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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因●津市文史丛书（工商卷）》连载（七十六）
第九章 工商人物
时代就是一个舞台，而同在一个时代出生的人都是这个舞台上的演员。舞台有大小，角色有主次，虽是同台出演，可剧情的跌宕起伏，人物的悲欢离合还是得由主角来演。风云多变的二十世纪，无疑是湘北小城津市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场大戏，从满清到中华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世纪横跨了三个朝代。若以商、工划界，恰好又是各自的半个戏场。商业的繁荣，换来了“小南京”之誉;工业的勃兴，迎来了“湘北明珠”之赞。那一拨拨的人物上场，就如同生、旦、净、末、丑，可谓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每一次的出演都是美轮美奂。
第一节 商界人物
民国时期的津市富商，几乎都有同样的经历，即十二三岁从商做学徒，出师后独立门户，渐渐做大做强，最终跻身富人行列。这其中固然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以及不可求的机遇，而其本身的睿智过人和经商之道无不显于其中。不足半个世纪的中华民国可谓是多灾多难、战事频仍，却又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代，在一个自由经济模式的商埠，商人往往是这个城市的引领者和担当者，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将影响着一个地方的繁荣与安危。 1949年，既是一个世纪中间值，又是两个朝代的分水岭。若用一首古诗来形容这种时代的变迁，那王安石的《元日》最为贴切: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疾风骤雨的时代变革使每一个人身陷其中，无一幸免。勇进与彷徨、积极与消沉的交错，是这一时期人们思想的主要特征。有的凤凰涅槃，得到了重生，有的沉舟侧畔，搁浅在了岸边。这里面无论是人物身份的转换，还是对命运多舛的感叹，都是一个时代的色彩。
十、郭贻万
郭贻万，1932年生于湖北省公安县。1946年，14岁的郭贻万来津学徒帮工。1951年参加革命工作，先后任市工人合作社股长、市贸易公司政治办主任、市副食品公司支部书记、市粮食局局长、市财贸办公室主任等职。1980年，被选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他从参加工作起，一直从事财贸工作，整整战斗了42个春秋，呕心沥血，谱写了许多感人的篇章。他不仅在津澧一带很有名望，而且在澧水上游及湘鄂边区各县市也享有一定的声誉，人称“财贸通”。 “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郭上任后,就把这一题款作为自己当“七品官”的一句格言，事事处处想着市民，关心市民。 1982年,有段时间,市民普遍反映吃白豆腐难,一天,他没等天亮就起床逛早市，从生产街一直逛到汪家桥，发现沿街摊点卖黄干子的多，卖白豆腐的少，且到处排长队。早饭后，他深入到市蔬菜公司、豆腐厂调查原因。经过查询，原来是生产白豆腐的利润小，厂家不愿经营。针对这一情况，他一方面做思想工作，另一方面找粮食部门增拨黄豆原料，扩大白豆腐生产。不过几天，他又带领财办的干部推起车子到大街小巷叫卖，把一车车的白豆腐送到市民手中。这一举动，既感动了市民，也带动了蔬菜公司、豆腐厂的干部和工人，他们除增设供应网点外，也推起车子上街卖豆腐。市民吃白豆腐难的问题很快解决了。 当时，市民还反映肉市上短斤少两问题严重，他知道后，每天早晨背上一杆秤，到各菜场检查肉市。有一次，在大码头肉市检查时，有一市民买了十斤肉，他提起一称少了少半斤多。忙问:“你在哪里买的?”“我在我哥哥案上买的。”他笑地道:“兄弟之间还少秤啊!你哥哥肉案在哪里?跟我去找他补!” 为什么要短斤少两?据营业员讲:“每卖一百斤肉的损耗率，一般是3斤，而公司规定只给2斤，公司扣我们的，我们只好扣市民的。”他一听觉得有些情理，于是找到肉食品公司领导商议，及时将损耗率由2斤改为3斤，并在每个肉案上挂上一把公平秤，让市民自己称肉复秤。从此，短斤少两的现象大大减少了。 1983年春节前夕，市场上的芙蓉烟供应非常紧张，市民很难买到，他心想，今年过年一定要先市民，后干部，把烟的问题安排好，至少每人要买上一包，专门开会进行研究。会上就有人提出说:“其他县市都未安排，我们安排有困难。”他当即发了话:“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想办法!”会后，他同副食品公司经理驱车赶到常德卷烟厂，一条烟也未到手，扫兴而归。第二次又到常德找地区副食品公司求援，结果又扑了空。离春节只有5天了，他急得跳脚。“不到黄河心不死，我一定要硬着头皮找专员去!” 人有情，天无情，天空降下了鹅毛大雪，天寒地冻，路烂泥滑。他为了市民一包烟，冒风雪，顶严寒，第三次夜行驱车至常德找到了行署何副专员和财办主任，汇报要烟。他们看郭副市长这股拼命精神,当即答应研究后解决。他听道这“解决”二字,冷冰冰的心一下变成了一团火，连夜赶回津市。第二天听说解决了200箱烟，他才露出了一些笑容。消息传开了，没有哪个不为他的这种精神而感叹。 他推车卖豆腐，秤杆查肉市，三上常德办年货，在津市街头巷尾已传为佳话。《中国经济日报社》《湖南日报社》也先后作了新闻报导。 1982年9月间，津市副食品公司在常德烟厂调不到计外常德烟，给市场安排带来很大困难。正在这时，适逢湖北沙市市召开物资交流大会，他和副食品公司负责人应邀参加了大会，在会上看到只有郴州烟，没有常德烟。他想:远隔千里外的郴州有烟，而近在咫尺的常德为什么没有?感到脸上无光。他眉头一皱，计从心来。当即与副食品公司负责人商量，来一个“先斩后奏”，在会上签订了3000箱供货合同。他回津后当即赶赴常德向行署何专员汇报，说在沙市交流会上，一气之下，签了3000箱常德卷烟的合同。何副专员一听，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有胆识有气魄，为常德人争了光，这3000箱算数。”第二天，何副专员召集常德烟厂和地区副食品公司负责人进行会议研究，全部解决了烟的问题，还在会上表扬了他。会后，有人说:“市长，你这一着棋走得好，得了表扬又得烟。”津市副食品公司调回这 3000 箱烟，既扩大了销售，又增加了经济效益，一举数得。 1982年,津市地方产品工商两家大量积压,仅百纺公司一家就积压300多万元。面临这一严峻局面，他非常着急。11月下旬，他带领经委、计委、商业、供销等部门的负责人，出动两部汽车，装上电池、味精、丝绸等20多个品种的地方产品，深入湖北枝城、枝江、襄樊、荆门、天门、潜江、五峰等十多个县市，巡回展销。连续 20多天，行程6000多公里，推销产品达1000多万元。有天行至五峰县，已是下雪天气，山高路滑，地势险要。他为了推销产品，沟通新老渠道，冒雪闯险，硬是把车子开到了县城。该县县委书记、县长亲自出面接待，组织订货会，签订了几百万元的供货合同。 1990年，津市工业部门缺乏资金，有些工厂处于停工状态。他想:“我虽只管财贸，但工业有难，不能袖手旁观。”是年3一4月他偕同市经委副主任张书麟两上北京，多次找轻工业部办公厅领导汇报，经多方筹措，答应给津市8600万元的固定资产贷款。随后，他们又在中国人民银行贷到了3000万元的流动资金。当时，内地资金紧张，其贷款只好安排在西藏地区解决。这是一件多么不易办到的事情，而他却想方设法办到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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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16 20: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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