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雷光清 于 2023-12-4 10:11 编辑
《城市基因●津市文史丛书（工商卷）》连载（四十四）
第七章 公企改制
第三节 两个置换 五、人员安置 退休人员的安置 按国家社保政策有关规定，企业改制时应向社保机构为离退休人员以货币形式一次性缴足10年的养老金。实际情况是，我市有这种能力的企业只有4家。根据这一实际情况，政府采取相应对策，企业离休人员一律由政府财政负责，实施100%发放。企业分类型能一次性留足5年养老金的，其退休人员全额发放;不能留足5年的实行比例发放，但不能少于75%;改制前企业参加社保的，改制时又无能力补缴社保的，其退休人员一律纳入社保，并按月到民政部门领取城镇居民最低生活费。 在职职工的安置 一是积极鼓励企业置换后重组，恢复和增加就业岗位。二是原则上改制后的企业优先安排原有职工，安置60%以上2000人，三年免交企业所得税，劳动、工商免收管理费。三是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就业岗位，竭力打造“汽车工业园”和“食品工业园”。四是推动社区服务中心，优先安置下岗职工。五是完善失业保险，积极为下岗工人办理好下岗优惠证，由劳动就业管理中心免费为下岗工人举办各种类型的再就业培训，减轻全市下岗职工就业压力。 六、公平公正 据统计，2000年津市市区人口约在8万人左右，而参与公有企业改革的人数约2万5千人，若把离退休人员加起来，约有3万多人。也就是说，这次的公有企业改制基本上牵涉到每一个家庭。改革必须有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这种支持是建立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上的。如何做到这一点，一是做到信息公开，尤其企业的资产处置、置换金公示必须登榜上墙，做到人人清楚。二是充分完善社会保障工作，特别是确保那些年龄偏大、能力较差、身体有病的职工生活有保障，后路有着落。三是改革要立足于稳定发展两不误。在这个问题上，无线电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企业改制方案决定企业资产整体出售时，报名的有两家，一个是原企业的部分职工，一个是社会上的老板。于是，改制工作队根据这一情况，明确表态，在同等价格又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优先卖给原企业职工，并做好另一买主的思想工作。公平还体现在一视同仁上，据初步了解，这次全市范围内的改制，无疑会有一批市领导的亲属涉及其中，但没发生一例受照顾，如市政协一名副主席，三个子女中有两个买断下岗，这也是改革能顺利进行的原因之一。 七、改制阵痛 公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即是“两个置换”“两个解除”,聚焦在一点上:“买断工龄”。按津市的实际情况，除极个别企业外，绝大多数企业的个人买断金最高为10800元(最高年限为36年)。2000年,我市公有企业职工的年龄结构正处于“中年期”，即70%的职工在40-50岁之间，约为17500人，这其中能以各种形式再就业的也不会超过7500人，这意味着有近万名下岗职工去寻找新的工作。由于多数企业属于流水线生产，大部分的职工没有一门容易找到工作的技能。而他们的买断金平均在6000元左右，且这个年龄段的人多是上有老、下有小，这个严酷的现实问题不是用“壮士断腕”“破釜沉舟”等豪言壮语所能解决的,这是一种撕心裂肺的阵痛。于是，便出现了一批批不同类型的上访群体。 职工上访 员工一直以企业为家，如今却要离开自己为之工作了十几年乃至大半辈子的企业，强烈的失落感不难理解。此时此刻，个人与企业、个人与厂长多年积累的矛盾和怨恨在此时一起爆发。无线电厂的改制方案一波三折，前两次在厂会议室举行，第一次没通过。第二次投票箱竟被人从三楼扔下来砸得粉碎。没办法，第三次只好选择在市兰苑宾馆举行。螺钉厂企业留守负责人被几个职工锁在了三楼铁门内，一整天饭都没得吃。绢麻纺厂厂长被单位女工“软禁”在办公室，副市长去解救也一同“搭载”。电子管厂职工到市里上访，副市长在会议室“陪”他们坐了一通宵。市信访局更热闹，天天人潮如涌，接待需等待叫号……床单厂被除名的105名职工连夜赶往常德中级人民法院门前静坐，要求改判津市法院对他们的一审判决。