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读术

于乾松

                                               读书与“读术

倪章荣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世界里，喜欢读书总不是什么坏事，读书是与知识和本事联系在一起的。

人们常常把上学叫做读书，读书读到清华、北大，读到欧洲、美国，读到博士、博士后，这个人就是“读书厉害”了。也常常听到有人称自己为“读书人”，粗看起来是自谦——志不在做官发财(其实他们很可能已经升官发财了)，细细品来却是在炫耀——我很有知识。


我们常说的“读书人”，可能是上学“厉害”者，也可能是走入社会后还时不时读几本书的人，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网络化时代。我意识里的“读书”是后者，在我看来，把上学称为读书至少是不准确的。读书是好事，可是“读术”就不一定了。有些表面上一本正经的读书人，从每一本书里读取的都是“术”。实事求是地说，不是所有的“术”都是歪门邪道，都是拿不上台面，每个人都得掌握一两门谋生的技术，不论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包括那些想从读书中获得写作技巧与写作灵感的写作者。


这样的“术”有益无害,甚至不少人一辈子都在读书与实践中提升自己的“术”艺，这个也正常。尽管我认为这种读书不是真正的读书，这样的人也不是真正的读书人——我倡导在具备了一定的生存技能之后，读书不能太功利。问题是，有些人的读书不仅与求知、探索、追求、精神满足没有关系，而且也不是为了提高技艺或学识水平、管理能力，而是为了不能言说的目的。他们读《三国演义》的时候，读的不是这段历史的波澜壮阔，人物的鲜活复杂，以及民俗文化、百姓疾苦，或者作者的写作技巧，中国古典小说的特点或不足，而是读计谋，读手段，读书外“功夫”。诸葛亮及其他将帅如何无中生有，如何不按常理出牌，如何绕开规则走捷径，如何相互提防、相互伤害……


读《水浒传》的时候，他们感兴趣的是，大碗喝酒，大刀杀人，随心所欲，老子天下第一。是如何将卢俊义这样一个与盗匪、造反格格不入的书生和富豪逼上梁山。他们注重的是，什么时候出手，什么时候收兵……读《西游记》，读的是孙悟空的打妖精技巧，什么时候使出金箍棒，什么时候收起金箍棒；什么妖精可打，什么妖精不可打……不管读什么书，都要有“术”才读，否则他们不会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读书上。就是与“术”没多大关系的书，他们也要读出点“术”来才安心，否则不足以显示自己的水平。比如上司安排读什么书，他们不管喜欢不喜欢，都会认真去读，上司喜欢或需要什么答案，他们便能读出什么答案来。这样的“读术”人厉害不?厉害。



他们的心得与上司的如出一辙。不厉害不，还真与厉害无关。只要把脑袋典当给别人之后，顺着别人喜欢的话题说特别容易。“读术”者也并非人人都是草包饭桶，他们中的某些人还上过不少的学，拿过不少的学位、职称，他们知道社会发展了、时代进步了，“术”也不能停滞不前，田忌赛马的术道固然高，但现在还用田忌的方法赛马肯定是不行了，必须要想出比田忌更高明更隐密的方法来。因此，他们“读术”之余乃至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琢磨如何在“术”上推陈出新，如何让对手在不知不觉中走进失败的泥潭。世界上有多少“读术人”，我不清楚，我只知道市场上“成功学”“交际术”“职场规则”“计谋大全”之类的书籍十分畅销，不少成功人士与渴望成功人士案头上总是放置着几本这样的书籍。


还有一些企业和单位，将这种书籍作为训练员工、考核员工的教材。似乎没有一点出奇不意之术，便不能在这个世界上立足。有时候，我不免杞人忧天，如果这个世界人人都有了“术”之后，这些“术”还好使吗?你在“读术”我也在“读术”，你用“术”我也用“术”，谁怕谁呀。古往今来，人们对“读术”者都是赞赏有加，孙嫔、田忌、诸葛亮、阿凡提等人的“术道”，被认为是智慧的结晶，是民族的骄傲。几乎每个民族、每个地区的民间传说中都有这样的有“术”之人。我的家乡湘北也不例外，传说有一个叫“李经明”的人(还有其他名字)，特别聪明，特别有“术”。



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某晚，“李经明”在一农户借宿，因出门没带棉被，同来借宿的好心人便招呼“李经明”同宿。不料第二天起床之后，“李经明”却说盖在身上的这床棉被是他的。二人因为棉被的归属问题，闹得不可开交，最后闹到了官府。二人在官府仍然各不相让。审案的县官问二人，你们各自都说棉被是自己的，那你们的棉被有什么特别之处?棉被的真主人除了说棉被是新棉被外，什么特点也说不出。而李经明却告诉县官:他的棉被四角都盖有他的大印。县官于是打开棉被，可不，棉被的四角都是李经明的红色印鉴。



于是，棉被归李经明，棉被的真主人被收监。类似的彰显其“聪明才智”的故事还有很多，一直被乡亲们津津乐道，赞不绝口。我不知道，一些人对“读术”的热衷，对“读术有成”者的褒扬，是不是“读术”行为“薪火相传”的原因，我只是担忧，这样的“读术”会误导读书的方向，会破坏我们的生态环境，让社会进入“内卷”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