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从1972年初当民办教师直至2012年春退休，始终是个敲边鼓的角色，但我却敲得少，捶得多。所以我给回忆录赐名《捶边鼓》。 链接·阅读《书山有路》
梦溪读高中
1970年2月至1972年1月，我在澧县三中（毕业前夕更名梦溪中学高中部）圆了高中梦，度过了中学的黄金时期，尽管当时“左”的影响依然存在，后期又受到“两个估计”的干扰，但和前几年相比，可谓久旱逢甘露，我们在德智体诸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虽然我的初中漂泊游移、读无恒所，但我的高中是稳定的、教学是扎实的，尽管这所学校早已人去楼空。
1970年元宵节后，我和刘传元同学相伴去澧县三中（澧县五中更名），过雷公塔在涔河南岸遇上歇脚的谢承力同学。约下午3点钟我们三人到达曾经耽误我一个学年的母校。今非昔比，学校欣欣向荣。热烈欢迎新生的标语，整洁明亮的校园，有条不紊的报到程序，齐全且透着墨香的教科书，和蔼可亲的老师，春风满面的同学，扎实繁重的教学计划，让我深深地感觉到教学乱象已成历史，紧张而刻苦的学习生活开始了。 极具特色的是，学生班级是民兵建制，1、2排是高二属第1连，高一新生分为3、4、5排，为二连。我和谢承力同学分在3排，并同睡上铺一直到毕业。3排先后经历了三位班主任，孙逢显老师不到两个月，刘家义老师一年有余，教数学课的易继芳老师一直到我们毕业。
中武中学校长谢久安老师调任三中校长，因健康原因不到一学期调离。佘玉明校长在我们毕业的前几个月也调回了他老家石门县。汤道金老师仍然是教务处负责人。还有语文老师龚光美、政治老师王淑兰、英语老师孙登泉、物理老师张儒坤、化学姜先洪，潘宜元老师也偶尔教过我们的语文课。
这两年，是全面落实毛主席“五七”指示的两年，既学文，又学工、学农，还学军。学文的任务十分艰巨：两年时间要完成初、高中六年的课程。从1966年下半年到1970年春，读初中四进四出，一晃快4年，所学无几。学校先用一个学期集中补习初中课程，然后攻读高中课程。
由于新三届和老三届初中毕业生集聚一班，基础参差不齐，施教很困难，教学进度慢。我的语文勉强还过得去，数学、物理、化学有起有落，总算没有不及格的；但英语课糟透了，第一期好不容易记熟的一百多个英语单词，却在暑假里全部丢在稻田里了。
课本都是试用教材，扉页是毛主席语录。
语文课的政治色彩较浓，除大量的毛主席文章外，还有鲁迅杂文和报刊上的时事评论等，古典文学几乎没有。不管讲哪种课文，毕业于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龚老师都眉飞色舞、口若悬河、抑扬顿挫。早自习叫“天天读”，读毛主席著作，要求雷打不动。这对语文课是得天独厚的优势。
政治课没有课本，教学内容紧跟政治形势。先是讲党的十次路线斗争，“九一三”事件后又加上一次，共十一次。然后，是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常识。
学校组织我们去湖南拖拉机制造厂，分别下到六个车间当工人半个月，拜工人为老师，各学习一门技术。我去的车间里有钳工、车工和锻工。锻工很累，车工很细，钳工很脏。短时间的学习不可能掌握什么操作技术，但了解了拖拉机生产流程，体验了工人师傅的艰辛。 学校距新建的湘澧盐矿距采矿区分水岭22公里，距制盐场津市黄古山25公里。家门口产盐，师生无不欢欣鼓舞。1971年春夏之交时，我们高二3个排150多名同学自带背包，以行军方式徒步至分水岭，打地铺住宿一晚，第二天参观采矿区，还见到了那口当初出矿炼盐的大铁锅。 也去枝柳铁路建设工地参加劳动、慰问。校宣传队由龚光美老师执导节目。有天晚上在指挥部观看了石首县的慰问演出，大开眼界。
开了农基课，并有教科书，但几乎没上课，主要种好学农基地。每班十来亩，种蔬菜和油料作物，从耕种到收割一条龙包干负责，每周劳动两个半天。假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也是学农的重要途径，每期开学时必须向学校送交由家乡生产大队盖章的学农证明。
