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牵梦萦

于乾松

我在澧县中武乡的童年时光（1）——魂牵梦萦


谭 佳

（一）听到外面的喧闹声，我实在呆不住了，文革那年，我在吸足母亲体内仅剩最后的一点养分后，便从久郁狭小的胎盘中蹦了出来，手舞足蹈，以为赶上了好时代，哪知却苦了本来就为温饱而皱眉的双亲。尽管是吸足了养分出来的，但不能终生不吃，这便苦了我的母亲，再发恨也挤不出一滴奶水来掩饰我饥饿的哭声。我那时也太任性了，饿了就不停地伸臂蹬腿，据说不知打破了多少母亲给我喂面粥的碗。

[color=rgba(0, 0, 0, 0.9)]因我体质太差，经常生病，但家里是在太穷，很少去医院。母亲领着我不知看了多少土郎中，也找过当时村里远近有名的仙婆，挑过手指的静脉，据说通过仙婆看过的小孩都能活下去，以致至今手掌的中指第二节留下曾经被仙婆点过的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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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有印象的是在我五岁的时候，以为中了什么邪，总是哭闹不停，母亲就请来了当时村里有名的巫师。当时我母亲抱着我，坐在一把老式的松木椅子上，只见一个年约五十的干瘦的老头，头围一条黄里夹白的围巾，身穿黑底白花的长袍，左手端一碗水，右手点燃一张据说是经他画了符的纸，慢慢把烧着的纸灰放入碗中，搅动一番，口里念念有词的在我面前表演了一番我根本听不懂也看不懂的滑稽动作，突然，巫师喝了一口碗中的神水，喷向我的面部。我自然是打了一个冷经（寒颤），就好像浑身来了精气神。这在我快三十岁的时候，问过那个巫师真的有那么灵吗？他看了看我，哈哈的笑了两声说：“你想啊，就是大人被突然喷水到脸上，不也得打个冷经来点精神？何况小孩呢。”“那你当时就是骗我妈的？”“也不能说骗，你当时的病不是也好了吗？”说着，他又神秘的哈哈两声，就再也没说啥了。不知是先前土郎中的药起了作用，还是巫师真的灵验，反正我后来也没得啥病，居然活下来了，还长到现在的1米78。后来听母亲说，当时也没有办法，只要保我能活下来，就是最大的幸运。一般小孩子在八个月左右就能下地走动了，但我那时三岁了，仍不能下地走动，也许我母乳吃得太少缺钙。加上我出生前就没看到爷爷奶奶，没人照顾，母亲也没有办法，我上面还有一个大我两岁的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小我一岁的妹妹，因此，白天大人们出工，三姊妹就由哥哥照看，哭是难免的，只要不摔着，不出什么大的问题就行。那天，我正坐在地上玩耍，不小心将便便弄得满屁股都是，自家那只饿坏了的狗，顺着便便竟将我那命根子的皮都舔走了一块，不讲命根子，差点连命都丢了。吓得我母亲抱着我哭了一整夜，求医生一定要救活我，不知是我母亲的悲伤感动了上帝，还是我命不该绝，在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后，母亲看到了我的第一次笑，乐得她连忙为我做了一碗又香又甜的面粥，那时候算是最好的礼品了。

[color=rgba(0, 0, 0, 0.9)]因我爱哭爱闹，饮食中补充的钙根本跟不上我成长的节奏，看到我饿得面黄肌瘦，整天不住的哭，问村里的赤脚医生，说我缺营养，当然最主要还是缺钙，我的堂兄就在夏天就给我捉青蛙煨汤喝，我真的该好好谢谢他，在他的青蛙汤和我母亲面粥的粘合下，三年后，我的骨架也硬得能下地走动了，喜得我母亲连忙把我抱到外婆面前，让我当着外婆的面现场走了三遍，外婆高兴得流出了眼泪，急忙叫舅舅给我买了几颗纸包糖，我当时根本咬不动的，算是奖励我的。

