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从1972年初当民办教师直至2012年春退休，始终是个敲边鼓的角色，但我却敲得少，捶得多。所以我给回忆录赐名《捶边鼓》。 链接·阅读：
四地读初中
从1966年9月到1970年元月前后三年半时间里，国家的教育改革引导我走南闯东，回乡进城，先后在中武农中、澧县二中、澧县五中、中武中学读初中，虽然在中武两所中学读书时间不足5个月，内涵外延也远不及两所县中，但我的初中确确实实地始读于中武、也确确实实地毕业于中武，中武中学颁发毕业证，我是中武中学的首届毕业生。
创办仅一年就送走一届毕业生，中武中学幸运了，但澧县二中、澧县五中却成了无名英雄，委实有点不公。
初中读过的四所中学在课程上没有连贯性，都是另起炉灶，都从初一发课。我把它们称为四个学段是有道理的。
第一学段：中武农中一个月
虽然我禀赋一般，但凭我高小的学习成绩和刻苦精神，按当时升学考试制度，上县二中（即现在一中）应该完全没问题。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也正是我在母校斑竹完小高小毕业之时，我们很规范地参加了全县升学考试。暑期里盼来的却只是一张澧县二中的预备录取通知书。
到了9月上旬也不见正式录取，在父母的鼓动下，只得怏怏地跟着我们三队远枝、四队传友等同学去读公社农中。
农业中学，属职业学校一类，当时全国各农村人民公社都在办。1958年首创于江苏，半农半读。主要任务是为农村人民公社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有现代科学技术的农民以及初级的农业技术和管理人才。1965年3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农村半农半读教育会议，10月召开全国城市半工半读教育会议，12月召开全国半工（农）半读高等教育会议。由此，全国再次掀起试行两种教育制度，大办半工半读学校的热潮。
中武农业中学设在中武大队四生产队谭家祠堂里。依稀记得谭家祠堂雄伟壮观、青砖黛瓦、房阔檐高，青石板地面，天井亮开其中。高低两个班，走过天井就是左右两个教室。有专门的农中课本，每天五节课。张运思老师中师毕业，近三十岁，慷慨激昂地向我们传授语文课。由于在校的时间太短，其他学科和老师、同学，记忆已经模糊。
公社农中美中不足的是，没有上农业技术课，也没有参加农业劳动，似乎与农业中学名不副实，倒像一所刚刚开办尚不成熟的初级中学。尽管我当时不觉得这所学校怎么样，现在回过头来看，她比接下来的三年多初中生活却实在许多许多。
10月初，正当我专心致致地读农业中学的时候，家里却意外地收到了澧县二中（即现在一中）的正式录取通知书。
第二学段：澧县二中三个月后返回完小
清晨，父亲挑着一口脚箱和铺盖，我背着简单日用品，从家里走到大堰垱镇。从大堰镇坐班车到县城。在街坊和行人们的指点下，终于在城西一华里外的澧水堤边，跨进了我渴望已久的县二中的校门。澧县二中历史悠久，名驰三湘。范仲淹曾读书于此，始名文正书院，明朝改溪东书院，清乾隆年间更名澧阳书院。湖湘经世学派创始人陶澍、著名诗人张九钺、“湖南四杰”之一左宗植等学者名流曾先后住此主讲。1902年，澧阳书院更名澧州官立中学堂。民国以来先后名澧州中学堂、澧县县立中学、澧县县立初级中学，澧县第二初级中学，1962年名澧县二中。
学校正在上课，我被编到初153班，班主任陆老师（女）的热情接待我们。
教室在校门与校办公楼之间。学校西北角的几排平房就是我们宿舍，一室10人，我睡上铺。
齐全的课本开设出规范的课程。但我已掉课快一个月。我急起直追，只一个多星期就将课程赶上来了。这不是我有多聪明，而是上课进度出奇的慢。新生学习基础差异相当大，基础好的吃不饱，基础差的又吃不了。也难怪老师们，当时录取完全没有凭考分，只要出身好就录取了。像我小学同班毕业的几位优才生，仅正式录取周乃枝一人，颜克波、谭惠智、丁仁义却名落孙山。相反的一贯成绩不敢恭维的熊（女）、陈、胡等同学却出堂而皇之地坐在澧县的最高学府了！
