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杨远新 于 2024-1-30 07:27 编辑
画家刘金泉、摄影家蒋建华、理论家李扬中（从右至左） 成功策展汉寿县庆祝建国20周年合影（供图：蒋文辉）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称谓已经变得眼花缭乱。我则仍坚持或称同志，或称职务。有一条底线我是必须坚持的，那就是无论对谁，我从不称老板。我从骨子里生厌老板这个称呼，觉得如果我称对方老板，不是予对方以敬重，而恰恰相反，是往低里看了。我听到别人称老板，甚至有那么一丝丝肉麻的感觉。我身为办公一族，往往要打很多电话到别的办公室，与人联系沟通。有时第一响铃拎话筒的，不一定是我要找的人。这时，我会习惯地说：您好！请某某同志接电话。很多次，我明显地听得见对方不屑地笑声，继而一声提起嗓门的呼唤：某某同志，有同志电话找你!又隐约听见：都什么年代了，这个人还称你同志？!真的不懂味!接电话的朋友说:他这人是这样,一旦习惯,就改不了了! 我的朋友没说错，我的确是习惯了。我17岁参加工作,对培养我的冯生敏、李扬中老师,与我父亲年纪不相上下,我尊称他们老师。而单位一把手刘金泉,一脸络腮胡,我感觉他比我父亲年纪大,加之平日里他无论对谁都是一脸笑容,特别是他为把我从农民招录为国家干部,跑上跑下,忙前忙后,费了几多心血,在我面前不仅没有摆一点官架子，还对我格外亲切,亲切得如同自己家里人。于是,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就人前人后地称呼他“刘伯”。第一次他听到这称呼,先是愣了一下,很快乐呵呵地答应了。第二次他听到这称呼,沉吟了一下,也答应了。第三次他听到这称呼,笑了笑,拍了拍我的肩,没有应允。那天是他领我到县委会的小会议室,参加县委机关的一个会议。 散会时,我对他招呼:“刘伯,走吧!”从县委机关回到汉寿县革命文化站,要经过一条约二三百米长的主干道,东侧是一汪碧水,西侧是县体育场,一路上，他不像前面与我同行时那样有说有笑,似乎在思考什么。我也就没有打扰他,跟随他静静地走,因为有春风抚摸,有春燕鸣啭,有春水欢跳,静静走过那二三百米,很舒适,很惬意，很快就回到了文化站那座白墙黑瓦的四合院。 回到单位,他对我说：“小杨,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随他走进办公室,其实也是宿舍,一室两用,前面半间办公,后面半间住宿，一桌一椅，一床一柜。那时候的机关干部大都是这样。他要我坐在椅子上,他自己坐在床沿。我发现他的脸色从未有过的严峻，一时间心里打起了小鼓,但又判断不出原因。 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小杨，从今以后，你再不要称我刘伯了。”我问：“为什么？这错了吗？”他说：“错倒没有错。因为我们是工作单位,你我之间是革命同事关系,所以你就不能称我刘伯。你明白了吗？”我点头：“明白了!”他乐呵呵地笑了,每一根络腮胡子伴随起舞。他挥挥手：“你去吧!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兼起居室,仰起头,目光穿过窗户,望着蓝空中散步的云彩,对他的话想了又想,越想越脸红,意识到自己浑身从里到外的农民意识,缺乏见识,没有水平。我暗暗嘱咐自己要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增长见识,提高水平,再莫犯下这样低级的错误。 我再次称呼他,不是称呼“刘伯”,而是响亮地发出“刘站长”的称呼。令我意外的是,他瞪了我一眼。我发现他那双眼睛大而亮,深而邃，从未有过的威严。他又拍了拍我的肩,对我说：“你来一下!” 他领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兼卧室,这时他夫人杨老师在屋，手里飞针走线织毛衣。他要她出去一阵。杨老师美丽大方,善解人意,自然配合默契。房子里就剩下我俩。他先在床沿落座,示意我坐在椅子上。