维艰,穷得连一个月每人几块钱的工资都发不出来,风雨飘摇,前景堪忧。
我想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选择留在湘北津市这样一个相对偏僻落后的小城镇而放弃上海、武汉那样的大城市、大医院。这不是明摆着要放弃优质的医疗资源和丰厚的生活待遇吗? “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说父亲留在津市是为了“院长”那顶鸟纱帽,真是人心叵测啊。慢慢的我明白了,父亲之所以选择留在津市,是对事业、对爱情的那份执着,是对医院、对家庭的那份责任,更是对自己、对未来的那份承诺。他把津市当成了故乡,并愿意为之奋斗并奉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智慧, 一辈子无怨无悔。
摘自政协湖南津市委员会编纂的《城市基因津市文史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