一个贫穷农村的娃娃进了学校图书馆，就象刘姥姥进了大观圆，一头钻进革命小说堆里，两、三天一本地读。《红岩》《红旗谱》《播火记》《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苦菜花》《新儿女英雄传》等这些影响了两代中国人的革命文学作品，我都是在课后饭余、周末读完的，甚至有时在路灯下忘记了时间。书中英雄们的为民族独立、为人民解放所表现出来的可歌可泣的献身精神影响了我的前半生，也将影响我终身。
进校不久的一天夜里，我在睡梦中从上铺滚到地下，左脚摔伤，大拇指迅速肿胀，走起路来揪心地疼。班主任陆老师亲自将我扶到校医室。校医和蔼可亲，向父母一样，一边安慰，一边推拿治疗。一个星期下来就痊愈了。
其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展几个月，对学校的教学影响越来越大。先是高中部的同学上课不规范，听课的同学日渐减少。接下来又影响到初中部以及我们新生。再接下来红卫兵大串联开始了，每个班派一名同学为代表参加大革命串联。我们班的代表，是我们公社陈管完小毕业的，按成绩根本进不了二中，但却进了二中并当上了班长。我不能鄙夷，只能羡慕！
可是，不到半个月，串联的同学就回来了。他们步行到韶山，刚瞻仰毛主席旧居，就接到中央指示，停止串联，回校闹革命。接下来，不仅串联不搞了，而且所有新生一律回原学校闹革命。
于是，我和同学们莫名其妙地离别了教育我不足三个月的第二所中学——澧县二中。
第三学段：澧县五中一学年，没有课本
1967年，回到斑竹完小复课整整一年（前文斑竹拔节已载） 1968年春节前夕，我收到了澧县五中的录取通知。此时已取消考试制度，只经大队、公社和学校推荐。同班的还有我们大队刘传元同学，他是四生产队的。 去五中没有班车，60多里，一半山丘小路。报道那天霏霏细雨，两位父亲送我们。我不小心在途中被狗咬伤右腿肚子。后来听说父亲当天下午回家途中头疼病发作，并摔倒在田埂下，弄得一身泥水一身病，我至今愧疚。 县五中设在梦溪镇涔河南岸彭家公社境内。校园离河岸500米，南去县城约15公里。一条人工河护卫的校园，西面是一幢青砖青瓦楼房，上下各三间教室，接着是食堂；东面是一幢红砖红瓦楼房，上下各两间教室，紧接着是一幢学生宿舍，还有四幢平房。西南的运动场不大，连沙石跑道也没有。在校园与大堤之间是几十亩学农基地。 梦溪区7个乡录取的学生都在那里读书。我最初在32班，一个月又调整到30班。 虽然此时距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发表已一年多时间了，但似乎还是没有落实他老人家的指示，没有学工、稍有学农。与其说学文还不如说学政治。文化课没有课本，也没有教学计划，有课表但不一定按它授课。语文、政治课无非是与文化大革命相关的社论、中央文件和毛主席诗词和语录。物理、化学、英语、历史、地理课好象没有开设。 这一年和去年一样，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前期，也是“全面内战”、“文攻武卫”的非常时期。学校高年级的造反派头头顾、叶、邓三同学闹的得很凶。他们冲进县监狱将已服刑的罗天赐老师抢出来，组织师生们夹道三里，燃放鞭炮欢迎，呼唤口号，在镇剧院开庆祝大会。但时隔不久的一天夜晚，学校里突然又召开批斗大会，公安人员又将罗老师五花大绑押回监狱去了，造反派却逃之夭夭。罗究竟犯何罪，因何两进监狱，最后结果如何，我无缘得知。 还有一次，在学校礼堂召开批斗会，全体师生参加，标语满校飞，口号震天响。造反派残酷揪斗县委赵全志书记一行8人，挂黑牌子，罚站，拳脚相加，长时间弯腰九十度，最后捆绑游街。其中最残忍的是高年级的叶正元同学。
在教导处汤道金老师的组织和指导下，我和三、四个同学经常晚上围在半旧的半导体收音机边，收听、整理、刻印红色电波里的重大新闻——公报、社论、毛主席最新指示等。 凡遇重大新闻全校师生都连夜上街游行。
放了暑假，我迟走两天，获益不少。在高年级宿舍里意外拾到一套破了皮的《水浒传》（有学校图书馆的章），第一次知道了梁山好汉，第一次晓得了官逼民反。学校图书馆从前年起就已经关闭。好事成双，去校园草坪闲逛意外捡到10多斤废铁，在供销社废品收购部卖了一块多钱。我为有生以来第一次有这么大笔财富而窃喜，也为拾金归己惭愧了许多年。其实，寒假离校时，我的一床旧被絮和一把锄头被他人顺手牵羊拿走，受了母亲几年的唠叨。今天想起来，也许是报应吧！ 到了年底，突然传来消息，各公社自办初中，学生一律回本公社读书；县五中下放成梦溪中学，我们中武公社的学生已经没有资格在这里继续学习了。