他依然是开门见山,不转弯抹角,对我说：“我上次不是跟你讲了吗？你怎么还不改正对我的称呼咧？”他说的益阳话柔绵,像溪水潺潺,即使是批评人的语气，也感觉不到生畏和可怕。我回答：“我改正了呀？”他说：“你不是没有改正吗？”我争辩：“我改了呀!我没有称呼你刘伯呀!”他问：“你称呼我什么？”我理直气壮地回答：“我称呼你刘站长呀!”他拍了一掌床沿,说：“你错了!”我问：“错在哪里？”他说：“你我是平等的同事关系。你应该称呼我同志！这才是革命队伍中,最正确,最亲切地称呼。你明白吗？”我回答：“我不明白!我在熊家铺大队工作时,对大队党支部书记邓应林一直称舅家公。只有走出熊家铺，当着外人面，我才称他邓书记。” 他说：“你那是典型的农民意识,得马上改改了。”我问：“怎么改？”他反问：“你调来这些天,听到县委会、革委会的干部职工，都是怎么称呼白莲清、何秋舫的吗？”我回答：“这点我真的没有注意。”他说：“你好好回想一下,我是怎么称呼县里这两位最高领导的？”经他这么一点拨，我一下就想起来了,他称呼县委书记、武装部政委白莲清为“莲清同志!”他称呼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主任何秋舫为“秋舫同志!”当面，背面,人前，人后,都是这样称呼的。我又想起来了,在机关食堂用餐时,何秋舫同志与大家一起排队,凭票打饭打菜,无论是男是女，无论年长年轻,都称他“秋舫同志！”我问：“那我对你正确的称呼是金泉同去？！”他说：“对呀!”我说：“那我喊不出口。”他问：“为什么？”我说：“论年龄、论资历,论辈份,我都喊不出口。”他说：“你这个伢子呀，我跟你讲来讲去，你还是没搞明白,在革命队伍里,同志是最亲切,最礼貌的称呼。”他停了停,又说：“称同志，是有严格标准,有重大区分的。不是任何人,也更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称同志的。”我问：“哪些人可以称同志呢？”他回答：“只有共产党员、革命干部之间，才能相互称同志。因为同志是平等的关系，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我点头，记住了他的话。此后，我就一直称呼他“金泉同志”。 不久,县里组建创作组,因为没有专门的编制,创作组成员从相关单位抽调,我是被抽调对象之一。刘金泉坚决不同意,与当时的领导文化组长、宣传组长直接发生争执：“杨远新同志是我们从农民作者中发现的苗子,调来是协助冯生敏办好《工农兵文艺》的。你们把他挖走了，我到哪里去找人？”他当然争不过文化组长、宣传组长。他一脸憋得通红,根根络腮胡子直立,气呼呼地说：“那我找秋舫同志去评理!”他真的去找了何秋舫同志。但他回到文化站,没有说找的结果。后来的事实映证：何秋舫同志对县创作组的组建和各项工作,均高度重视,给予了许多特别的关爱。下级服从上级,这是那一辈人坚守的组织原则,也是优秀的个人品德。对于我抽调到县创作组工作,他再也没有讲二话。但在后来发展我入党的问题上,他则不予支持。我多次向创作组长曹逸兴老师递交入党申请书。口头也强烈要求。就此，曹逸兴老师与我正式谈话：“你不要操之过急，要有耐心，要经得起组织的考验。” 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我：你入党必须经过文化站全体党员会议讨论通过，再由站党支部书记签字同意，站党支部盖章，再报文教局党组织审批。我和文教局政工股长刘月彩同志，一起找了刘金泉，要他按照正常程序办理。他坚守一条：杨远新不在文化站工作,对他的现实表现我们不了解,无法讨论他的入党问题。刘月彩反复做他的工作，他说：“这不符合组织原则。”任何人跟他讲,他都是这个态度。 此后，我便向刘金泉递交入党申请书。他对我坦率而诚恳地说：“我不是对你个人有意见。”我明白,他是与创作组长曹逸兴老师叫板,不该抽调他的人。他对我说：“他曹逸兴可以培养出作家,我刘金泉就难道培养不出作家？当初发 现你的时候,他干什么去了？只要你回到文化站,我就马上发展你入党。” 此时在我心里,刘金泉、曹逸兴、特别是冯生敏,还有李扬中、蒋建华、陈鉴铭都是我的恩人,都对我有知遇之恩。我能怪谁？