学军。请解放军来学校对我们进行了半个月的军训；组织实战拉练三次，或风雨交加，或烈日炎炎，日夜兼程一百多里；至于突然深夜全校紧急集合执行紧急任务有多少次，已记不清了。 有几次春耕生产时，帮助学校附近生产队积肥。 1972年1月3日，我在这里高中毕业。毕业前半年学校已改名梦溪中学高中部。录取通知书是澧县三中，毕业证却是梦溪中学高中部。53年过去了，我居然还记得三十多位同学的面容和名字：曾广兰、赵素媛、谢承力、赵克勇、彭世新、段友构、叶祥生、赵宏炎、赵生绪、涂运选、唐自成、彭信美、彭培刚、向慧、彭文德、孙圣娇、李秋芝、田培炎、刘厚久、谭惠轩、李先祥、 陈章友、宋善元、何耀其、胡世清、谭灰钧、何中平、傅绍国、陈克生、黄祖桂、周和平、陈祖平。张桂珍、黄登庆仅读一年。 春节期间，我们十多位同学相邀，在梦溪区几个乡同学家里互拜走访新年。 现在想起来，我们中武乡有我和黄登庆、张桂珍、陈克生、李先祥、谭辉钧、傅绍国同学在三排。还有颜克波、陈明益、胡国喜、胡林中、廖业军、曹成东、刘传元、曹文元等同学分别在四排、五排。
这两年高中，和前几年比，也是我学生时代吃苦最多、素质全面提高的两年，我既要跟上课程保持中上成绩，又要完成相关社会工作。在若干社会活动历练中，自己的组织协调能力、写作能力、编辑能力不断增强。
3排排长（班长）是谢承力，赵克勇是学习委员，赵素媛是文娱委员。团支部书记是曾光兰。有全校学生组织，第一学年叫战士委员会，主席是4排的陈明益同学；第二学年恢复学生会，主席是5排的谭徽林同学；这两年我都任宣传部长，主办黑板报和墙报，负责学生广播站和校宣传队的组织工作。由于工作量大，又怕影响他人的功课，具体工作都是自己动手，牺牲了不少的自习和休息时间。
黑板报办在教室的山墙上，6平方米，每两周出一期。策划、约稿、统稿、审稿、排版、插图，我唱主角。誊写的有范松柏、毛传松、雷学舫同学。报头是一条体现本期内容的最高指示；每篇稿子都有毛主席语录；花边是一色的红五星、小红旗和向日葵；插图也多是革命纪念地或工农兵造型。 中午，同学们刚端起饭钵狼吞虎咽的时候，我们的土广播站响起来了。“同学们，澧县三中广播站，现在开始第一次广播！”土喇叭里飞出赵素媛同学清脆悦耳、抑扬顿挫的涔水普通话。广播站中晚餐各一次，广播好人好事，播送报刊重要文章，两年如一日。且不说每天至少要10多篇稿子，组稿如何艰难，改稿如何费劲，播稿如何枯燥，仅就每天两次在饥肠轱辘的时刻，在饭香扑鼻的食堂大厅里，驻足一刻钟，看着别人狼吞虎咽，就让人够受的。为了集稿，我们建立了通讯员队伍，每排（班）两人，每天必须交两篇以上稿子，没有好人好事就交学习心得、诗歌、抒情散文。周公布，月评比，期总结。把优秀通讯员事迹在广播里和黑板报上表扬，介绍给团组织优先入团，推荐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没齿不忘素媛同学对我工作的理解和鼎力支持，没有她，我的宣传工作至少广播站就坚持不下去。她和我都是3排同组，有一年时间她就坐在我前面座位，我忙的时候，收来的稿子就塞给她修改定稿，平时也提出不少的好的建议。她既是班里的文艺委员，又是校宣传队主力队员，还要每天去食堂广播两次。 比起广播站、黑板报来，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不能等量齐观了。主要原因是严重缺乏导演人才。其实，为排好革命样板戏，我们下午步行往返40公里，到县城影剧院观看《沙家浜》，凌晨1点才回到学校。
有一次演出，胡成兰同学兴冲冲地跑到台前，运足底气，以涔河普通话报幕：
“下一个节目，三句半——五七指示就是好！”转身在台上“扑通！”一跤。台下哄堂大笑。还有俏皮的同学大呼：
“嘿，下一个鸡母：三斤半！” 会场上又哄堂大笑。
这出折子戏至今在同学们中传播。