第四学段：辍学九个月后，公社中学读了三个月
1969年春节后，我坚持不去公社中学，赌气辍学务农，但最终只能坚持八个月。 凑巧生产队会计业佑当选大队革委会委员，大队决定我接任生产队会计职务。我没学过会计专业，不知怎么当，心里没底，但还是服从了安排。不知何因，业佑始终没有交帐给我。与其说是会计，还不如说是宣传员兼记工员。 这年的四月，党的“九大”召开。早请示、晚汇报逐步制度化，男女老少跳忠字舞蔚然成风。十生产队晒场大，支部书记龚伦青亲自带领全大队见职干部跳忠字舞。宣传“九大”精神，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我工作的主要内容。组织木瓦匠师傅用土砖或木料，在每家堂屋顶里中央，做成一个宝书台。台上供放着毛主席石膏像，像下面摆放着《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台正面上方用红油漆公正地写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台正面中央写一个大红的“忠”字。堂屋大门两边，各制一块毛主席语录牌，红框白底红字，也有红底和黑字的。语录内容大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抓革命，促生产”。 最壮观，也最开眼界的杰作还是在屋顶刷写硕大“忠”字：我们爬上每户屋顶，用木棍和茅草茎扎的大毛笔，蘸着石灰水，在青瓦上刷上“忠”字，大的足有五平方米大小；在山坡上、田地边的显眼处，“忠”字更大。当然也少不了巨幅标语。 我当会计的另一项工作是填政审表。那时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开展斗、批、改运动。大队会计胡静林发给各生产队会计一叠表格，并做了填报说明。表格的名称已记不清了，但内容依稀，因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表也反复为社员填过，基本情况和现在的格表差不多，主要栏目是社会关系和个人政治历史问题。要求十八岁以上的社员都填此表。 填表是轻工。我背着书包，在社员劳动现场依次填写。社员们大多很理解，很配合。当然，也有偷偷发牢骚说怪话的。通过表填，我基本弄清了我们生产队每个社员的基本情况及社会关系。也不知何因，这些表根本就没有收上去，八年后我上大学时才将其销毁。 在做好宣传工作的基础上，我还负责阶段性的生产劳动，主要是和青少年、妇女们劳动的多一些。如插秧、割谷、锄草、挑稻草等活计。 虽然劳逸结合，文武兼济，并在实践中学会了美术字，广泛地熟悉了人际关系，得到了书本里得不到的东西。但我毕竟是一名求知欲强的青年，当我天天看到同学们兴高采烈地上学，失落感、自卑感油然而生，并且逐渐浓烈起来，十分懊悔自己一时冲动而失去读书机会。 九月下旬的一天早饭后，我和往常一样，扛着冲担向队里走去，准备召集“三八六一”部队把稻草挑回晒场堆码。远处迎面走来我农中时的张运思老师，他现在公社中学任教。 “哎呀，了不起，你当官了！” 还没有来得及和老师打招呼，老师却冷不放的讥讽着我。 面对张老师的激将和善意挖苦，我开门见山：“我就是想读书也来不及了！” 我欣喜若狂，掉头就走。来不及回家，将冲担扔在田里，也没给父母汇报，更没有向大队和生产队请示，跟着张老师一溜烟似的走了。 公社中学暂设斑竹完小，这也算我完小毕业后第二次回到母校读书。我来到学校，根本就没有履行报到手续，按张老师指点，我在教室后门边坐下来听讲。教室里坐的很满，从前面一眼扫过去，看见了几个熟悉的背影。台上讲政治课的老师个子高，眼睛大，口词好，打下课铃两分钟了，还在滔滔不绝，手舞足蹈。我早就迫不及待地想见见我的老同学们，忍不住大叫：“下课了！”同学们回过头来惊讶地望着我，不约而同打叫出我的名字来。 