改制时期的每一天，许多人都像是在与时间赛跑，时有一句流行语:“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改制对企业来说是一场解剖手术，但对每一个职工而言，却是一次告别。 退休人员上访 截止到1999年底，全市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企业104家，在职职工17180人，离退休人员6669人。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实行差额发放，即企业应缴数额与应发数额的差，由劳动局社保站与企业进行结算，再由离退休人员到各单位领取。自1990年代起，由于企业效益不好，常常出现社会养老金欠费现象。这样就导致企业长期拖欠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很多企业月退休费不足100元，仅占退休金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此次企业改制，退休职工担心企业快没了，退休金往后找谁去，再者，老是每月50、100的这么发，往后日子怎么过。津市地方小，历来有个习惯,那就是企业遇有什么问题,一般是“集体”看“国营”,“小厂”看“大厂”，在退休工人上访问题上依旧如此。螺钉厂在市属国企中是老大，由于倒闭早，退休工人多，退休金从1994年就开始欠发，退休职工曾多次到市里上访，是有名的上访大户。这次的上访很特殊，来去都排队，为首的举着毛主席画像，由于问题一时得不到根本解决，他们就一次次排队来，一次次又排队回。津市电子管厂外地人多，由于企业处于半停产状态，退休金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加上职工在当地举目无亲，其生活面临很大困难。当该厂退休工人上访时，接访的市领导总会想尽办法帮他们解决一点问题。织布厂的退休女工都是祖母级的群体了，她们识字不多，也没“口才”，就只是拉着改制队员的手，一个劲地讲1958年的“大跃进”:“俺孙子都比你大，俺说话不怕丑，夏天煮纱、晒纱，俺都是打起赤膊干的……”她们当中有很多中共党员，也都是在那个年月入的党。笔者曾主持和参与过7个企业的改制，亲眼目睹过无数次这种既揪心又感伤的画面。令人欣慰的是，2003年3月，全市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发放。迨至2009年，全市企业退休人员历年欠发的养老金得到了补发。 涉军群体上访 在企业工作的复员转业以及参加过国家对外战争的退伍军人、伤残军人统称为涉军群体。2001年的某月某日，由30多名企业军转干部组成的上访队伍来到市委办公大楼前，要求市委领导接受他们的上访诉求。这是所有人始料不及的，因企业具有干部身份的人很多，一般分行政干部和技术干部两种，军转干部除有专业技术的外，大多为企业行政干部。从津市的情况来看，他们多在企业从事管理工作，并担当一定的职务。由于没有一技之长，原企业组建的新公司不愿将他们组合进去，客观上来讲，这是一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但也有人持不同观点，认为军转干部和企业干部身份都一样，不能分彼此。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当时国家没有另行规定的情况下，地方对此一筹莫展。故而上访不断。典型例子是螺钉厂的张传义，于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广西人，营职干部转业，在螺钉厂任专职副书记，企业停产早，只发100元生活费，老家乡下还有一个90多岁的娘，每月寄去50元赡养费，剩下的50元无法支撑家用，因经济拮据，多年未探家，实在令人感叹。军转干部上访3年后，上面有了专门政策，问题这才得到解决。随之而来的是志愿兵，他们上访的理由很充分，在部队时，志愿兵的待遇是参照干部待遇执行的，既然军转干部得到了安置，那他们也应该有安置。但上面没政策，地方也不好办理。志愿兵的上访颇为周折，由于他们实行了网络联系，此间他们共组织实施了以省籍组团的两次进京上访活动。最终还是国家三部委联合行文，对这类群体进行了妥善安置。紧接着是战退军人的上访，也是一波三折，直至2007年国家出台相关政策，仿效志愿兵安置处理，至此，延持多年的企业涉军群体上访才算真正解决。 ......待续。
| 
发表于 2023-12-4 10:07:44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