（二）农村的孩子带点野性，顽皮得很，并不像城里的孩子拿着各自的玩具车循规蹈矩地喊‘嘀、嘀……农村的孩子根本没有钱去买玩具，尽管没城里的那些玩具，但都会自己制作玩具。每当大人们跟着队长的哨声下地后，就是孩子们玩耍的天堂，那时的计划生育执行得晚，几乎每家都三到四个小孩，一个生产队聚起来一般都有二、三十个年龄相差不大的小孩。我们便聚在一起，用自己制作的铁丝手枪，套上女孩子扎辫子的橡皮筋，再装上一颗棕树籽，扳机一扣，砰！打在对方的额头上，哈哈！起个大隆包，包你不哭的都要哭上半天。好在小孩子一般都不会记仇的，哭声一住，又在一起跳房子、踢腱子、捉迷藏、转陀螺、滚铁圈，不时传出阵阵天真的笑声，不知羡煞多少城里的小孩。因为城里的孩子玩具是塑胶的，不耐用，再说能玩的玩具也不多，不是胶枪就是铁皮车，那时芭比娃娃都很少，不像我们要啥都是自己或大人们做。因此，经常有城里的孩子和我们交换玩具。呵呵呵！我那时就用自制的铁丝手枪换了一把自己梦寐以求的胶枪，别在腰里，当了回村里的孩子王，着实威风了一阵。当然，大人们是不会让我们每天都只玩的，因为都担心在一起会打架，偷偷地下水塘游泳。出于安全考虑，大人们常常给我们规定每天放学要扯一篮子猪草，或早上、下午要放牛，总之，每到晚上大人们都要验收的。特别是夏天，大人们收工回家，就把自家的孩子拉到灯旁，脱去男孩子的上衣，用指甲在孩子的背上划一下，如果出现白色痕迹，那好，恭喜你，你今天该倒霉了，肯定下堰塘洗澡了！一顿家伙（挨揍）是跑不掉了。我为这不知挨了多少扁（揍）。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母亲出工之前交代我，今天要扯满一篮子猪草。我和同伴们玩了一天，眼看大人们就要收工了，没法，就用竹枝弯过来撑在篮子的底部，上面放些猪草，回去算是勉强交了差。当然，等到晚上母亲把我们洗澡上床后，把猪草倒在盆里准备剁时，发现一多半是竹枝，气得哭笑不得，自然一顿家伙又挨在我身上，反正也习惯了挨打，就偷偷地看了母亲一眼，母亲竟然边打边笑起来了。我母亲打人是挺讲究的，一般不需要动手的，她绝不动手，但哪天你做了错事，半天没见她出声，那你就得小心了，因为需要动手的时候，她是吝啬得不出半点声音的。那时我家门前全是大人胳膊粗的楠竹，据说那也是我母亲的嫁妆之一。我姥姥家是我们一个公社（中武公社）楠竹大队的，楠竹大队的名字就是根据我姥姥家后面一大片楠竹园取的名字，我母亲嫁过来后，我父亲就在姥姥家挖了几根楠竹栽在我家门前，主要是我家东向，一来便于遮阳，二来多少有点风景。没想到后来又通过我母亲的开发利用，用楠竹的枝条（我们叫竹刷条）打人效果最好——伤皮不伤骨，尽管打得我们哇哇大喊，痛得满地打滚——但我母亲丝毫不手软，因为她知道，一刷条甩下去，最多皮肤上多一条红记，不会伤骨的。在我五岁那年冬天，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记得那天大人们都在山坡上给油菜锄草，我们几个小孩在堰塘边玩起摸瞎子，要求都把眼睛闭上，我那时和现在一样老实，真的就闭紧眼睛，拿着一根竹棍在地上打着，学瞎子走路的模样去摸别人，摸着摸着掉进了堰塘里，吓得那些伙伴们都跑开了，幸亏是冬天，我穿的是棉衣，因为玩热了正敞开着，才没有沉下去。正在附近锄草的母亲听到后，马上跑来才把我拉起来，把我倒提着在屁股上使劲地拍了三下，后来才知道小孩子掉水里了，救起来要倒着在屁股上拍三下是去邪的。晚上为这事害得我哥哥又挨了一顿好竹刷条。农村里一般都是大孩子带小孩子，大人们下地后，小孩子都由大一点的孩子照顾的，小孩子一出事，挨打的都是大孩子。为此，我那唯一的哥哥不知因我的顽皮而挨了多少打。难怪长大后有人对我说；‘你小时候吃的粥多，你哥哥吃的刷条（楠竹条）多，’现在想来，着实有点委屈了我的哥哥。

（三）看到大一点的孩子都背着书包在田埂上游来荡去的，便也有点神往了，硬要母亲连夜给我缝了个草绿色的书包（那时候稍微有钱人家的孩子才买个工农兵的帆布书包）,装着一本我哥哥念过的儿童识字课本和几十根用来学数数的竹签，学着那些大孩子的样子，在比我更小的孩子面前晃悠。别看我三岁才从我母亲的怀里滑下地，可我一下地便猛长，在班上个头最高，因此，班长就顺理成章的非我莫属了(因为，那时代个子高的不是班长就是劳动委员，你懂的)，呵呵呵，真没想到，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高中毕业。

[color=rgba(0, 0, 0, 0.9)]尽管在家里顽皮得让大人们焦头烂额，但到了学校却是一动也不敢动。这也许是乡里区别于城里孩子的共性，尽管再顽皮，换了新环境也就有点胆怯。再加上上学前，大人们的一再恐吓，说在学校不听老师的话，要留校、还要饿肚子，谁也不想因自己的顽皮而让本来就吃不饱的肚子挨饿。因此，只要是孩子们打架或是哭泣，大人们只要说是老师来了，孩子们的打骂声、哭喊声嘎然而止。我觉得师生之间隔阂的形成，不光是由老师造成的，还有一部分是那时候大人们造成的。

那时候读书，每周都有几节劳动课，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学农基地，专门让学生体验劳动的艰辛，懂得自力更生的教育。每到劳动课时，就要求学生都从自己家里带劳动工具，锄头、镰刀、粪桶啥的，有时老师也就顺便把自己的菜园地也锄了、淋了。记得有次放学后，班主任老师叫我留下，帮他抬粪桶泼菜园，原因自然是班上只有我一个比粪桶高一点的学生。那天回家晚了，母亲问清了原因才没打我，要知道那时我们放学回家后还有扯猪草的任务的，没有完成是要吃家伙（挨揍）的。母亲知道回家迟的原因后，不但没打我，而且还要我今后多帮老师做点事，只有这样才可以赢得老师的好感，讨得老师的喜欢。于是，第二天放学后，我主动跑到老师家里，问他今天还抬不抬粪桶，他正和他爱人在吃饭，他爱人刚拔一口饭在嘴里，听到我的问话，抬头望了我一眼，摇摇头，没做声。“我妈说了，要您再抬粪就喊我。”我还未走。“嗯。”他胡乱应了一下，也不朝我看，就赶紧叫我早点回家。我注意到他爱人站了起来，端着饭碗，白了我一眼，转身走了，吓得我撒腿便跑，他再也没找我抬粪桶泼菜园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