那时读书便宜许多。高中每期学杂费和生活费差不多只40多元，外加每月29斤大米指标。当时小菜每斤都只2、3分钱，稻谷每百斤牌价9元5角、市场价15元左右，猪肉7毛4分1斤。每期开学前，我和父亲从家里给公社粮店送去两百来斤稻谷，换成大米指标130多斤转给学校当地粮店，换回的现金20来元就成了学杂费的主要来源。 便宜归便宜，但伙食不敢恭维。每天三餐饭，一周一次荤。8人一桌，一餐3两米饭，3个少见油花的大锅菜，大多是萝卜、白菜、南瓜、腌菜、米豆腐之类。开饭铃一响，同学每蜂拥而至，迅速将三钵菜均匀地分到8个饭钵，8双筷子风扫残云。饭后总有那么几位同学，在饭厅流连往返，巴望从菜钵里、饭桌上发现什么，哪怕是一片菜、一粒饭；还有那么几位，一双双谗眼，直瞪着那些加餐后仍吃香喝辣的富裕同学。 十七、八岁的青年，每餐吃3两米，根本不能满足身体发育的需要。虽然学校可以加餐，但谈何容易？那几年，由于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缺陷，粮食相当紧缺。就在我读高中那两年里，家里连续超支，每年缺半年的口粮，但家里还是千方百计保证我每天加三两饭，邀同学合作，中、晚餐各分一钵。星期天也去街上吃一碗米豆腐。 吃米豆腐的钱是变通来的。大姐三儿两女，自己还不够吃，也节省自己，给我几次米。小姐姐家里稍好点，有几次回家都绕路去她家，先美餐一顿，然后带回七、八斤大米，以两毛钱一斤的低价卖到街上，这样吃米豆腐就有了钱。 涔河北面的梦溪镇仅一条街，三块青石板由东向西从街道中延伸过去。街上的饭店、小吃部早已记忆模糊，只有那家米豆腐店历历在目。从学校出发，走过石拱桥，沿河边那条小路，向西走一百多米再上街，左边就是我经常光顾的家价廉物美的米豆腐店。 在一间木板房前，屋檐下烧着一个藕煤炉子，一口铁锅冒着热气，一张小桌上有序地排列着碗筷、砧板、酱油、辣椒末、香葱和油盐。绿黄色的米豆腐在桌边水桶里静静地躺着，晶莹剔透，惹人口水。 “同学，吃碗米豆腐吧！昨晚打的新鲜米豆腐呢！”女店老板递上木凳，一边热情地招呼我们，一边立即摆开了操作的架势。 我就是为一碗米豆腐而来的。老板麻利地将一小块米豆腐切成一厘米见方的小块，随即轻轻地放入早已沸腾的铁锅中。当碗中刚配齐佐料时，锅里已经翻滚了。 那种味、那个香，从此没有，也不会再现。 万事古难全，憾事随风去
毕业那个学期，有两件事至今刻骨铭心。
有一天，佘玉明校长把我叫去，送我一本《金训华之歌》，扉页上已题写“向金训华同志学习，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我受宠若惊。
自从一年多前学校提出拟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后，我当即向学校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以后又不断的上交了思想汇报。佘校长直接培养我的。校长和往常一样，给我讲党的性质、宗旨，党员的义务和权利，入党条件及入党动机，肯定我，鼓励我。但他最后一句话，却让我大失所望，他说他调回石门老家去了。校长的离去，我不仅失去了一位知我爱我教我的恩师和引路人，而且在学校入党已经基本不可能了。
我噙着惜别的泪花，象过去一样信誓旦旦。
结果如我所料，自佘校长走后，学校完全忘记了在学生中发展党员的承诺。
但毕业后，我始终牢记佘校长的教诲，在思想和行动上创造条件，两年后终于在鲜红的党旗下举起了右手，并一路跟着党正步走到今天。
毕业前的半个月，有一天中午，教导处汤道金老师突然通知我去学校办公室开会，我当即赶到那里。我班曾广兰、赵克勇也先后到达，四、五排也有五位同学。我们坐在汤老师房间里，和一位陌生男人闲聊。不一会儿就散了。回到寝室来才知道这陌生人是梦溪区教革办主任。第二天上午上课时，曾广兰、赵克勇和昨天参加座谈的同学，去区医院体检去了。同学中传出他们将被招为国家教师。赵克勇体检回来问我怎么没去，又说五排的唐厚文怎么又临时补上去了。我一时惶惑不解。
不几天，八位同学被招收为国家教师。我想，也许面试不合格的缘故吧。没有问老师，也没有任何人给我一丁半点安慰。