颜克波、刘传元等几个同学围着我问这问那，七嘴八舌地介绍学校的情况。校长就是这位教政治的老师，叫谢久安。小学时的王明城、李远惠老师仍是我们的任课老师，王老师也还是班主任。 我复学不几天，学校搬迁到新学校。新学校建在中武桥丘岗上，已建好一栋平房，南北朝向，三个教室，两个班，中间教室是我们的宿舍。还有一栋东西朝向办公用房没完工。 让我十分意外和高兴的是今非昔比，没想到新办的公社中学教学这样严谨，学风这么端正。课程抓得很紧很紧，语文、数学都有新编的试用教材。尽管同学们成绩参差不齐，但都相当刻苦。我们一律寄宿，深夜里老师催不走煤油灯下孜孜不倦的学子。即使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雪覆盖了我们的棉被，也没有一个同学回家避寒。我的语文还混得过去，数学几经努力仍似懂非懂。究其原因，一是本人秉赋不足，且又掉了大半年课程，二是数学陈老师是刚上讲台的民办教师，也历练不够。当时还设有俄语课，黄祖树老师授课。 学校成立民兵营，宣布我是营长。 此时，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在学校广泛开展。有一天王老师给我做工作，说公社教革会开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要两名学生代表，中学推荐我参加。我盛情难却，被赶鸭子上架，在全公社老师大会上，我首次侃起大山——如何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解决好热爱农村和求知的关系，今天的学习是为了明天更好地建设农村的道理；解决好专业学习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做又红又专的青年学生等等。发言获得了老师们热烈掌声和班主任王老师的赞许。这也得益于务农八个月的历练。 年底，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这篇社论的政治性、思想性、时代性很强，也有点文学色彩，学校把它作为重要的语文课内容，老师讲解，学生默读、朗读并背诵。文章里许多修辞手法和名言警句至今铭刻在心，其政治思想也影响了我们的大半生： ——资本主义无可挽救地没落下去，社会主义不可阻挡地兴盛起来；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象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旧世界风雨飘摇，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一任任的白宫主子，找不出一付挽救美帝国主义衰落的灵丹妙药。 ——七十年代，将是人民革命风暴在全世界更大兴起的年代，将是帝国主义在重重矛盾中加速崩溃的年代，将是全世界革命势力同垂死挣扎的反革命势力进行剧烈搏斗的重要的年代。 ——革命在发展，人民在前进。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的曙光就在前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结束三个月的紧张学习，同班三分之一的同学获得了初中毕业证和高中录取通知书。 继续读中学，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拐点，张运思老师就是这个拐点关键人物，他无意中的一句激将语，为改变我的命运起了决定性作用。2022年12月，张运思老师因患绝症医治无效，不幸辞世，12月4日上山归土，我远在三千里之外，清晨撰写《张运思老师一语激将我前程》，追忆师恩，寄托哀思。 | 
发表于 2024-3-21 15:08:17
发表于 2024-3-21 20:3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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