我对谁都不能怪,除了感恩,还是感恩。我相信组织上一定会把这事妥善地解决。 过了很多日子，我的同乡、高中同学、老朋友，这时也是我的邻居周国忠，他是县委办的干部、县委通讯组成员，还担任共青团汉寿县委常委，他倒替我着急了。他找到曹逸兴老师，谈了我追求入党的决心，也强调了年轻人入党的意义。 . 还有我初中的学长、知心朋友、县财贸办的干部刘云迪，也为此专门找了曹逸兴老师，一是了解真实情况，二是建议曹老师下大力气培养我入党。 刘云迪（曾任张家界市地税局局长、湖南省 地税厅副厅级领导）近照（供图：郭冬霜） . 曹逸兴老师对他俩说，他在不断地往上面递报告,要求给县创作组单独列编。他说：“只要创作组单独列编，小杨的入党问题就好解决了。”但因为受体制限制,一直无法从根本上落实县创作组单独列编的问题。 不过，这期间尽管我不在文化站上班,长时间被安排在屈原故里沧港公社捕捞大队体验渔民生活,但刘金泉对我生活上、工作上，做到了无微不至的关爱。他分给了我办公桌椅,和生活用品架子床、脸盆架等。特别是每年的春节物资照常发给。 尤其令我难忘的是，1979年10月我结婚时,他组织文化馆的全体老师，每个人凑一份礼金,购买一套崭新的生活用品,他率领冯生敏、蒋建华、陈小云几位老师,送到县委机关西栋平房05号我的办公室兼宿舍，给简陋的婚房增添了喜气。我和妻子陈双娥既感动,又自责,禁不住落下了眼泪。因为我当时并没有主动向他报告结婚的事，是他听人说起,反倒主动地组织单位的老师们,上门为我俩祝贺新婚之喜。 . 杨远新、陈双娥结婚照（供图：杨远明） . 第二天,我和陈双娥上文化馆,邀请他和冯生敏、蒋建华、陈小云、曾湘沅、余仲瑾、游进仙等全体老师,到汉寿大饭店聚餐。他和老师们都高低不肯,说：“不吃比吃了更有意义!” 工作上,他也对我全力支持。因为领导安排我在渔村体验生活的同时,还规定我要承担抓好沧港公社捕捞大队的渔民文化活动,这就在很多方面需要文化站的帮助扶持。我提出需要什么,他从不讲二话。例如我提出为捕捞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解决化妆用品，他立马表态,要我自己采购,凭发票到文化馆报销。虽然捕捞大队领导不愿意，说他们不缺少那几个钱。但刘金泉的态度是真诚的。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我要向地区和省里的报刊、广播电视投稿,他将自己熟悉的编辑朋友都一一介绍给我。 . 《沧浪》创刊号（供图：胡诗词） . 后来到了1983年，全国上下实行新一轮机构改革,县委借此机会恢复了县文联。组织上安排我到县文联工作。我提议创办《沧浪》文学期刊，得到县文联专职副主席陈定熙的高度重视,在县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请著名作家陈伯吹题写刊名,请浩然等作家支持作品,请未央、谢璞、金振林、邬朝祝、刘霄、苏叔迁、易尔康、张安民等作家题词，请文化馆青年画家余仲瑾老师设计封面。我上门请刘金泉为其中的一部中篇小说和两个短篇小说题图插画。他问我封面是谁设计的。我如实告诉了他。我脑海里迅速反应,他是不是觉得只请他题图插画,不请他设计封面,是小瞧了他，有可能会拒绝我的要求。但事情的发展却不像我想的那样,他连声赞扬下属余仲瑾,绘画水平高,而且现代审美意识强。称赞我找人找对了。说着，他爽快地接过了我递上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稿,他问我具体交稿的时间。我讲了最后的期限。他说：“你提前五天,准时来取。” 此后,我就为编辑《沧浪》创刊号忙乎去了,心里只惦记着他给出的取画时间。令我惊讶和感动的是,不到约定的时间,他提前两天,亲自送到了我家里。从县城东南端的文化馆,到县城西北端的汉寿县供销社,步行单程起码二十五分钟以上,他身为长者,居为领导,能如此礼遇待我，只要是稍懂感情的人,都会被打动得无地自容。我挽留他喝杯酒再回。陈双娥赶紧生火,拉开了油爆花生米的架势。他的喜好就是油炸花生米下酒。香烟他是绝对不抽的。对于我和陈双娥的挽留，他高低不依,放下他作的题图和插画,出门,下楼,连连挥手道别。 .