本来很好的心情却因此事搅乱了。好在毕业回到家里，第二天大队小学通知我去担任民办教师。
关于这件事的原因，接下来有许多议论，大致有三个版本。一说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疾贤妒能，拖延时间，没有及时将推荐意见送去；一说东西送去了，但因为我父亲的历史问题而政审不合格；再一说是前面的事根本不存在，被别人掉了包，因为当时顶替我的同学德才平平，八个指标怎么也轮不到他。不管是什么原因，四十多年来我始终没有过问，无论是当时的学校，还是大队党支部。只当我和曾广兰同学一样罢了。广兰同学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生，品学兼优的好大姐，眼睛高度近视又不知道可以矫正，因体检不合格而终生务农。好在她一对子女都读上了清华大学。
要说还有点遗憾的话，就是不知什么原因，厚文同学在他仕途辉煌、家庭幸福的时候，不明不白的自己走了，白白地浪费了一个同学们朝思暮想的国家教师指标。
三十四年短，小聚也快意
2005年10月9日，下午，我在办公室敲打键盘，沐浴着窗外和煦阳光。
手机突然响起来：“老同学，你好吗？还记得我吗？我从安徽回家探亲的！”一位女士清脆的声音，夹杂澧水方言的普通话。
“彭信美，哎呀！你衣锦还乡呀？”我楞了五秒钟，终于猜准了。她从蚌埠市回老家澧县，坐大巴路过常德向我致意。我们是澧县五中（三中）高中部3排（班）同学，1972年1月3日毕业，一花34年未见面了。
我想，应该聚一聚了，立即接通了家乡有关电话，县劳动局叶祥生同学负责联系部分老同学，县委办、县接待处安排金龙玉凤酒店发达厅。
翌日下午4点半，我和彭世新同学乘车从常德回到澧县城，在建材城大门边，等待彭信美的出现。
毕业后没有见过面。前年春节前夕，我突然收到来自安徽蚌埠市的贺年片，根据电话打过去，才知道是彭信美。她干得相当不错。高中毕业后参加农村工作队，1974年被录取到省水电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水利部淮海水利委员会，在此安居乐业。老公是单位领导，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微软公司从事技术工作，年薪十多万元。国庆长假和儿子回家探亲，儿子先走一步，她12日回去!
渐渐地，远处朝我们走来一位富态中年女性。是她！
“彭信美！”不约而同地互叫。
她也一口叫出了我俩的姓名，一口清脆的普通话。
现实的同学比我想象的要年轻，脸上几乎看不出皱纹，还是那个苹果脸。
车上寒暄一阵后，我告诉她，今晚女同学有曾广兰、赵素媛、彭文德、向辉，男同学还有赵宏炎、叶祥生、涂运选、黄登庆。
赵宏炎早已到“发达”厅恭候。
刚落坐，祥生来电话：他在县政府接访，要迟到。
拨通涂运选电话，说今天百多人在政府大院上访，刚撤回，立马就到！
涂运选同学是班上最小的，住梦溪镇郊，跑通学，小个头，一直坐在前排，热情，大方，朴实，男女同学都喜欢这个小弟弟。毕业后他从军多年，艳福不浅，在部队医院工作，在常德的女战友就有十来个。转业后，先后在县政法委、交警大队、公安局工作，现任县“110”主任。他姐姐涂运福在同年级五排，
此时，两位五十出头的女性在门前刚探进头。
“彭文德、向慧！”宏炎、世新、信美不约而同地叫。
果真是这两位女同学，读书时她们是非农户口。
一阵寒暄后，才知两位同学均退休，头发已经花白，孩子已成家，开始颐养天年了。
“昨天素媛挨家通知的我们，她和曾广兰，应该都快到了。”彭文德说。
曾广兰、赵素媛、赵宏炎、赵生绪四同学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学、高中停止招生，初中也停停打打，到1970年春季高中招生时，六六届和后三届的所谓毕业生就同在一个年级、一个班级了。这四位同学在班上品学兼优，既是我们的同学，又是我们的老师。但命运对他们不大公道，生绪同学英年早逝，广兰同学终身农民。