刘金泉题图题字（供图：胡诗词） . 我跑步追至县供销社机关大门口,与他握别。他留给我一句话：“你和定熙同去看了,如果觉得不满意,告诉我一声,我可以修改,也可以重新再画,直到你们满意为止。” 此情、此景、此话,一直镌刻我心灵深处。 后来我离开汉寿,调省城工作时,没有去向他道别,现在想来十分后悔,十分自责，怨自己年轻不懂礼。更加令我后悔的是,大约2003年,我从公安厅人口管理总队,抽调到公安厅政治部工作,每天从位于火星镇的总队小院，步行至位于八一路110号的厅机关大院上班。 其中有一天,我沿着八一路北侧,从东向西行进,当走到富丽华大酒店门前时,我发现街道对面的人行道上有一个熟悉的身影,我定睛一看,那就是刘金泉馆长。我赶忙横穿八一路,从西向东追上去,追了约百米,我超越他,张开双手，拦在他面前,向他发出招呼：“金泉同志,您好啊!” 他认出了我,乐呵呵地大笑,花白的络腮胡连连跃动。他问：“远新同志,你还好吧？”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答：“鞋好袜子烂!”他问：“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过得不好吗？”老领导面前不说假。我向他简单讲了因创作长篇纪实小说《红颜贪官》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
《红颜贪官》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供图：陈双娥） . 他听得很认真,听完哈哈一笑说：“这不正好证明了《红颜贪官》的价值吗?你如果不写这样的作品,不受到这样的委屈,你就不算真正的作家。我相信《红颜贪官》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如果下次再版,你不嫌弃,由我来配画。” 他一席话,把我淤积心头的苦恼,驱赶得烟消云散。这席话,成为我人生后半场前进的力量。也正如他所言,《红颜贪官》后来仅仅改了一个书名《花开花落》,得到了再版的机会。可我未能请到他插画,留下无尽的遗憾! （2024年1月21日12时18分草于蒙特利尔18195号 2024年1月25日11时05分改于蒙特利尔18195号） 本文作者杨远新近照（供图：陈双娥） . 【作者简介】杨远新，湖南汉寿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湖南省公安厅高级一级警长、三级警监。出版有18卷本880万字《杨远新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春柳湖》（全四部）《爱海恨涯》《红颜贪官》《百变神探》，儿童长篇小说《欢笑的碧莲河》《险走洞庭湖》《雾过洞庭湖》《孤胆邱克》，儿童中短篇小说集《落空的晚宴》，长篇报告文学《内地刑警与香港警方联合大行动》《创造奇迹的人们》《奇人帅孟奇》《县委书记的15个日日夜夜》，长篇纪实文学《生死赌注》《生死抵押》《生死游戏》。散文《我的祖母》被编入大学教材。作品曾获国家图书奖、公安部金盾文、湖南首届文艺创作奖、湖南首届儿童文学奖等。《春柳湖》（全四部）入围第十一届茅盾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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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29 15:5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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