这时，叶祥生急匆匆地闯进来，一再道歉！金盛纺织百多人因改制问题集聚在县政府，他作为劳动局书记危命难辞，晚上八时还必须参加县委政府的办公会。祥生是我们班的幸运者之一，毕业不久他被推荐到师专读书，1976年就走上高中讲台，以后又弃教从政，先后任县局局长、书记。
幸运的还有谢力同学，1977年师大毕业后在常德师范任教，现任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教授。他一时从长沙赶不回来。
“召集人，还有同学没到呢！”我急着想见同学们。
“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广兰早从双龙出发早就应该到了嘛？黄登庆接待市检察院，就定在隔壁包房。素媛呢？还在辅导学生？”祥生边说边拨打素媛电话，又将电话给我。
素媛这位学姐，还是1992年五中校庆时见过面的，也没有她的电话，只知道她在城关实验学校教书，已退休，女儿、女婿都是乡镇主要领导，孙子都好大了。她说太高兴了，昨天通知了几位女同学，做完学生的辅导马上就到，广兰应该早就到了的。
我拨通广兰家电话，电话里老太太也许是她妈妈,不清不楚地说，中午就出发去素媛家里了。广兰上哪儿去了呢？她是没有手机的。祥生说只告诉她酒店，没告诉包房，马上下去在大门口接应。
大家都为她担心，也说起她的不幸与伟大。毕业时，她因为眼睛高度近视而失去了当国家教师的机会。回乡后，推荐读大学显然没有她；恢复高考后，她完全可以靠上名牌大学的，但她因为眼睛而放弃又放弃。她默默无闻地在农村养猪、贩猪，一直到杀猪买肉，算是一名女能人了，一个孩子在军大，一个孩子在清华。
祥生虽然没接到广兰，但唐自诚同学到了。他，毕业后我就没见面过，还是那么笑容可掬，说话慢条斯理的。常德卫校毕业，在澧县中医院工作，副主任医师。
黄登庆打来电话要我们先吃，他在隔壁等会过来。也难怪毕竟是检察院常务检察长，公务应酬也是工作。其实我们已经起席了。
乐极生悲。正当大家杯觥交错、笑语洋溢的时候，叶祥生拨通素媛电话，笑容顿失。素媛因高兴而摔了一跤，造成膝盖骨折，现已去医院；曾广兰因找不着我们，只得去素媛家而又赶到了医院。
真是乐极生悲！聚餐的热烈气氛突然凝固。太不公正了吧，我们三十四年才一聚啊！月有阴勤圆缺，人有悲欢离合。
待广兰赶来，已经七点半了。
接下来，合影。
赵素媛已检查完毕回家，明天住院做手术。因时间不早，我和世新要返回常德，没能去看她。但愿素媛姐早日康复，从此健康平安，万事如意！
四十周年长，全聚尚可期
机会可遇不可期。
四十年倏然而逝，聚首以庆似乎只是一种奢望，老家同窗静如止水，鸿雁不至。
谁知，2012年孟秋，段友构同学从吉首大学自驾飘至常德；也未曾想到，仅晚上的几个电话胜过八百里加急，立马让我们在县城星香源不期而遇。这四十年阔别的短暂似乎胜过两年同窗，即便涔河之滨物易其主的母校早已推平了那条宽阔的校沟，但四十年前的莘莘故事和真挚情感却永远定格、凝固在那里，因为那里是激情岁月的演绎，是空前绝后的读书异彩。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一群辞天命、达耳顺的黄发皓首，不知今夕何夕，竟然与不惑的时光不弃不离。
登庆同学夫妇的热心慷慨，运选同学夫妇的悉心料理，在杯觥交错中叙旧追昔，了却一年接着一年的追思与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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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26 06:24:50
发表于 2024-3-26 07: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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